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蔡澜：告别潇洒一生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一波

83岁的蔡澜走完了他“吃吃喝喝”的人生旅程。

根据微博认证账号“蔡澜”6月27日的消息，蔡澜于6月25日在亲友陪同下，于香港养和医院安详离世。遵从其本人意愿，为免叨扰亲朋，不设任何仪式，遗体已火化。

1941年8月18日，祖籍广东潮州的蔡澜，出生于南洋新加坡。他曾求学日本，19岁开始从事电影工作，辗转泰国、前南斯拉夫、韩国、西班牙等国，于60年代定居香港。

蔡澜（1941-2025）与金庸（1924-2018）、倪匡（1935-2022）、黄霑（1941-2004）并称“香港四大才子”，如今四人均以离世。

作为最后一位才子，蔡澜有太多身份，知识分子、作家、电影监制、主持人、美食家……他说，活过最重要的是让人生变好玩，“是我玩这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玩我。”

在《十三邀》里，许知远问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些东西该怎样平衡？”

蔡澜说：“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

许知远又问：“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

蔡澜说：“你想通了什么都可以。”

潇洒一生

“潇洒”的概念有多种维度，基本要义是形容举止大方自然，作风洒脱不拘束——二者蔡澜兼备。

比如，他一念之间就放弃了干了40年的电影工作。而事实上，蔡澜众多头衔中，电影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但那是他故事的开始。

彼时，蔡澜年满16，按新加坡法律规定，需要强制服兵役。当时靠邵逸夫的哥哥邵仁枚帮忙，以人才发展为由将蔡澜送去了日本，而邵仁枚将自己的儿子送进服兵役。蔡澜之说以此后的电影生涯大部分留在邵氏（1980年离开邵氏进入嘉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份恩情。

蔡澜还没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毕业时，就成了邵氏（电影）的驻日代表。后来，他在随着电视机逐渐普及的上世纪中叶，扎进了愈发如日中天的电影界，他几乎在电影的每一个环节上工作过，包括道具、木工、副导演、摄影助理等。

在他从影的那40年里，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而他监制的身份，也得以认识张彻、成龙、倪匡等当时香港的知名人士，才华加人脉，成就了最初那个潇洒的蔡澜。

这些性格也映射到了他的作品里，比如《重案组》的名场面，九龙城寨拆除时，他动用40台机器、几吨炸药边炸边拍；而远赴巴塞罗那，在一个汇集了毕加索、米罗、达利和高迪四个艺术家的城市，蔡澜边写剧本边拍，才华得以尽情释放。

但逐渐地，随着香港电影在华语世界的流行，电影公司也越来越注重投入产出，这为蔡澜的离开留下了伏笔。

1997年左右，蔡澜问邵逸夫：“我们一年能拍40部电影，能不能拍39部赚钱的，一部是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

邵逸夫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拍40部都赚钱的片子呢？”

听完这话，从影40年，研究无数顶尖电影的蔡澜突然发现，自己忽然不喜欢拍电影了。

用蔡澜自己的话说：“一生做错了一件花40年才知道是错的事。”

后来，从电影行业抽身的蔡澜便彻底转向了写作。“因为写作不用考虑巨额的制作费用和剧组人员的心情，不满意可以重写，写成狗屎大可不发。”

实际上此时的蔡澜已经笔耕多年。1980年前后，香港文坛有一个共识：一个作家写专栏，不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上写，就没有江湖地位。为了上《明报》，蔡澜找好友倪匡喝酒，然后摆脱倪匡找金庸说说，给自己开个专栏。

自此，倪匡和金庸只要一喝酒，就聊写作，然后盛赞蔡澜的文章。金庸听的多了，反问倪匡：“你说的那个蔡澜，能不能把他的文章拿来我看看？”

此后，蔡澜陆续成为香港各大报社的专栏作家，而蔡澜的人生因为文字而更为“潇洒”——广泛爱好在告别电影后得以伸展，他一贯的努力让自己在每一个爱好上都做得有声有色——写字、品茶、做菜、篆刻、画画、走世界、办节目一件事他都认真地玩，玩得深入、玩得纯粹。他一周写14篇专栏，书出200多本，几乎垄断港媒副刊。或许这些成就，也给他决然地离开电影节增添了底气。

