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湾问题为交易，1950年美国军方如何逼迫，国务院加快对日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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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0年年初，杜鲁门和艾奇逊先后公开宣布放弃保台后，对华形势并没有如艾奇逊等温和派期待的那般逐步稳定下来，反而日趋紧张。

就美国国内而言，共和党发动了对民主党政府中国政策的猛烈抨击。不久，关于艾奇逊不顾五角大楼反对、劝阻总统不要阻止共产党人夺取台湾的消息泄密，更是火上浇油，新闻媒体大加炒作，公众舆论对艾奇逊和国务院一派谴责之声。

1、国务院的“大换血”

1950年2月9日，谋求参议员连选的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人麦卡锡又跳将出来发表演说，谴责国务院的叛徒应该对把中国出卖给共产党人负责，并尤其点名攻击了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和杰塞普，在2月20日参议院要求举证时，麦卡锡提供了一份名单，指控81名国务院雇员过去或现在有共产主义倾向。

尽管麦卡锡指控多为无中生有，但却正好迎合了公众要求追究中国政策失败原因的心理需求，为期四个月的国会听证会搞得民主党政府狼狈不堪，由此导致了对政府机构雇员广泛的忠诚调查，民主、共和两党的外交路线也在中国政策上迅速走向分化艾奇逊当时穷于应付，被中国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他后来回忆那时的情形时曾以夸张的笔法不胜感慨地写道，共和党人正在调制巫师的魔药以供公众享用，并准备在国内进行血腥的党派混战，而当此之时，新成立的中共政权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应又给艾奇逊和对中苏分裂抱有期待幻想的温和派们“浇了一瓢冷水”。

北京方面并没有重视美国对华政策所留的相对余地。相反，百年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的深刻记忆，开天辟地开国立业的壮志豪情，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天然联系，加之对美蒋沆瀣一气的痛恨，凡此种种，都促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坚决地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2月14日，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条约的订立，无声地宣告了艾奇逊离间中苏关系的政策遭受重大挫折。

此时，艾奇逊正面临共和党的攻击和麦卡锡的指控，而北京政府又没收了美国领事馆财产，以显示中苏共同的对美立场。艾奇逊无从再做选择。国务院撤回了所有在华外交人员，由此也断绝了中美直接沟通的一切渠道。3月15日，艾奇逊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称美国反对任何“在其国境之外的冒险”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同时允诺将为韩国和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艾奇逊此声明的目的在于警告中国，它标志着压力之下国务院等待与观望的温和对华政策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华立场日趋强硬。

迫于各方压力，国务院进行了人事改组。由于中国政策的失败，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成为替罪羊。3月28日，主张对国民党采取容忍、同情态度的腊斯克取代了巴特沃思，成为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为向共和党超党派外交要求作出妥协，4月6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又任命共和党外交政策的首席发言人杜勒斯，为国务院的高级顾问，参与远东政策的制定工作。此二人均为反共强硬派，认为保台对美国在亚洲的安全至关重要。

此外，政策设计组也进行了改组。凯南由于与艾奇逊等人在北约和重新武装西德问题上的分歧而离职，取代他的是保罗·尼茨。新人物的登场，也意味着适应新形势的新观念随之产生。

2、日本国内的媾和主张

1950年4月25日，日本大藏大臣池田勇人访美，与美方讨论关于道奇改革以来日本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日本建立出口融资公司，筹措相应基金以争取美援贷款等问题。

5月3日，池田通过道奇向美国政府方面传递了日本首相吉田茂的秘密口信，表示：

（1）日本政府希望早日媾和，愿意接受一个即便不包括苏联的分离的和约；（2）由于在野党倡导全面媾和论攻击政府，因此如果能早日缔结一个内容妥当的和约，可以期待舆论的支持；（3）为减少美国军方反媾和的阻力，日本可以向美军提供基地，如果美国政府不方便公开此项条件，可以考虑采取由日本政府请求美军驻留的形式；（4）需要研究如何使美军驻留而不违反和平宪法的问题，此外吉田还隐晦地提到苏联可能先于美国提出和约，并可能以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归还给日本作为诱惑，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池田传达的日本政府的信息引起了道奇、巴特沃思、腊斯克、杜勒斯等人的重视。

吉田何以如此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希望能尽快结束美国政府内部分歧，实现媾和，早日恢复日本的主权国家地位。由于美国迟迟未就何时可能媾和作正式表态，他感到此时日本政府有必要采取主动，为打破美国政府内部的安全僵局创造些条件。

