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骂的陈可辛和被打一星的《酱园弄》，冤不冤？

作者 / 西贝偏北

编辑 / 朱 婷

运营 / 狮子座

《酱园弄·悬案》（下文简称《酱园弄》）或许是今年争议最大的电影。电影上映一周，截至发稿，票房2.72亿，豆瓣评分5.9（约11.7万人参与打分）。

早在筹备期就备受瞩目。两获金像奖、北上最成功的的陈可辛导演布局10年，由章子怡领衔，搭档雷佳音、王传君、赵丽颖、杨幂、易烊千玺、范伟、张子枫等20多位老中青影帝影后，有流量有演技，吊足观众胃口。

拍摄期风波不断。媒介平台更迭，从泛亚洲制片公司为流媒体推出的迷你剧半路转型成院线大片；拍摄历时88天，是陈可辛拍过类似电影中耗时最长的；女二番位话题频繁登上热搜，央视直讽“配角争番位的情况还挺少见的”。

预热阶段流量惯技齐飞。戛纳电影节，#章子怡疑似不满酱园弄戏份##章子怡黑脸陈可辛#也上了热搜。上海站《酱园弄》路演票价盖过电影节，谁站C位、谁让镜头、谁和谁蛋糕局营业，谁和谁的cp名更正统，讨论焦点早就脱离电影本体。

等到正式上映，观众终于等来电影本身，却发现所谓“十年一剑”的精工细作，只是换了一套包装的大锅烩。口碑迅速两极分化：一边是导演和演员粉丝疯狂打call，演技飞升和女性力量齐吹；另一边是普通观众直言观感割裂、剧情空洞，豆瓣开分5.9。

电影内外争议此起彼伏：大篇幅对于女性的暴力镜头是虐女吗？杨幂和赵丽颖的女性角色塑造究竟是可信还是空洞？雷佳音的篇幅是不是太重了？陈可辛是真的想拍跨越时代的华语巨制，还是只想用堆砌流量来圈钱……

《酱园弄》的导演和制片人都是陈可辛，理论上无论电影好坏他都是第一负责人。

围绕这些争议，我们决定聊聊《酱园弄》。（ps：涉嫌剧透，介意者勿看~）

一、不算虐女，但手法也不算高级

《酱园弄》里的确有很多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被殴打镜头，多到什么程度呢？

整体观影下来，章子怡一半时间在瑟缩挨打，一半时间在呈现所谓的“女性觉醒”。

这和许多观众的观影预期背道而驰，知道你要拍“奇情”，结果杀夫是噱头，结果大篇幅多镜头展示的奇观竟然是瘦弱女子和野猪搏斗，薛至武(雷佳音饰演)手里的那盆血不仅浇在詹周氏身上，更浇在观众脸上。

但kk并不认为陈可辛主观意图在“虐女”。

“虐女”并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是将女性身体当作一种视觉奇观，将女性的痛苦、惊恐、挣扎被反复展示，满足观众内心深处某种期待女性被凌虐、被侮辱的隐秘渴求，从而生发出一种可以操纵女性命运的快感。

而陈可辛拍摄的“施暴”，的确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也揭示角色的真实处境，即家庭-社会对于女性系统暴力。通过詹周氏在家中被丈夫殴打、在警局被警察逼供的镜头交叉剪辑，意图传达一个清晰的讯息：无论是丈夫的拳头，还是国家机器的铁腕，落在女性身上时，她都难以反抗。

但这种直白到生怕观众看不懂的镜头剪辑只能说聊胜于无，但对叙事作用甚微。

最典型的一幕，是薛至武为了“验证”詹周氏具备杀大块头的能力，展开的一眼特效野猪试炼：泼血水，放野猪，扔菜刀，逼她与猪肉搏。观众看着詹周氏惊恐奔逃、滑倒在血水中、试图攀爬楼梯、最终狼狈倒地……最后野猪被薛至武击毙。

这场“试炼”既不推动案件发展，也没促进詹周氏的转变，它所验证的只有导演功力——如何把施暴如何拍得更惊悚、更调动观众情绪。

1984年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代表作之一的《杀夫》中，我们还能看到受尽压迫的女性高举屠刀的竭力反抗；而这版《酱园弄》，只剩下詹周氏肢解丈夫后形容枯槁的面色、以及不停挨打。

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詹周氏的“中间态”，此时的她还没有觉醒，对于薛至武还是瑟缩讨好的，这都是为了她最后和薛至武隔监狱栅栏相望做铺垫。