而他的潇洒，绝非轻浮。金庸说他“率真潇洒，对失落处之泰然”；倪匡赞他“虽魏晋风流，犹有不及”。

他曾说：“人生不是拿来用的，是拿来叹的。”在那个讲究效率与结果的时代，蔡澜却用亚洲独有的老钱风——慢，来感受人生悲喜。

蔡澜的一生，就如同他案头闲章的字一样：少年子弟江湖老。

一览众生

他真正痛哭过的只有两次，一次是父亲去世，一次是恩师冯康侯离世。

他的父亲蔡文玄，是邵氏在新加坡的第一位职员，也是诗人、广告人、电影人。他写旅行诗，研读古典，工作之余亲自雕刻冬瓜盅的外皮。母亲洪芳娉则用甘草汤晶做芒果干，夜里由女儿摆摊卖，撑起一家人生计。

这样的家庭给蔡澜的性格刷上了底色：要有事业、也要有爱好，也得有钱。

当着三种底色凑到一起，也成就了蔡澜创办的《今夜不设防》这一华语访谈史上最自由奔放的一档节目。

实际上这档节目始于倪匡的一段恋情。1989年时，54岁的倪匡喜欢上了一个妈妈桑，经常拉着蔡澜和黄霑去妈妈桑的夜总会喝酒，而为了帮助倪匡，三个人喝完酒后还要讲故事逗妈妈桑开心。

当蔡澜发现这一晚上消费一两万的时候，忽然意识到酒不是最好的酒，女人也不是最美的女人，尤其是花了那么多钱还要逗人开心，就开玩笑：“太不值了，这简直就是花钱给别人讲笑话听嘛！”

于是三人决定，搞一个深夜清谈节目，请最好看的明星当嘉宾。于是蔡澜与倪匡、黄霑把《今夜不设防》搬上荧幕，在节目录制之前，他们会先和嘉宾喝酒聊天，让嘉宾放松警惕，于是在《今夜不设防》里，香港人听到了张国荣讲抽烟、看王祖贤讲情感，做了一场集体解压的盛会，那些对这三大才子不设防的人还有周润发、成龙、罗大佑、林青霞、关之琳、李丽珍、张艾嘉、惠英红、陈玉莲等等等等。

在他晚年的书写中，蔡澜常怀旧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说那时“贫穷却优雅，懂得享受”。他说那是“很有闲情的小乡村”，说得让人想哭。他写十三妹，一位不露面的越南华侨女作家，用了十年资料写小说《追踪十三妹》，在那个虚实交叠的故事里，他藏了自己全部的文化敬意。

他说：电影拍完了，最怕是“没人看”。人生亦如此吧。好时光里，有人看见你、记得你，才不孤独。他写书、做节目、开餐厅、办展览，无非是想让“好东西”被更多人看到。

蔡澜有根刻着小人脸的手仗，那是他亲手为挚友倪匡挑选的礼物。倪匡去世后，早已磨旧的手仗成了蔡澜的随身物。

他说：“我这辈子什么都玩过了。你问我有没有活过，我说：我活过。”

这句“我活过”，如今读来已带几分离愁。那个不再回来的时代，那个知道怎么“叹世界”的人，已不在我们身边。

但他留下的东西太多——200多本书、上百档节目、街角茶餐厅的合影、一道冬瓜盅、一个笑着的小杖头。

他在《老友记——后事》 里诉说着自己的人生观：做人，还是不要刻薄自己，由小地方寻找乐趣，多抽烟、多喝酒，多讲笑话，后事，想那么多干个鸟？

2018年，查良镛，也就是金庸去世时，蔡澜在纸上悄悄写下“一览众生”，如今，他也随着好友去到了一览众生之地。

在金庸葬礼上，送给亲友纪念册最后一页，用了杨过最后一句话：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

就此别过蔡先生。

纵有不舍，但亦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