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求助平台能补位医保吗？医疗救助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 社会科学报

医疗救助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原文 ：《破解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发展瓶颈》

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葛均泊 唐正

图片 |网络

医疗救助政策的执行离不开医疗救助服务体系的建设。总体来看，中国医疗救助服务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但是，现阶段相关法规及政策对医疗救助服务的顶层设计不足，使得地方政府、慈善组织、个人求助网络平台、医务社工机构等主体的政策或服务创新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医疗救助服务发展受限。

面向未来，应积极推进医疗救助服务的法治化进程，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完善，建立政府、医院、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合力开展医疗救助服务的协同与衔接机制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院内救助服务体系，实现精准高效救助。

我国医疗救助服务的发展成果

进入新时代以来，地方医疗救助立法为医疗救助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医疗救助政策的不断优化为医疗救助服务的健全提供了方向指引，社会力量的参与则为医疗救助服务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医疗救助服务的法治化基础初步建立。在国家层面，2014 年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首次用法律条文对医疗救助及相关服务进行系统性规定，将社会力量提供的救助服务引入社会救助，为地方扩展救助服务提供法治化基础。2020年9月，民政部和财政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2021年6月，国家医保局对《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医疗救助在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地方层面，部分省市针对医疗救助工作进行了地方性立法，进一步深化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建设。《天津市医疗救助办法》明确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联网结算。《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在建立“一站式”联网结算的服务形式基础上，提出支持“一站式”结算与倾斜救助等有效衔接，同时提出建立医疗救助对象资格和救助结果等信息共享的信息双向反馈机制。

在实践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参与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力量也呈现出多元化与专业化态势。参与主体上，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社会力量由最初的慈善会、红十字会逐渐扩展至各类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医院；服务内容上，由单纯化解医疗费用负担，逐渐扩展到为受助对象提供就医过程中的非医疗支出帮扶、医保目录外药物帮扶、心理疏导等；在筹资渠道上，也从最初的依靠慈善捐赠拓展至慈善捐赠和个人求助等多种方式并用。

与此同时，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也在积极参与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已基本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推开，医疗救助承担兜底保障功能，但由于现实中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罹患大病的个体情况差异较大，在医疗保障程度有限且商业保险渗透率较低的情况下，大病支出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此背景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为个体在罹患大病时筹措救治资金提供了一条便捷、有效的渠道。网络大病救助对于减轻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促进医保体系结构完善和第三次分配具有一定作用。

现阶段医疗救助服务建设面临的挑战

尽管医疗救助服务法治化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医疗救助服务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医疗救助服务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大病患者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各类医疗救助服务主体间缺乏有效衔接是制约中国医疗救助服务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医疗救助服务法治化程度不高，医疗救助服务发展受限。立法层面上医疗救助服务工作设计不充分、不完善，不利于医疗救助服务的系统化发展。一方面，上位法对医疗救助工作责任部门的认定不充分，多方联动、共同参与的医疗救助服务工作格局难以形成。现行法律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医疗救助工作的上位法，但只规定了医疗保障部门是医疗救助工作的责任部门，缺少对其他政府部门、医院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救助服务工作责任的认定以及参与渠道和形式的规定。另一方面，地方医疗救助立法的层级较低，难以对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建设起到助推作用。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尽管部分省份在现行医疗救助政策框架下努力探索医疗救助立法、推动完善医疗救助兜底保障机制，但由于上位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缺少对医疗救助服务的表述，依靠局部创新无法实现政策创新与突破，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渐进性”立法会导致“立法碎片化”。

二是医疗救助服务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大病患者救助服务需求仍未得到充分满足。国家及地方医疗保障部门成立后，医疗救助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更新，但依然无法充分满足大病患者的救助服务需求。第一，现有医疗救助政策存在机制性分割，缺乏对医疗保障部门以外参与主体的组织及其协同联动设计。从各省市医疗保障部门印发的有关医疗救助经办内容来看，医保部门对医疗救助工作的政策设计主要集中于医保报销工作的中后台，缺少对卫健、民政等部门以及医院、社会组织、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等主体在医疗救助服务工作中责任和参与形式的规划与组织，医疗救助服务工作难以形成多部门、多主体的衔接与合力。第二，在现行医疗救助政策下，仍有大病患者救助服务需求未被满足。现行医疗救助制度除为救助对象提供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补贴外，还对救助对象发生的、经政策报销的个人负担部分按一定标准进行救助，但由于患者承担的自付医疗费用额度受到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基本医保三大目录的影响，且不同患者的治疗方案和医疗费用范围差别较大，现有普惠性医疗保障体系对病症各异和治疗方案多样的大病患者保障程度有限。第三，医院在医疗救助服务中权责不清，医院的医疗救助服务机制不健全。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的患者医疗救助服务需求最为集中，但大部分医院并未设置专门的管理部门对接、实施医疗救助服务政策。

