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文明是灾殃还是福祉？

每一个文明都不乏追远思古的诗人和思想家。在他们看来，史前人类是“高贵的野蛮人”，没有因文明的玷污而堕落。在久远的过去，“混沌初开”，那是人类的幸福时代，人间犹如地上的天堂。印度史诗赞美田园诗一般的昔日生活，人们自由而安全，不知种姓制度为何物。无独有偶，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赫西俄德追溯了人类每况愈下的堕落轨迹，从久远的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一直到暗淡无光的当今时代。

从历史上看，最初的人间天堂观念也不乏现实基础。就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言，文明诞生以前，部落成员可以自由而平等地获取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经济平等和社会同质性乃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然而，当部落民转变为农民，便失去了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也不再拥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而是必须承担特定的义务，虽然这些义务的具体内容因地而异，但结局毫无二致。国家、教会、地主和放贷人层层盘剥之后，农民的劳动成果只剩下一半甚至更少，因此他们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历史学家估计，在地球上的所有文明中，精英统治阶层仅占总人口的1% ～2%。然而，不论哪一个文明，统治阶层都攫取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农民起义，为什么从1801年到农奴最终获得解放的1861年，沙皇俄国发生了1467次暴动。

随着文明的到来，不仅经济关系出现重大变迁，政治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革。在新石器时代，村民受到的内部或外部管控少之又少。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国王、皇帝和官僚机构取代了部落酋长和村社长者，从宫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法官，直到书吏和账房先生，官僚机构的控制无所不至。文明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出现了教会统治集团，而且这个统治集团与帝国行政体制沆瀣一气。从前的萨满被教士所取代，“业余祭司”被“全职祭司”所取代。官方神学和僧侣统治集团应运而生。两者都致力于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赋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首领以神授权力和神圣属性。例如，埃及法老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且是“永生神”。神权和世俗权力相互勾结，为维护社会现状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很少有人甘冒今生受到惩罚、来世也永远不得翻身的风险。

文明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而这种改变的影响至为深远。新石器时代村社文化的特征是自治和同质性。所有成员共享共同的知识、习俗和态度，无须借助外部资源来维持生活。但是，文明的到来使得社会出现了更复杂的新形态。除了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之外，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文化：掌握了神秘的书写技艺的书吏，通晓上天奥秘的祭司，擅长绘画和雕刻的艺术家，天南海北做生意的商人，莫不在创造着文化。这样，过去单一的文化形态一去不返。相反，文化逐步分化为所谓的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城市的学校、寺院和宫殿属于高级文化，乡村则盛行低级文化。高级文化通过哲学家、神学家和文人以书面形式传播，低级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口耳相传。

不同文明的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有着如出一辙的要素，即都是以“圣书”为基础，如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五经”以及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些典籍构成了知识的基础，从而主宰了教育。任何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熟记大部分圣书。圣书还被用来强化忠诚和服从意识。凡是拒斥官方教义或是挑战社会秩序，都将被扣上犯罪的帽子，今生和来世都受到惩罚。所有的高级文化都有夺人心魄的“地狱”观念，那些敢于反抗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都将被打入“地狱”这一永恒的集中营。

所有的文明也都有着大同小异的低级文化。每个地方的农民都掌握了丰富的种植庄稼和养殖牲畜的实践知识。他们崇尚勤劳的美德，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农民向往的是拥有一块土地、几头牲畜以及种田和做工的简单工具。这些梦寐以求的东西意味着独立和稳定，因此，从古至今的农民始终不渝地坚决抵制外来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今由政府经营的合作农场。然而，除了这种“极致个人主义”之外，农民还有村社的公共生活和人际关系。好邻居不仅互助建房，参加乔迁庆宴、丰年祭和其他社区活动，还总是乐于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同情和帮助。

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通常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农民有优越感，认为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代表道德“高尚”，而城市生活和职业则反之。另一方面，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隶属于城市。地主、税吏、教会官员和士兵全都来自城市，这些人的傲慢和专横清楚地表明了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精英阶层把享有的荣华富贵归因于自身的才智和道德素质，事实上，他们完全是靠压榨农民才过上的好日子。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岁月，农民们难免从内心深处认可了精英阶层的看法，变得卑躬屈膝、逆来顺受。

很显然，文明造成了人类平等的倒退。不过，文明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虽然存在种种不公和压榨，文明意味着人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与工业革命最终殊途同归。工业革命起初造成了深重的社会分裂和人间苦难，从长远来看，它却决定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福祉。文明亦是如此。相比普通农民或城市工人，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很可能过得更充实、更满足。但是，舒适而悠闲的部落文化恰恰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症结所在。虽然税吏、祭司和地主敲骨吸髓般剥削和压榨，却有效刺激了生产。生产力的提升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即大河流域农业地区的人口有了巨大增长。随着人口增长，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君主以及世俗和教会的高级官员过着锦衣玉食、琼楼金阙的生活，其奢华铺张远非部落首领所能想象。商人、书吏、低级官员和教士等新兴的中产阶级很可能也像今天的中产阶级一样，过上了惬意雅致的生活。从物质层面而非社会心理层面来看，有时就连平民百姓的境况也有所改善。

借助新兴的书写艺术，文明使得知识的积累和传承成为可能，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科学能够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富裕上层阶级的出现，为建筑师、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机会。我们今天看到的帕特农神庙、泰姬陵和巴黎圣母院等杰作便是这种创造力的成果。

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多数人，毕竟，为高级文化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但是，放眼整个人类历史，重要的是人类取得了进步。正是千百年间日积月累的进步，最终让我们得以凭借科学技术驾驭大自然，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从而让今天的多数人也能像少数人一样受益。

诚然，当今世界仍有千百万人目不识丁，或是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但今时已不同往日：14世纪中叶，欧洲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被黑死病夺去生命；1846年，马铃薯枯萎病导致的饥荒造成100万爱尔兰人死亡；1876年，谷物歉收导致500万印度人饿死。当时缺乏必要的知识，无法拯救瘟疫和饥荒的受害者。

如今，人类已经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具备了一劳永逸地铲除贻害千年的灾祸的潜力。可悲的是这种潜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但不可否认人类具备这种潜能。昔日人类不同文明所取得的进步就是明证。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文明究竟是灾殃还是福祉的问题：过去，文明既是福祉又是灾殃。至于将来如何，则取决于人类将过去文明积累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建设。

本文摘自《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