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上海印钞厂被盗案：老实男为娇妻偷钱三次，两年才真相大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果断将国家建设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展开，但是与此同时到迎来的，还有持续增加的犯罪率。

在1978年到1987年间，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阵痛期，年犯罪率存在明显的增长。而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上海，更是处于犯罪率上升的重灾区。

但是，黑暗蔓延之处，就一定会有光明在持续守护。上海刑侦处就是这样一支守护光明的力量。他们的荣誉在一次次的实战中扬名四海，并与此同时脱颖而出了江南名探蔡承彦以及由裘礼庭、张声华以及谷在坤组成的“三剑客”。

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蔡承彦和裘礼庭组织破获的一场震惊全国的“上海印钞厂新币失窃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文字去感受其间的林林总总。

1.初现端倪但扑朔迷离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几位银行职员照常走进银行的金库，准备进行业务办理。但是就在其进行钞票清点时，工作人员发现了端倪，金库中有一捆1000张包装的五元人民币被人掉包了。

1986年7月1日，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职工在开启钱箱时，也发现少了一个大包新币，共计2.5万元人民币。1987年4月3日，吉林省农安县农业银行也发现一小包五元券的人民币被人偷梁换柱。

由于涉及金额巨大、事发地相距较远但是案件类型相似的特性。新币失窃案引起了央行行长陈慕华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指定刑侦老将蔡承彦组织刑事组快速跟进。

于是人们开始从新币出品方----上海印钞厂查起，并初步将作案时间锁定在了钞票出厂前。但是彼时并没有监控摄像头，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决定破案方向的作案痕迹，所以在此后数月的刑侦过程中，案件几乎毫无进展。

但是就在山重水复之时，作案人从大世界储存所、常熟路储蓄所和老西门储蓄所等处购买了“定期”和“定活两便”的储蓄存单，接着转手再从银行取出，变成了市场上可以流通的货币。

这种最原始的“洗钱”手段，无疑成了案件的关键线索，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未实现数字化银行业务的年代，银行内部的人流量是不计其数的，工作人员每天要面对不间断的办理无数案件，谁也无法回忆出持款人的具体相貌和身高特征来。

但是，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加之不断出现的棘手情况，现有的警力即使在有蔡承彦的指挥之下仍显得相形见绌，于是，老处长决定请一位名将----裘礼庭出马，接下来的两位猛将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接着聊。

2.强强联合但一再落空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案件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

为此，上海方面感到压力山大，蔡承彦当即决定再请一员猛将----裘礼庭。就这样，裘礼庭走马上任。一进案件组他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实战经验，并在彼时上海市政法委书记石祝山的面前立下军令状，并表示“今天是6月15日，快则国庆节前破案，慢则年底一定破案。”

随后，裘礼庭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安排。裘礼庭首先整顿队伍，鼓舞斗志，把人员分成三个小组：一是调查组，在厂内调查；二是号码组，负责线索查证；三是重点组，负责侦查重点怀疑对象。专案组人员明确了各自的方向和任务，侦破工作重新启动。

针对以上三个小组，裘礼庭进而提出了三条办案原则：一是依靠群众，逐步排查近期在行为和经济上可疑的人员；二是以始为终，再次调查被盗新币的去向和线索；三是集中力量，将目光重点锁定在男性群体身上，因为女性无法独立搬动沉重的钱箱。

任务细节交代完毕后，办案组兵分三路，很快便从工作人员中锁定了九名嫌疑犯。随后裘礼庭坚定地表示要再次筛查，并采取更严格更细致地态度进行排查工作。

同时，他敏锐指出，在普遍低薪的年代，突然的暴富或者是严重的财产危机一定是重要的突破口。不过，二轮筛查的结果仍不尽人意，侦查一时陷入僵局，似乎“大鱼”已然漏网。但是，此时案件再度迎来转机。多家金融机构相继报告发现被盗连号五元券：

大世界储蓄所，有人用连号券购三张“定活两便”存单；钢铁二厂储蓄所，厂医朱某存入200元连号新券；淮海路储蓄所，曾有人存入4000元五元连号新币；南京路储蓄所及淮海路金店亦发现赃款踪迹。

尽管赃款频频浮出水面，但使用者身份纷繁复杂，线索再次中断。数次的希望落空使得办案组信心大减，案件的侦破方向究竟在哪里呢？这是困在大家心中一个共同的疑问，不过问题的答案马上浮出水面，因为此前的侦查工作起到了巨大的铺垫作用。

3.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于是，裘礼庭提议，对涉案人员进行第三次排查。这一次，结果终于没让大家失望，嫌疑最大的人员----张佳康（一说张德康）浮出水面。

其实此人在先前的调查中曾经接受过多轮审查，但是，其妻子和岳母，以及他本人都解释得严丝密缝。当时侦查员感到其回答符合逻辑，其表情也坦然自若，没有深究便放过了此人。

但是无奈他遇到了，裘礼庭这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犟种”。在工作组对其展开全面的攻势后，张佳康解释的细节逐渐失去了逻辑。

其谎称岳父常年生病开销很大，但其每月工资就六七十元，他哪里来的5000元巨款？对此，张解释说是老家卖了房子。裘礼庭没有轻信，让侦查员追查他老家的房子在哪里，又卖给了谁。

侦查员启程后，裘礼庭觉得此人必定有问题，于是再次审问张佳康。随后，在更紧张的审问之下，情绪崩溃的张佳康竟脱口而出：“算我偷来的好吧！你满意了吗？”

另外一边，侦查工作也取得成效。其妻子最初坚持“乡下卖房凑医药费”的说辞，但是却无法回答“谁去卖房”的简单问题。

随后，见事情有进展，侦查员直接点破：“还有500元票面的定活两便存单呢？”她失言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说完，张妻被逼到绝境，只得老老实实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六张500元票面的定活两便存单。回到审讯室后，当张佳康见到妻子交出的存单后，突然跪到地上，随后便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1985年的某个夏天，是我的首次作案时间。当天下班时，我悄默默地爬到了鼓风机上潜藏起来，等到大家下班后，其跳下鼓风机，锯断库房挂锁盗走两包产品，并用“贴头纸”调包，随后我又在鼓风机上心惊胆战地躲藏一夜，次日才敢混入上班人群将赃物带出。

回家后，妻子问我怎么一夜不归，我说在外做生意，没敢告诉妻子事情真相。以后，我到储蓄所，买了“定活两便”存单，看风头已过，心又痒了起来，1985年的冬天，又偷了一次……”

交代完后，张佳康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感叹道：“现在反而轻松了。两年间承受巨大压力，用无数谎言修补最初的谎言，但是随着谎言的巨网越编越大，结局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了。”

随着张佳康在签订认罪书，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疑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当裘礼庭将目光锁定在日历上时，发现刚刚7月15日，钟表得到时间里停留在了三点钟。

外面的天一片黑蒙蒙的，但是裘礼庭的心里，却是亮堂堂的。不仅是因为刚刚结束的案件比起立下的军令状还早了一个多月，更是因为这场令共和国蒙羞的银行疑案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参考文献：
[1]陈屹立.中国犯罪率的实证研究[D].山东大学,2008.
[2]吴兴杰.我国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D].浙江大学,2010.
[3]张冰子.中国共产党三次三中全会的比较探析[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
[4]鲁兵.印钞厂新币失窃案[J].检察风云,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