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徐帅为何不随主席北上？晚年感慨：也许我的弱点是心软

在教员一生中，出现了多个极具特殊意义的“9月9日”，如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义，1930年9月9日苏维埃政权成立，“毛主席”的称谓首次诞生等等。

不过，在教员心中，印象最深、又被称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的一次，还是在1935年的9月9日。

原本两大方面军胜利会师，正待北出陕甘，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奈何在转瞬之间又分崩离析，一方面军主力孤军北上，四方面军南下攻取成都，双方好似形同陌路……

这场被定义为“草地分兵”的军事行动，实在算不上是一次愉快的分手。教员在尊重友军态度的前提下，悄无声息的带着一方面军北上，避免与友军产生任何摩擦与误会。

值得一提的是，教员在临行前特地去见了徐向前。二人相处时间虽短，但对这位充满大局观、自始至终坚定支持北上战略的四方面军总指挥，教员却尤为欣赏。

只是，这次短暂的谈话交流结果，却并不如人意……

其实，早在两大方面军会师之初，徐向前就曾借着当时的融洽气氛，向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说过这样一段话：

听到这话的陈昌浩自是惊讶不已。当时的一、四方面军虽然番号平级，但在兵力上却是2万与8万的悬殊，以至于两军合并整编时，四方面军依旧保持原建制，一方面军则将军团编制压缩为军。

单论军中职务实权，当时的红军诸将中，徐向前这位总指挥的地位恐怕仅次于红军的总司令朱老总，甚至于要高于彭德怀、刘伯承等人。

陈昌浩自然深知老搭档徐向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他感到惊讶的并不是对方主动舍弃统兵打仗的指挥权而从事幕后工作的态度，而是着实不了解他为何无缘无故的“跳槽”。

这一点，徐向前当时并未明说，直到晚年才在回忆录中交代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张”指的是张国焘，“陈”指的是陈昌浩。早在鄂豫皖苏区时期，张、陈、徐“三驾马车”就已经大名鼎鼎了。三人一个总揽全局，一个组织协调，一个专注军事，成就了当时红四方面军星火燎原的革命形势。

徐向前早期同许继慎、曾中生、蔡申熙等一批黄埔系干部珠联璧合，为四方面军打下了最早、也是最稳固的根基。但随着张国焘的到来，一切又都悄然发生了改变。

对方虽然参加过“一大”和南昌起义，资历威望都很高。但大权独揽且气量狭小的他，很快便借口对极富主见的许继慎、曾中生狠心下手，再加上蔡申熙的战场牺牲，黄埔系骨干也就剩徐向前一人了。

对徐向前，张既喜又怒，左右为难。喜的是对方性格内敛，不善言辞，又素来不争不抢，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怒的是他立场很坚定，只认真理而不盲从于某个人。

但放眼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又是唯一一个既懂军事又能指挥全军大兵团作战的人，因此总指挥一职又非他莫属。

或许是因为与徐向前相处过于生疏，张国焘将目光聚焦到了陈昌浩身上。

陈昌浩行事干练，有才华，也能打仗，算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但做事专横、不讲人情的一面也很突出。徐向前曾评价他“是个好人，但有时也年轻幼稚”。

就秉性风格而言，徐向前与张、陈这类人是很难相处下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讲：

正因如此，长征会师后，徐向前主动找到陈昌浩，请求与刘伯承互换，自己调到红军总部和一方面军去工作，并让他代为向张总政委转达。

陈昌浩是否按他的想法转达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预料的，那就是私心过重的张肯定不会同意他的请求。

如果不是张的硬留，徐向前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发生一次巨大转折。但也正是与教员的这次错过，给徐向前留下了诸多始料未及的遗憾……

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对张总政委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

一方面，他期待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唯有如此才能集中力量，彻底扭转被动的革命形势；而另一方面，他又显得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从此失去军中话语权。

不过，当两军正式会师后，得知一方面军总兵力只剩不足两万人事实的他，心态很快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一方面军的态度由原来的尊敬转变为躁动上。简单来理解，大概就是：我的部队接近总人数的十分之九，不应该是你们来指挥我，而是我指挥你们。

