博导给我的感悟是：首先要有学术定力，有定力之后乃有定见

本文为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纪念博导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百年诞辰而作，原题为“阅读王运熙先生”，首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6月19日，特此分享。

按照中国传统历法，今年是王运熙先生百年诞辰。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时光流逝，弟子思念老师的感情愈发浓郁。随着年岁增长，我对老师的体悟也不断加深。我总觉得，对于老师最好的纪念，就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王运熙（1926—2014），上海市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博士生导师。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王运熙始终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在汉魏六朝隋唐五代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领域尤有卓越贡献，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重要代表，其学术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都享有较高的声誉。

在我的书柜上，五卷本《王运熙文集》摆在最醒目处，这是我的常读书。在已出版的当代学者文集中，王先生的五卷本文集数量不算多，但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王先生《乐府诗述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等，都已成为学术界公认、可以流传久远的当代学术经典。

最近重读王先生文集，我特别注意王先生自撰的“简要年谱”。这份年谱显示，先生从23岁开始，“视力明显衰弱，从此夜间不能读写，白天工作时间亦须控制”。我也亲耳听先生说过，若是阴雨天气，光线不佳，白天都无法看书。可见王先生可以用来读书、工作的时间有限，大概只有别人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王先生曾经感慨地说，如果他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应该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先生身体瘦弱，且有腰疾，不能久坐。正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他用有限的工作时间，为中国当代学术作出了超乎常人的贡献。这何尝不是学术研究史上的佳话？

王先生学术研究的高效率从何而来？我以为这不但得益于王先生天赋之高，更得益于他独特的人生态度与治学精神。

王先生在《乐府诗述论》自序中说：“人的一生很短暂，贵在有所创造，留下若干值得纪念的东西。”他以质朴简要的语言说出自己的人生追求。“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人生有一种选择和坚守，同时就意味着会有别的放弃和漠视。

王先生善于做“减法”。他惜时如金，深居简出，谢绝一切社交性质的活动，对各种会议、讲学也严格控制。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集中用到学术研究中。这样看来，王先生用到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并不比一般学者少。和那些热衷奔走于各种社交场合的学者比起来，王先生用于做学问的时间反而更多。

王先生是一位天赋极高、年少成名的早慧型学者，他在23岁至25岁期间所撰写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其学术高度至今仍为国内外学人和读者所仰望。一个学者年轻时写点佳作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持之以恒。学术界有些才华横溢、成名甚早者，像烟花，虽瞬间闪亮，不久就泯然众人。反观王先生，天赋虽高但其才华却内敛而节制，处世淡泊而清醒，故早慧而能至老不衰。

2008年，我兼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向王先生约稿，他当时已经83岁，却很快就发来长文《中国中古文人对俚俗文学与时俗文学的态度》。至今我仍记得读到此稿时的惊喜，更惊羡于先生在耄耋之年仍保持健旺的学术创造力和清晰的逻辑性。

王先生学术的高效率与持久性和其独特的治学规划有关。他在一段时期内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领域，然后以此领域为大本营，自然而然地扩展。他最初研究六朝乐府民歌，顺势拓展至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在这个基础上，他又从文学史研究顺势跨进批评史研究。可以看出，王先生是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科发展需求，循序渐进地拓展治学领域的。

王先生拥有独特的读书方法，其特点主要不在于“博览群书”，而是在特定领域、特定时段，精研经典，“读破”典籍。他读书有一种切己体会的悟性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洞察力。他把其研究领域的最基本文史典籍读透了，并且融会贯通。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文学，虽然研究对象丰富，但有不少基本文献是相通的，如前四史、《文心雕龙》与《文选》、唐名家集等。王先生对这些文献反复阅读和运用，早已烂熟于心。所以，王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相当宽，其研究却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王先生具有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学术定力。有学术定力然后才有学术定见，这些个人的学术定见，经过时间的磨洗而得到广泛认同，就成了定论。这种“学术三定”是王先生治学的最高境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风气风云变幻，但王先生忠于学术，实事求是，不为名利所诱，不为环境所扰。他总是深思熟虑，轻易不出手，出手就是定见。王先生为人谦退、低调，但对于自己的学术与文章则有一种“定则定矣”的自信。