那么，电影真正拍好她的觉醒之路了吗？

二、假想女性觉醒，正确废话集锦

詹周氏的觉醒离不开片中另两位女性，改编自民国女作家苏青的西林（赵丽颖饰）、和原创人物王许梅（杨幂饰）。

但她们的角色塑造是剧本杀式的——有人设，有反转，但人物本质是碎片化、标签化、工具化的，但却缺乏清晰的行为逻辑与心理动因。

西林和王许梅，表面上脱离了男导演非“圣母”即“荡妇”的1.0女性塑造，但因为编导缺乏共情能力和对女性命运和困境的基本感知，执行下来就是只有形容词堆叠。

西林是国民女作家，她的“任务卡”是召唤詹周氏觉醒。

詹周氏从开始法庭上的认罪到最后的翻供不认，就是借监狱里的王许梅之口得知了西林所写的《为杀夫女辩》的自询，作为底层女性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杀人动因和处境。

但西林自己呢？她为何写这篇文章？是真心共情，还是借题炒作？她如何理解詹周氏的处境？她的写作究竟改变了谁，还是满足了谁？

答案是：不知道，不关心，她的工具属性不需要她这个人这么复杂。编剧没有塑造她的共情心理与写作动机，而是用外显又浮夸的“摘戴假发”方式表现出她的“逢场作戏”和身不由己。

摘下假发，她是“为杀夫女发声”的先锋女性；戴上假发，是“国民作家”“媒体宠儿”“男人缘担当”。她可以赢得男性观众的欢呼、平衡高层的关系、压制男警官的傲慢，又能在夜深人静时，用清冷侧脸和手中的笔为詹周氏“请命”。

历史上的苏青在1945年发表于《杂志》的《为杀夫者辩》中，曾细致分析詹周氏的出身、婚姻、思想环境，才得出“刀下留人”的呼吁：“假如她有援助的人，有些反抗能力，她可以诉请离婚……可她是旧脑筋的女人……她只有两条路，不是自杀便是杀人。”

由于她自身惨痛经历，她深知不是所有女性都能“走出去”。在那个詹周氏找工作都需要男性“担保”的年代，离婚不只是情感选择，更是社会性死亡。

杀夫的原因从来不复杂——本质上，是婚姻制度中的失权问题。是民国修订的《婚姻法》未落地，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司法实践滞后，加之社会经济结构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让“离婚”几乎等同于“惩罚”。

苏青理解这些，但电影里的西林选择回避。她没有追问制度、不深论女性处境，只是反复喊出那些空洞得不能再空洞的口号：“为自己而活的女性，会有无数种可能”“不要屈服，不要让他们得逞”，试图通过“反复点题”来强化观众记忆。

可问题是：如果一句话喊十遍都没有内容，那它不是启蒙，而是洗脑。

三、要拍女性互助，但全是顺拐

王许梅是监狱大姐大，她的“任务卡”是让詹周氏有求生欲望。

抛开杨幂的演技不谈，这个虚构女性更是buff拉满但人设不统一的代表，主创根本没想好她的“来时路”。

她站在男性视角审视当时的女性，要想过活，必将要把身体当做性资源发挥到极致“女人有三件宝：脑子，奶子，肚子。你却还多了一样，刀子。”后和女囚犯打闹唱歌，一口一个“小骚货们”，相比于监狱大姐大，她俨然一副风月场老鸨做派。她又聪明识时务，回看她“不得不死”的原因，她知道汪伪政府气数将尽，不惜犯“叛国罪”，也要和汪伪政府切割，可她的知识储备、渠道手腕都和她的语言风格不匹配。

因此王许梅无比矛盾，一个为了帮助启蒙詹周氏存在的王许梅——有见识有文化，才能给詹周氏读报，启蒙她；言辞粗鄙又豪爽，才能让女囚们其乐融融，让詹周氏感觉到GHG的“温暖”；能用身体贿赂，才能给詹周氏打样，手段不重要、活下去最重要。

她在监狱和詹周氏“贴贴”聊蛋糕的时候十分突兀，俨然男编剧对女性互助情的大顺拐：这俩人的关系怎么就好可以依偎互贴了？王许梅和其他女囚也不这样啊，难道就是因为她是章子怡？

一个以活着为目标的角色，被压缩成了推动剧情、启发主角、承载观众情绪的工具人——这不是人物，这是接口。

而在这两张任务卡完成后，女主詹周氏的表现是什么呢？

哦，她的确不想死了，于是在法庭上来了场“觉醒式翻供”：不是解释自己为何杀人，而是干脆不认杀人了。这像是一种嘲讽：女性受到舆论鼓励、意识觉醒后，会选择彻底否认犯罪事实。

而她否认的理由也无比牵强，她只能机械地复述着西林在报纸上的评论，向法官叙述着西林“完形填空”出的自己。

这不禁让人发问：她难道没有一丝讲述自身经历的欲望吗？

电影给出的答案，其实是编剧的不信任——不相信一个丫鬟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的女性，有能力、也有权力，为自己讲出一套完整的生存逻辑。于是，片中吝于让她说“她自己的话”，而是急于让她背诵“女性觉醒教科书”，作为她被启蒙的成果展示。

