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正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谢玉岑文艺现象的当代之思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谢玉岑文艺现象的当代之思

□ 衡正安

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常州文艺名家谢玉岑，英年早逝，犹如一颗流星划过长空，不仅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过去，更照亮了未来。在短短37年（1899—1935）的生命中，他的文章、诗词、书画和金石，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他是传统文化体系培养出来的具有典型文人气质的文艺全才，他生活在新旧交替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在其文艺成就中我们看到了三千年之未变、三千年之大变的历史转折，更引发了我们在百年“大变”之后，对当前“再变”的未来思考。

近年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对谢玉岑及谢氏一门的研究、关注和各种学术专著的面世已成为一门显学，先后出版有《谢玉岑集》《玉岑遗稿》《谢玉岑词笺注》《谢玉岑研究》《谢玉岑评传》等，以及其子谢伯子的《谢伯子研究》《谢伯子谈艺录》《谢伯子评传》等专著，电视、报刊、画廊、拍卖行和新媒体的各种宣传和报道也屡见不鲜。一位生活于二十世纪初的文艺大家，渐渐被世人所认识、研究和关注。

客观地讲，虽然谢玉岑在诸多文艺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但如果单项拿出来和哪个响当当的人物相比，我觉得并不是最耀眼、最瞩目、最突出的，更不能成为一种文艺现象。然而，如果从其综合才华，特别是他仅仅活了37岁的年纪，就足以成为一种代表、一种现象来看，从百年后的今天对照文艺人才现状、知识结构来观照，则令人惊诧，引发我们的思考。

谢玉岑被誉为“江南才子”，此言不虚，从他大约写于19岁的骈体文可见一斑。如《暮春致友人书》：“数声谢豹，摧残南国之春。一片鹧鸪，落尽梨花之雨。”《新建梅花吟社小引》：“空山落叶，三更挂月之村；古树苔花，一抹冻云之地。”平仄、声律、对仗、画面、才情，深得骈体文之精髓，小小年纪才气四溢。其弟谢稚柳有言：“（谢玉岑）早岁骈体文极工，气机流畅，近简斋，后宗六朝，取法徐、庾，然用情思太剧，体气不胜，壮岁屏不复为。”谢玉岑留下的文章不多，约33篇，但形式多样，除骈文外还有评论、小传、手札和题跋，有“博通经史，做起文章来，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之评（陆丹林语）。

谢玉岑有“江南词人”之誉，在1916年至1934年间，作词130余首，词风清丽、缠绵悱恻，备受时人推崇，夏承焘、金松岑、龙榆生等当时的词作大家均给予极高的评价。在短短的一生中，谢玉岑作诗300余首，古体、近体，五言、七言、绝句皆善，咏物、抒情，人物、山水、花鸟等内容广泛。金松岑评其词“风光绮媚，如其为人”。谢玉岑常与当时的名家王春渠、唐玉虬、王巨川等切磋诗词、相互唱和。

谢玉岑的书画最具特色，不仅与名家张大千情意笃深、相互欣赏，而且还得到黄宾虹、吴湖帆、徐悲鸿等名家的激赏。其书，取法三代，擅长篆隶，旁涉简牍，上追甲骨，给人以朴茂雄强、古雅厚重之感。有评价称其篆书“前不亚于吴大澄，后不逊于马公愚，可谓秀笔一枝，超凡脱俗”。其画，是典型的文人画，设色淡雅、用笔冲和、意境深远，书卷气溢满画面。更为难得的是有“词人画”之誉，即画中有词景，以词境立画意，乃得文人画鼻祖王维之精髓。