《王运熙文集》所收文章，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跨度长达60余年，其间文化、思想、学术不断变迁，而王先生的学术论断如定海神针，基本不受影响。这是何等难得的学术定力！陈尚君老师曾问王先生，以前的文章后来结集、重印时有没有改过，王先生明确回答：“没有改过，我的文章发表后没改过。”我核对过王先生书籍的前后一些版本，的确如此。更令人惊叹的是，我看过王先生的手稿，用钢笔行楷所写，页面干净整洁，连修改之处都很少，不必重新抄写。我想他必定于下笔之前，已反复思考，成竹在胸，再落笔成文。下笔即定稿，定稿即定见，确实不需要再修改了。

我一直在思考，王先生的学术定见从何而来？我的感悟是：首先要有学术定力，有定力之后乃有定见。

王先生的学术定力是基于实事求是、忠诚学术的理性精神，即在研究中注重客观性与逻辑性。王先生曾说：“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一贯的宗旨是求真，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和分析，力求阐明所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以我的理解，第一，其立论完全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上，根据这些材料一步步推断出结果，所以其结论可靠；第二，他的学术断语总是留有余地，从不夸张，不说过头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所以没有过度阐释的毛病；第三，表达平实，绝不夸饰。王先生写论文，很少用大词、用新概念、用形容词，更很少用很、极、非常等顶格的修饰性副词，似乎也不用感叹号、省略号之类包含情感的标点符号。他的学术语言平实而自然，总能以最朴实、节制的语言直抵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征，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王先生有“定见”但不固执己见，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以前的观点不妥，王先生会明确修正自己的观点。比如，王先生以前也是把《二十四诗品》归为司空图所作，后来读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后说：“我现在也倾向于《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这段话我读了很多遍，这一学术断语在表述上有很强的分寸感，态度很明确，但又留有余地，表现了一种科学、审慎的态度。

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是复旦大学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双子星座”，能成为两位先生的弟子是很幸运的。两位先生的弟子有通家之好，他们经常在一起上课，一起讨论。仰止之余，学生私下不免品评一二，王、顾异同便是其中的话头之一。或戏评曰：“顾先生似李白，王先生似杜甫。”因为顾先生性喜老、庄，通脱旷达，心宽体胖；王先生为人严谨，瘦弱严肃，颇似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像。但在我看来，王先生外貌似杜，但其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李太白。王先生34岁时，就主编《李白诗选》《李白研究》二书。虽然这是当时分配的集体任务，但王先生一直对李白情有独钟。在王先生研究的历代诗人中，李白所占的分量大概是最多的，他还连续当过三届李白学会的领导。王先生很少写诗，1985年5月他瞻仰马鞍山李白墓后，兴来赋诗一首：“诗国多英杰，尤称李谪仙。古风饶讽兴，乐府更明鲜。寂寞逢昭代，光辉垂万年。青山遗冢在，凭吊仰前贤。”王先生又为马鞍山李白纪念馆撰写对联：“戏权倖，戏公卿，谑浪朝廷有傲骨；忧苍生，忧社稷，彷徨中夜动悲吟。”王先生到底喜欢李白的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不是其气势磅礴，雄奇狂放，而是喜欢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精神气质。喜欢“天然”，这是王先生一贯的旨趣。王先生喜欢乐府民歌，曾论六朝清商曲：“吴歌西曲谱新篇，《子夜》悲歌最可怜。软语欢郎情懊恼，清音明转出天然。”“天然去雕饰”正是王先生为人与为文的境界。

1987年，我从王先生求学，他的家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天目中路。王先生在家里给学生上课，每周有课时，我们便可见到先生。在先生的书房“望海楼”里，隐约可以听到大马路上车辆来往的声音，听先生用浓浓的沪腔普通话讲课。到后来，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又到“望海楼”念给先生听，然后他口授修改意见。这一切，当时只道是平常，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岂可再得乎？

我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教，当面求教老师的机会更少了，但通过反复阅读王先生的文章，也有见书如面之益。我深以为，读王先生的书，可以解俗气而生智慧。每次读王先生的文集，总有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受。老师虽然远去，但他的书在，其学术精神就活在世间，成为学生为人治学的榜样和明灯。

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的大师，而且是纯粹干净的学者，他的学术坚守和高尚人格是当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流。二十年前，王先生赐赠《文心雕龙探索》一书，他在扉页上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如今，这十六字真言手泽如新，而王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多年。十多年间，学术界又发生了许多变化，近年又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未来的发展变化更充满不确定性。这时候，像王运熙先生这样的学术定力就显得愈加珍贵。

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重读王运熙，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刘长卿《听弹琴》诗：“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嗟乎，令人长忆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