整部电影看起来矛盾激烈，仿佛每个女性都有故事可讲，但当这些“故事”拼在一起时，三个人拼不出一条完整可信的人物弧光，更遑论女性群像的情感深度。

四、宏大叙事的骗局

有别于戛纳的150分钟版本，院线里目前仅有 96 分钟的《酱园弄》上部，被陈可辛解释为：“这部作品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涵盖时代转折，因此单部影片无法承载。”

《混沌少年时》的用了4集迷你剧，只为了讲清楚一个13岁男孩为什么杀他的女同学。

一个底层女性以暴力血腥的方式杀夫，以身入局推动文明进程改写，这难道还不够“宏大”？

不够，这才哪到哪——相比于詹周氏为何、如何杀夫，主创更在乎的是男性对权力的把控、赏玩与自我认知上。

影片没有完全照搬《翻案》的悬疑线，却保留了上海市副公安局局长薛至武的探案视角，但因为剧情重心并非查案，而雷佳音的痘坑妆+特写镜头实在抢镜，被网友吐槽雷佳音的戏就像他的头。

薛至武不是纯粹的恶人，而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夹缝里的利欲玩家”——善于投机、掌控他人命运、随时切换立场。他最初草率结案，却因漏洞百出而成为全上海的笑话。

为了自保，他用刑讯逼供、诱导翻供，毫不掩饰地羞辱詹周氏，手段下流却张扬；和宋瞎子聊天，不只聊詹周氏的案子，更聊他面对未来的患得患失、压不住的焦虑。

电影对他“偏爱”到为他单开支线。一条与詹周氏毫无关系的副线里，《泰来报》的男副主编用金条贿赂薛至武，意图借他之手铲除女总编吴玲。

影片随即安排一场“权力游戏”高光：薛将吴玲带至荒郊野外，吴玲得知被买命后，讽刺道：“现在的世界是你们这些汉奸说了算。”薛勃然大怒，命她脱衣下车，却又放走她后，自我欺骗式自语：“这是我说了算的世界。”

这是他权力幻觉的高潮，也是他内心戏的袒露——一个为汪伪政权办事的汉奸，妄图在权力的边缘挣扎出一丝“人性尊严”。导演似乎想借这一幕为他塑造某种“内心挣扎”或“人性的复杂”，这一幕几乎成了全片的潜台词——不论剧情主题为何、主角性别是谁，真正拥有叙事权的，依然是“他说了算”。

但问题是：他的自我认同，观众根本不在乎。

当一个满口羞辱、权谋投机的角色被如此用力地渲染“立场焦虑”，观众更容易感到的不是共鸣，而是失焦。影片苦心孤诣地为男性配角搭建内心战场，却从未真正走进女性角色的情感战壕——这才是真正令人遗憾的缺失。

五、被“巨制”拖垮的陈可辛

所以，陈可辛的创作观念脱离时代了吗？

他曾是北上最成功的导演，一方面是票房可观，一方面是好评率极高。他爱惜羽毛，重视商业性和作者表达的平衡，在《酱园弄》之前，陈可辛的14部长片在豆瓣评分几乎没有低于7分的（只有一部《武侠》6.7），甚至大部分集中在7.5分以上，这在华语导演里也十分罕见。

他擅长写人，尤其时代变迁下人物感情的碰撞，可在《酱园弄》的巨大盘子里，他却失去了对主角本身的关注。

戛纳首映时，章子怡表示导演剪掉了她非常好的一场戏，陈可辛表示不剪就三个小时了。

章子怡也不藏着掖着，在采访中表示，“我希望未来能演一个更有力量、更极端的女性角色”，在记者提问“詹周氏还不够吗？”时，章子怡回答，“我演的时候，觉得她是够的。”

而在分了上下部后，陈可辛的确把删减的部分加了回来，但却于事无补。在采访中，陈可辛表示：“我不只想讲好悬案。”可他连悬案都没讲好，呈现的所谓“大时代”更像是考虑要如何给明星们“分猪肉”的结果。

“杀夫”只是个不得不还原案件的由头，换成“杀父”“杀弟”“杀男主人”似乎也可以。它不在乎女性为何杀夫、如何杀夫，杀夫后的心理变化和对于法律的影响。而他鸿篇巨制描写的政权更迭，官员腐败、学生运动，这些与詹周氏命运改写之间并无清晰因果链条，观众既无法代入角色，也无法脑补因果，像在围观一场背景喧哗、角色空心的闹剧。

这种“巨制心态”导致了全片的“表里不一”——主创镜头下的空虚的“表”是女性杀夫意识觉醒助推时代变迁司法改革，而扎实的“里”则是男性失权带来的身份焦虑和前途迷茫。这种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的写法与电影营销、观众预期完全背道而驰。

“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酱园弄·悬案》的两极分化，本质上很大可能是陈可辛驾驭巨制的策略和观众审美趣味的脱节。

直白点来说：这种与我无关的虚假“宏大”，骗不到当下的观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