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一场运动迅速席卷而来,地方、部队干部对此都有些不理解。
运动之初,部队尚未介入地方工作,但有些单位也开始响应运动,大家对运动的看法出现两种不同态度。大多数人表示部队不应该介入地方,要保持稳定。作为山西省军区党委班子里,13位常委,12位常委反对部队介入地方派性斗争,只有一位认为应该介入地方。
这位并不非别人,而是省军区政委张日清。
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金钰个人认为,部队不能乱,作为司令当务之急就是稳定部队,不能参与派性斗争。因此,他坚决不参加派性,却遭到打击。
因为军区政委介入地方派性斗争,导致地方派性组织经常到部队,产生内部矛盾。陈金钰回忆说:为解决内部矛盾,做大量工作,希望班子保持团结,也希望不大不要介入地方。效果并不理想,反而形势越来越无法控制,地方各级陷于无法工作的地步。
当时,山西的群众组织里,军区政委支持的一派与省委所支持的是相互对立的组织,斗争很严重。陈金钰条件省委和省军区的矛盾。1967年1月,刘格平指挥的红派,也称为总站派;张日清率领的联派,称为兵团派。后来,两派联合在一起。
夺取地方权力后,刘格平与张日清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导致两派出现对立,从文斗上升到武斗。因为省军区下辖没有什么武装力量,加上上级让军队介入地方,派69军调防到山西介入工作,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作为省军区司令的陈金钰也算减轻不小压力。因为军区副司令、副政委等都受到冲击,他本人工作也很艰难。
69军驻防山西后,刘格平传达所谓“指示”,要69军支持自己。军长解振华对此没有急着表态支持谁。有人对解振华迟迟不表态不满意,但他采取一碗水端平。
对于陈金钰的处境,北京军区领导经过调查了解,认为陈金钰没问题,决定保护起来,调北京军区担任副参谋长,负责军区民兵工作。山西省军区的工作交给解振华来负责,他兼任省军区司令,革委会主任以及省委第一书记,而两大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调调去学习,离开山西革委会。
陈金钰在山西省军区担任司令员时,省军区的主要工作就是民兵工作,如训练、征兵等。担任副参谋长是平级调动,而且分管的工作也是自己熟悉的领域。
民兵工作是配合正规军作战,补充不大,支援前线,维护交通,保卫政权,巩固后方的需要。实际上担负的任务也不轻。
在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位置上一干十多年,到1982年随着干部年轻化号召而退居二线,按照副兵团职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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