自1949年9月贝文访美，英美准备共同推进媾和以来，日本国内关于媾和问题的讨论变得活跃起来。局势的发展使得讨论的核心集中在单独还是全面媾和的问题上。

1949年11月8日，日本第六届国会开幕，当天，吉田在众议院发言中表示，日本要么选择单独媾和，要么就根本没有和约。11月12日，吉田在回答无党派参议员太田敏兄提出的单独媾和不能算是真正恢复和平时，又更进一步明确表示：

现在问题不是单独媾和或全面媾和，哪一种好，这是要根据国外的情况，即外交的国际关系来决定的，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但就盟国的希望来说，恐怕愿意全面媾和，如果不能全面媾和，对不愿意全面媾和以及不能对日媾和的国家也不能强制非要全面媾和不可。因此也有可能单独媾和，可并不能肯定就是单独媾和。对于假设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能随便发言也可以这样来考虑，从单独媾和走向全面媾和过程中作为一种途径，可能产生单独媾和。不论如何，即使能同少数国家媾和，也比不媾和要好。我抽象地认为如果它是导致全面媾和的一条途径，更应当高兴地予以响应。当面临具体问题时，政府将决定方针和进一步阐述。

12月，在野的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日媾和问题的一般态度》声明，提出“全面媾和、中立和反对军事基地”的主张。

1950年1月，以“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召开及其声明的发表为契机，左派和独立知识分子再度提出全面媾和的口号，主张日本在冷战中应保持非武装中立，也不向任何外国提供基地，对上述全面媾和论，吉田领导的保守党内阁认为不现实而予以反驳。

1月23日，吉田在第七届国会的施政演说中又强调，尽管所有人都希望全面媾和，但这必须取决于国际上的客观形势。此后在日本国内，早日实现单独媾和与全面媾和成为执政与在野党尖锐对立的分歧点，并因此使各党政治立场变得旗帜鲜明。

当时的日本仍然处于动荡中，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均不太稳定。

自“道奇路线”下超均衡预算改革实施以来，日本国内中小企业萧条，大量倒闭，舆论对此强烈不满，受其影响，公众对吉田内阁的支持率也在下降。

根据《朝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自1949年秋到1950年4月之间，吉田内阁的支持率从43%下降到31.7%，执政自由党的支持率也从40%下降到32.3%。从执政党在议会的议席占有率上看，此时吉田内阁执政地位也不稳固。在1950年5月2日第七届议会闭幕之时，执政的自由党在参议院中仅有61席，议席占有率仅为24.4%。经过6月第次参议院大选后，自由党增加了16席，达到77席，但在野社会党的议席也从42席增加到62席，两大党议席的差距在缩小，自由党的议席占有率也仅为30.8%。

由于执政党的议席占有率低，吉田内阁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公众舆论的支持。不过，对吉田而言，相对有利之处在于：

其一，同一调查也显示，对执政党支持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对在野党支持的上升，在野各党的支持率变化不大，持观望态度的人数在增加，这给了政府以争取民意支持的空间；其二，尽管执政党地位不稳固，但在野的社会党也无法组织强有力的攻势推进其政治主张，因为该党内部面临左右两派的分裂，使其影响力大为下降。

当时一些新闻机构也对与媾和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了民意调查，1949年8月《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希望媾和后美军继续驻留的人占46.4%，希望日本永久中立的人仅占3.4%。自1949年11月全面媾和论登场后，《每日新闻》也做过一个舆论调查，根据该调查，有49.4%的被调查者支持早日媾和，而认为即便推迟媾和也要采取全面媾和方式的人只占33.9%。

从这些调查来看，希望早日媾和并且不反对美军在日驻留在公众舆论中占据压倒性优势。

由此不难想象为什么吉田把争取早日媾和视为关键。到1950年4月，吉田已经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视为获得主权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决定要做出努力以推进媾和了。

3、台湾问题上的“交易”

日本政府的表态使国务院感到兴奋，当时正负责对日媾和事务的巴特沃思向代理国务卿韦伯表示，这是日本方面第一次正式表示可以接受一个不包含苏联并向美国提供基地的和约，艾奇逊正在伦敦参加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尚不知情。

在伦敦会议上，当面对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远东事务负责人丹宁对日本问题的诘难时，艾奇逊承认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使他无法向贝文说明美国的立场。