三是各类医疗救助服务主体间缺乏有效衔接，救助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第一，救助服务主体各自为战，救助效率和效果均有待提升。由于顶层设计缺失，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的医疗救助资源还未形成良性互动，各主体缺乏参与路径，导致医疗救助资源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医疗救助信息共享和衔接机制的缺失最终降低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综合效能。一方面，给诈捐、骗捐、黑灰产等行为提供了滋生空间，损害了参与医疗救助的社会力量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导致社会力量掌握的医疗救助资源难以匹配到合适的救助对象，医疗救助信息和资源也就无法高效送达患者，降低了救助效率和救助效果。第二，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救助服务创新性不足，救助盲区和重复救助同时存在。中国医疗救助制度的初衷是满足城乡贫困人口的医疗需求，因此医疗救助政策主要面向低保、低收入等家庭经济困难人群。在政策性医疗救助以外，社会力量开展的医疗救助项目也同样强调“救穷不救急”。社会力量若严格按照“收入型贫困”原则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会出现与政府救助高度重合的情况，难以缓解中低收入边缘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因疾病高额费用而产生的“支出型贫困”问题。

对医疗救助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展望

夯实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从法治化角度明确医疗救助服务参与主体及其责任，为政策和各类主体的创新探索提供法律依据；在政策实践中既要建立各方协同服务机制，鼓励各方以医院为重要场景进行创新性探索，同时逐渐延伸至社区等医院外场景，形成以患者为中心的院内外综合医疗救助服务体系。此外，加强各参与主体的衔接和协作创新，最大程度提升医疗救助服务的效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首先，积极推进医疗救助服务法治化进程，明确各类主体在医疗救助服务工作中的责任和参与路径。建议在《医疗保障法》中将“医疗救助”作为专门一节，通过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强化医疗救助服务的相关内容，对医疗救助及其服务建设进行顶层、法治化设计，增强医疗救助服务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二是加强政社衔接。建立医保部门牵头，医院、社会组织、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等参与的医疗救助服务的联动机制。三是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医疗救助服务创新。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企业探索参与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救助服务建设，引导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发挥补充救助作用，支持医疗救助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发展，丰富救助服务内容。

其次，建立医疗救助服务协同机制和医院内救助服务体系，提升救助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一是加强医疗救助服务制度的统筹性和整合性，增强制度协同效能。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层次医疗救助服务体系，通过建立联席会议等交流和对接机制，共商解决医疗救助服务建设中的难点问题，提升各方协同效率和救助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建立由医院为主要协调人，政府、慈善组织、社工机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医院内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困难大病患者集中的医院要充分整合慈善组织、社工机构、个人求助服务平台的优势资源，提供直达患者并贯穿其事前、事中、事后的多元化院内救助服务。

最后，加强医疗救助服务“一盘棋”整体设计，最大限度提升参与主体救助效果。一是以整合性治理为理念和方法，强化各医疗救助服务主体衔接机制。推进各类医疗救助服务主体间形成救助政策、救助对象、救助资源的对接、协同和统筹，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建、直达患者的综合医疗救助服务网络，提升救助资源叠加效果，推动社会力量的资源更精准地向救助对象倾斜，最大化补充救助的作用。二是依托互联网技术促进医疗救助服务信息互通共享。“互联网+”时代下，医疗救助服务要紧密结合信息技术，在医疗救助数据安全合规的基础上，各主体应积极探索救助数据衔接机制，实现政府部门间、政府和社会力量间、医院和社会力量间救助需求与供给信息的精准衔接、救助资源的高效匹配。三是持续推动医疗救助服务创新实践并形成示范经验，为医疗救助服务政策与法律的完善提供实践案例。鼓励各主体尤其是社会力量创新探索解决目前医院场景下的医疗救助服务痛点问题，在服务形式、项目内容与合作方式上进行创新，强化与政府部门、医院及其他社会力量间的联动，形成跨组织、跨地域、跨领域的医疗救助合作，扩大救助面和服务效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7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社会科学报》2025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