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为何收不上税？承受最重的税，还要怎么加

论及明亡的原因，基本人人都会提到朝廷财政拮据。而讨论明廷为何缺钱时，不少人就会诵经一般高呼，江南（士绅）没有家国情怀，只顾个人蝇头小利，各种抗税逃税 …… 事实是否如此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需先明确一个地理概念。明朝时期的“江南”并不是长江（或淮河）以南，而是特指八府之地 -- 应天（南京）、苏州、常州、松江（上海）、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其中又以苏州和松江二府为重。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 芦田五合三勺，草塌地二合一勺……
《明史·食货志》

注： 1石=10斗=100升=1000合=10000勺。“没官田”指因罪被抄没的田地，“芦田”指芦苇地，“草塌地”指贫瘠或难以耕种的土地。

朱元璋为了大明的长治久安，在立国之初就制定轻税政策（田赋介于宋元之间）。但有个地区不仅被排除在外，还特别施以数倍的重税，这个地区就是江南。至于原因，明朝官方没有记载。后人普遍采信的说法是，“怒其为张士诚守”。

这个重税能重到什么程度，看看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达的减税命令。“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恩减”之后，还在其它地区“没官田”的三倍以上。

一些人觉得明初粮赋税率基数低，所以两三倍也不算重税。这真是把两千多年来的历任皇帝和朝廷当成做慈善事业的了。

历代普通民众除了田赋，还有个重担 -- 徭役。而明朝的徭役尤重，其给民众的压力还高于田赋。即便不算各种名目的地方杂税，在古代那种低生产力下，百姓缴完正税后也就堪堪吃饱。明宣宗的访谈记录《耕夫记》，就是明证。

这种情况下，这么高的田赋，如果不是江南地区的田地相对产量高，江南人民早就揭竿而起了。

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末 ……
《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

从实际的数额来看，苏州一府之地征收的田赋，也比它隔壁的整个浙江布政使司还多。所以“天下赋税半江南”，不是在说江南富庶，而是在控诉朝廷的残酷剥削。洪武之后，明廷继续对江南课以重税。但随着永乐迁都，最后一根稻草就落下了。

明初施行的是实物税，为了保障自身收益，明廷要求税农将税粮自行运往指定的仓库核销。简单来说，朝廷不承担税粮的征收、运费、损耗等费用。

永乐朝迁都北京后，将税粮的核销仓库设在通州。即便有大运河，相关运费还是暴涨，平均下来（整个南直隶）一石粮食需二石运费。很快就有税农因出不起运费而拖欠田赋，至宣德五年苏州府已累计拖欠税粮八百万石，松江府拖欠近四百万石 ……

再这么搞下去就不仅仅是朝廷岁支困难的问题，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是可想而知的。最终明廷被迫采取了巡抚周忱的建议，改革税粮漕运的同时，对包括八府在内的南直隶地区减税降负。

这次共减税300万石，明廷的岁入上限也从洪武朝的3000万石，下降到2700万石，直至明亡。所以这第一轮江南抗税，到底是谁的锅？

不过就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明廷仍然不调整财税政策，继续在江南征收重税。万历朝张居正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后，相对于其它地区，江南不仅没得到实惠反而吃亏了。

将粮赋改为折银征收后，朝廷为了满足京畿地区的粮食需求，有五百万石的粮赋仍以实物的方式征收，而这部分粮赋的75%由江南八府缴纳。仍然要承担高额税粮运输、损耗成本的江南，不就相当于加税了么？

自万历朝末期开始，为应对后金和民乱，朝廷陆续加征了辽饷、剿饷、练饷以及名目繁多的杂项加派。再加上后金入寇和流民军蜂起对北方的破坏，朝廷也越来越倚重南方的税赋和粮食，这就让江南的赋税变得更为沉重。

但江南地区又没有摇钱树，怎么可能无止境的去满足朝廷的需求？即便如此，江南地区的反应也非常温和了，只是用部分拖欠对抗朝廷的不断加征（普遍的缴纳比例为6~7成）。如果他们学习或响应流民军的“跟着闯王不纳粮”，大明朝廷只会崩的更快。

至于不少人认为的江南缙绅勾结朝廷官员，不仅利用权势大量兼并土地，还滥用朝廷给予的优免特权不缴粮赋。个别时期、个别官绅利用手中的权力是可以做到，但除非大权“永不落”，不然无法长期保持，参见名臣徐阶。而士绅这个群体更不可能普遍如此，明廷历年的岁入（基本都维持在2600~2700万石之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且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应税土地在全国的占比，相对于明初不仅未因日益严重的“兼并”下降，反而上升了。

明朝的田地从大类上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而官田变为私田只有一种方法，皇帝赏赐（让田地脱离户部的征税范围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洪武朝后，皇帝们基本不再用土地来奖励官员将领，能从皇帝们手中获取田地的，不是皇亲就是得宠的宦官。

而洪武之后，历代皇子不再被实封到江南。永乐迁都后，各皇帝宠信的内臣及其亲眷也基本集中在京畿附近。所以江南地区的官田相对来说损失的很少。除此之外，江南地区的官田比例也非常高。

根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里的数据，江南八府的官田占比普遍在60%以上，最高的松江府达85%，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大地主是皇帝（或者说朝廷）。缙绅们再怎么能，也不可能强占属于皇帝和朝廷的官田，真有这本事还不如去劝皇帝禅位。

另外，明朝的土地兼并主要表现为“投献”。即民田的实际所有者主动出让一定的利益，将自己的田地寄存在某位士绅名下。

这么做的目的是利用该士绅自家用不完的徭役优免额度（主要是刚获取功名、入仕的士子），来降低自己在徭役方面的支出。特别是万历朝张居正变法，将丁役摊入田亩后。

以上只是简单介绍明朝江南地区的田赋轻重情况，至于江南地区是各种逃税，还是税基就那么大无力提升，大家各抒己见吧。最后附送一个明史圈的笑话 -- 相较于了解明朝低效且复杂的财税体系，“江南士绅误国”这种极简表述确实更容易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