由此，一场漫长的两军磨合开始了。先是接连不停的会议，对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人员作出安排，而后又是下一步战略方向的筹划商讨。

红一方面军坚定支持北上战略，四方面军的张总政委却主张南下。徐向前虽然没参加讨论会议，却也对张、陈二人反复强调，眼下部队粮食短缺，首先要考虑的是赶紧开拔，到有粮食吃的地方再讨论方向问题。

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解决。统一了北上意见的红军分为两路纵队，朱老总和张总政委到左路军，徐向前、陈昌浩随教员和红军总部到右路军。

短暂的相处期间，让往常少言寡语的徐向前和教员畅聊军事战略和革命路线，二人不仅无话不谈，而且观点也是出奇的一致。

随后，徐向前主动为部队开路，一场包座大捷让旁观的教员等人称赞不已。就连此前不置可否的陈昌浩，也在北上打了几场胜仗后，主动表态支持北上。

右路军这边顺风顺水，但左路军却音信全无。原本徐向前是向教员建议派出一个团部队前往接应，但部队尚未出发，另一边的左路军就传来了最坏的消息：

张先是借口葛曲河涨水，部队无法架桥渡河，又说各部粮食只能吃三天，还无向导，茫茫草地，前进不能。理由列了一大堆，但核心意图就一个，即拒绝北上。

不久后，他更是直接给徐向前、陈昌浩发来了立即率右路军南下的命令。战略之争，至此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激烈地步。

手握电报的陈昌浩犹豫不决，与徐向前一同向教员等人作了汇报，教员又让二人务必再次规劝张北上。但另一边，张的“南下”电报也是一封接一封的发来。

两边反复的压力下，陈昌浩最先改变了北上态度，转而支持南下。每逢关键时刻被个人情绪所影响，容易作出错误判断，这也是陈昌浩一个致命的弱点。

至此，张、陈、徐三人中已经有两票支持南下，徐向前的态度对教员来说就至关重要了。

面对教员的意见询问，徐向前一时不太好作出回答。就军事角度来说，北上肯定比南下好，但此时左路军摆明了态度要南下，右路军难道要单独北上吗？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给出了自己的答复：

教员听后沉默良久，也再没说什么，只是让徐向前早点休息便匆匆告辞。

对徐向前来说，他或许只是希望红军团结在一起，无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有困难就克服，有矛盾就解决，右路军只要南下和左路军会合，道理说通了再商量新的战略方向也不晚。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正是自己的这一句话，坚定了教员单独北上的想法。

几天后，接到哨兵报告红一方面军连夜出走并放出警戒哨消息的陈昌浩，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而徐向前则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着当时的心情：

由于事发突然，面对前线哨兵请示陈是否开枪阻止的陈昌浩犹豫不决，徐向前则斩钉截铁地说道：

前敌指挥部一片慌乱，徐向前的内心也很矛盾，他原寄希望于到红军总部做点工作，如今教员已走，唯一一次机会也随之破灭。

徐向前也曾有过随教员和一方面军一走了之的想法，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下这个决心。

一来，在当时的右路军中，陈昌浩享有最终决定权，他若不同意，自己一个人带不走多少队伍；二来，右路军若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从鄂豫皖千辛万苦、一手带出来的方面军再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战略还是感情上讲，他都难以接受。

如果是为个人，他大可以一个人北上。但为了整个红四方面军，他只能默默选择南下。后来徐帅自己也承认过：

与徐向前的“心软”相比，教员这次却是坚如磐石。他之所以选择不辞而别，就是担心迟则生变，一旦四方面军有意留人，那最后想走都走不了。

“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但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这是教员的原话，最终也一语成谶。

四方面军南下后，在川军顽强阻击下进退维谷，兵力也折损过半，最终转向北上。事实胜于雄辩，历史再次证明了教员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只是这代价太过沉重。

庆幸的是，在最艰难的关头，徐向前保存了四方面军的革命火种，将这支部队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而他自己也在随后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大展身手，弥补了此前草地分兵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