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两位领导者多次要求缉捕“江西一号叛逆”

“一号叛逆”在景德镇落网

1950年2月18日，正在家里准备吃早饭的江西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王卓超，收到厅机要科长亲自送来的特急电报。电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发来的，电报讲道：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已两次向公安部报告，要求江西公安部门缉捕出卖邓演达的叛逆陈敬斋。邓演达牺牲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注：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总负责人。据称，陈敬斋匿居在景德镇一带，望省厅从速部署行动，尽早将陈敬斋缉捕归案。电报中还指出：缉捕陈犯为江西省公安厅的重要任务，陈犯系“江西一号叛逆”。

出卖邓演达的叛逆陈敬斋，是江西都昌县人，这是王卓超在春节前就了解到的。当时，农工民主党江西委员会有个叫陈其勋的常委，就曾到省公安厅找王卓超谈这件事。王厅长非常重视此事，打算春节后上班部署这一工作。谁知大年初二就接到了罗部长的加急电报。

王卓超看完电报后，让机要科长把浮梁行署公安处处长田平找来。（注：建国前浮梁县治在景德镇，解放后市县分离，景德镇单独设市，浮梁设行署。）田平赶到南昌，王厅长向他布置了缉捕“江西一号叛逆”的任务。

3月7日，由省公安厅特别邀请的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常委陈其勋、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常委向法宣二人，乘专车来到浮梁行署公安处。当晚，陈、向二人向办案人员详细介绍“一号叛逆”的各种情况。最后，田平处长将访查对象锁定在50岁至55岁之间、在外面混过“码头”的男性，尤其是有文化的人。

专案人员缩小范围排查，结果发现，浮梁县城青峰岭有个开设“利兴福”瓷厂的人，名叫陈福林，其各方面情况与案疑条件相符。办案人员随即对这个陈老板展开详尽的调查，基本上认定这个陈福林就是陈敬斋。

很快，浮梁公安处将陈福林逮捕，立即组织审讯，陈福林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陈敬斋。“江西一号叛逆”就此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一号叛逆”的深重罪恶

陈敬斋1925年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先后在广州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北伐前夕转任第三军卫生材料库库长，随军北伐。1926年9月，北伐军由鄂入赣，攻克南昌，陈敬斋调任江西省检察厅检察官。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建立，共产党人王忱心出任秘书。在此期间，陈敬斋由王忱心介绍加入了中共党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继而是“宁汉合流”，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扯旗反共，在南昌“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目睹敌人刮起的腥风血雨，陈敬斋被吓坏了，脱离了党的组织，回到都昌躲避风头。

然而，陈氏难耐政治寂寞，1928年5月跑到上海，找到王忱心。由王介绍与谭平山见了几次面，加入了第三党，担任该党的地下工作。在陈敬斋看来，加入第三党既无政治上的危险，又有做官的机会。

由于王忱心的推荐介绍，陈敬斋晋见了第三党负责人邓演达，并被任命为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组织部的负责人。这比原先担任地下工作上了几个台阶。但是，陈敬斋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组织纪律的严格约束，工作上几次出现差错。上海分会鉴于这种情况，报经邓演达同意，撤掉了陈敬斋的职务，分派他前往福建工作。陈敬斋知道去福建定然艰苦而有风险，不愿前去。1931年3月，上海分会停止了他的工作。

这时候的邓演达，正在领导第三党积极进行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宣传舆论和实际组织工作。邓演达和他领导的一系列反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蒋公开悬赏缉捕邓演达，赏金是三十万银洋。

陈敬斋就这个眼高手低的政治混混，一方面对第三党的前途悲观失望，另一方面见钱起心，决计叛党求荣。他化名为钟春岑，于1931年7月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投邮了一封告密信：“我是第三党党员，知悉邓演达在上海的行踪。如有需要我者，请派人前来联系，以钟国昌寻弟名义，在沪《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约定联系地点。”密信的末尾提出了密告条件：“希给以经济上之援助与政治上之掩护，希望资助出洋。”

稽查处长邓警铭马上向蒋介石报告。蒋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钦点王柏龄去将邓演达抓获。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厅长的王柏龄，系蒋介石的亲信，早在北伐前夕和北伐期间，就与邓演达有隙，故对缉捕邓大为热心。他指使邓警铭按照约定登报，与陈敬斋见面接头，策划密捕邓演达的方案。

8月15日，第三党在上海静安寺愚园坊20号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为即将发动的江西武装起义培训骨干力量。陈敬斋在刺探到短训班的情报的当天，便来到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伪装态度沉痛而诚恳，要求在短训班上“聆听讲话，接受教育”。上海分会将这种情况汇报到邓演达那里，邓同意陈敬斋出席17日下午的结业仪式。

当天下午，邓演达正在发表讲话，陈敬斋说肚子痛，溜到外面立即给侦缉队长王斌挂去电话。不久，王斌率特务、警察几十人，将愚园20号围得水泄不通，在场的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十余人尽被逮捕。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杀害在南京城外麒麟门的沙子岗。

案审中的一波三折

1950年3月24日，陈敬斋被解押到南昌。陈敬斋落网归案，对农工民主党来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事实上，邓演达当年被捕遇害后，第三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了解到正是陈敬斋出卖邓的，要派人除掉这个叛逆。但几年来一直找不到陈的踪迹。第三党后于1935年、1947年两改其名（注：1935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但其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历史。

建国之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把缉捕陈敬斋归案的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陈敬斋受捕归案后，迟迟没有审理定性，不禁让农工民主党中央的领导人为之焦虑，只得将此案呈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此破坏革命出卖领袖之叛徒，自应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周总理马上作出批示，并要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中央办公厅又函告中共江西省委。省委当即决定由省公安厅长王卓超亲自审理此案。

不料，案审中出现新问题。狡猾的陈敬斋一口咬定出卖邓演达是第三党领导成员王忱心指使干的，并编造了情节，有意把案情搞乱，而且把一盆脏水泼在王忱心身上，使得案情更加复杂化。

在一时无法取证的情形下，中共江西省委与农工民主党中央商议，决定由公安部直接审理。陈敬斋随即被押解进京。

在陈敬斋解京的几天之前，当年与邓演达一同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写来了一份证明材料，证实陈敬斋确是出卖邓的叛徒。6月19日，当年在上海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正副总指挥、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蔡廷锴，致函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查陈敬斋谋害邓演达先生，罪恶绝无可宽，理应要求政府早正典刑。”

公安部专案组通过外调内查，在民主党派的有力配合下，搞清了一些疑点，提审了陈敬斋。在大量确凿事实面前，陈敬斋不得不承认出卖邓演达的全部罪恶。

195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陈敬斋死刑，6月19日执行枪决。当年出卖邓演达的“一号叛逆”，得到了最终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