以上概述，足以看出谢玉岑在文艺上的综合才华。在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其能受到诸多俊杰的赞赏、首肯实属不易，在短短一生中取得如此全面的文艺成就更值得探究。1872年和1875年，李鸿章先后两次在奏折中提到时局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谢氏就生活在那个“变局”的时代，他的身上保留着传统文艺家“未变”的优秀文脉，也生逢中国“大变”之时代。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再变”的历史时期。笔者认为，谢玉岑所表现出来的文艺现象，对照当代文艺界发展的现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可以带来“不变”“大变”“再变”的深度思考，从而探索出一条属于当下的文艺发展新路，这或许是研究谢玉岑先生的最大价值。

三千年未变

纵观三千年传统历史，中国在政体、学术、文艺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十分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

从春秋时期儒家学术的建立，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道家思想和外来佛学的引入，直至明代阳明学术的张扬，其思想的核心乃是一套心学体系，两千余年没有本质的变化。而西方历史在哲学上的重大转向至少三次，小的思想变化无数次。同样，思想和政体的不变，也带来了文艺结构的稳定，特别是唐代科举制度的设立，为这个不变的结构建立了制度的保证，其中培养“通人”的人才观，上千年没有变化。这虽然与自然科学发展观相悖，但对于文艺发展的性质，人才的知识结构、培养和成长方式，显然是非常有益的，这一点在谢玉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37年的短暂生涯中，几乎对传统文艺有着全面的浸染和实践，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果对照当代文艺家的现状来考量，则更值得探究和深思。

然而，在谢玉岑那个时代，他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是长于他的书画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还是同辈的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以及著名的学者沈曾植、高吹万、叶恭绰、马一浮等，都表现出综合的文艺才能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他们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文章金石，甚至经国大业等方面都有综合的表现，这是传统“通儒”人才培养观的具体体现。

三千年之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民国成立，是新旧交替最激烈、社会最动荡的时代，谢玉岑就生活在这个“大变局”时代。他的身上有着典型优秀传统文人的气质，保留着传统文艺家的知识结构，同时又努力地向现代转变。他先在岳丈钱名山的“寄园”里求学，后以工商之学、银行之业立足社会，以教书育人为生计，以传统的诗文书画滋养生命。

百年来，我们的前辈为了民族救亡、国家富强，励精图治引进现代文明，大力弘扬西方科技，打破了传统“私塾”家学，全面实行了现代教育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培养文艺家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的综合到现代的分科，从以往文艺家重视人文修养到现代掌握一项技能为社会服务。但是在适应社会发展和需要的同时，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不足和问题，如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快餐式文化等现象时有发生，作品广度、深度和厚度缺失，炒作和形式至上，像谢氏以及那辈文艺家一样具有深厚而全面的功力和才华者不多。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丢掉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有着很大的关系。当前，文艺界有识之士已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挖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艺中的精华，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自我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扭转文艺界的不良风向。

三千年再变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各民族的文化只有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丰富多元，才能具备健康的发展格局和理想的发展方向。百年来，我们的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依赖于对现代文明的吸纳和新的创造，弥补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缺失。西方文化以“理念”为基础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是产生近代文明的重要基础，中国文化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心性”文化体系，强调经验和直觉，这正是文艺的灵魂和核心。几千年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和向内追求的压抑性，好像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但是在这样的文化性质下所产生的文艺具有厚重、博大、深沉等特征，这种文艺的基本属性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中，成为我们核心文化的标识，她也完全可以融入现代的文化、教育体系之中。

我们当代文艺家可以重塑自己的知识体系，在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基础上，融入优秀传统文艺思想，如强调整体、向内、综合、修身等，将全面的人文修养作为文艺家知识体系的本质内容，像谢玉岑等前辈一样全面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和知识水平。我们须建立一套既保留传统的优秀文艺特色又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文艺人才培养体系，如此才能走向属于自己的现代文艺发展之路。

谢玉岑先生是典型的传统文人意义上的文艺家，他的英年早逝对于个人、家庭和当时社会都是重大的损失。然而，这位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文艺全才，让我们看到了在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文艺家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反思当下文艺人才发展的结构、存在的问题，重塑现代文艺人才的培养方式，加强对传统文艺“通才”的认识，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江苏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