但在国内，国务院的腊斯克、杜勒斯等人却已致力于谋求打破美国远东政策的僵局了。

他们选择的突破口是台湾问题。长期以来，国务院与军方在对日媾和问题上主要的僵持点是媾和所涉及的太平洋安全问题，而台湾问题是国务院与军方及麦克阿瑟分歧的一大关键。五角大楼宣布，除非政府在亚洲其他地方，尤其是台湾采取更积极的遏制政策，关于日本的分歧才可能被解决。

5月18日，上任不久的杜勒斯提出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要求把日本的安全问题和台湾的防卫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该备忘录指出，由于中国成为苏联的“小伙伴”，对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如果美国继续在苏联侵略面前表现出如在中国那样“撤退”的倾向，将会对所有欧洲和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区产生“不断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

“日本的情势可能不堪一击并且菲律宾也可能如此。印度尼西亚，其大量的自然资源，可能失去。中东的石油也会处于危险中”。

而这一系列灾难，只能通过美国坚决站在一些“争议点”上才能阻止。在这些争议点中，“台湾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因为它接近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并被非共的有道义责任的朋友和盟友所占据，不会很快屈从于苏联大陆势力的影响。

如果美国不准备为阻止台湾陷入“中国和苏联的联合扩张”而不惜一战，那么世界会认为“我们正再次后退”。杜勒斯的建议是，美国应托管台湾，并以美国的海军力量阻止大陆对台湾的进犯。

总体上，杜勒斯备忘录将台湾视为需要美国向盟友显示其反共“信心和决心”的特殊地区，认为美国对台湾的防御实际代表了一种对盟友的承诺，最终可以防止日本和东南亚陷落于共产主义之手。该备忘录显示了国务院内部在保台问题上的新动向，并为重新承诺支持国民党开辟了新战线。

一直代表国务院与军方打交道的腊斯克则更为积极。5月21日，他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汇集了杰塞普、麦钱特、斯普鲁斯、豪以及政策设计组新任组长尼茨等人。会上，腊斯克表示，美国应以武力保卫台湾，并应以包括准许中国加入联合国、增加给韩国和东南亚的援助以及加速对日媾和等一揽子解决方案，与其配合。

他要求与会者支持他向艾奇逊提出上述建议。

5月底，腊斯克将其设想汇总成一份名为《美国对台政策》的秘密备忘录，提交给了艾奇逊。

腊斯克的备忘录指出，自从1950年1月关于对台政策实施以来，形势已发生变化，温和派的政策已经失败，中苏条约的签订、共产国家集团承认胡志明政府等，均表明中共政权完全是克里姆林宫的卫星国、军事力量的基地以及莫斯科的代理人，共产国家集团对其他东南亚国家具有侵略的危险性。

目前就美国而言，由于不能确定中国的未来行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的现状，使美国对日本、菲律宾、印支等关键地区和其他受威胁国家的政策也无法确立，因此，美国必须改变先前对支持或参与台湾事务限制的规定。

备忘录提出，美国对台应采取的必要具体措施包括：让蒋介石退休，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以第七舰队阻止大陆侵略台湾等等。

腊斯克也将台湾问题与日本问题联系在一起。他提到了日本对推迟媾和与共产党力量在西伯利亚、北韩、满洲等地区的强化所产生的不安，并特别引述了池田给道奇带口信时所提到的关于吉田对美国未明确做出对台湾、印支、南韩和印度承诺的不安，腊斯克借此强调，如果美国要把日本作为未来的盟友，就必须做出坚定支持日本的承诺。

杜勒斯、腊斯克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观点已与军方的观点趋向一致，5月20日，麦克阿瑟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把台湾比作“处于对苏战略理想位置”的“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称如果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则整个太平洋周围的防线将陷于危殆。布莱德雷对此极为欣赏，要求将其呈总统亲览。同时，麦克阿瑟也在东京向英国人大谈台湾是“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他告诉盖斯康因和布兰特海军上将，控制台湾将决定日本和东南亚的未来安全。整个5、6月间，腊斯克都在政府各部和国会奔走游说，谋求各方对其关于台湾问题新计划的支持。他建议艾奇逊与共和党参议员做交易，以政府承诺保台为条件，要求参议院同意接纳北京政府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尽管艾奇逊本人在台湾问题上仍然犹豫未决，但是，6月8日，在腊斯克的敦促下，艾奇逊废除了国民政府以过去剩余援款购买武器的几乎所有的限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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