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颗十九世纪的数字朝露遭遇死亡焦虑

伊凡·伊里奇的一生是很标准的“沉沦状态”，他遵循上流社会的“体面”准则工作、结婚，办案技艺精湛而无个人观点，平常找找乐子打发时间，完美融入常人之中。

某一天，他在布置新房子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撞伤腰部，一点点发展为绝症，当他突然面临死亡，意识到生命在逐渐流逝，往日的欢愉似乎拉开了无限的距离，他突然从之前沉迷其中的忙碌中抽离出来，陷入一种难以言说、难以自拔的沮丧。

“问题根本不在盲肠，不在肾脏，⽽在⽣和……死。是啊，有过⽣命，可现在它在溜⾛，在⾛，⽽我留不住它。是啊！何必欺骗⾃⼰呢？除了我⾃⼰，不是⼈⼈都很清楚我快死了吗？问题只在于还有⼏个礼拜、⼏天，还是现在就死。原来有过光明，现在却变成⼀⽚⿊暗。我此刻在这个世界，但不久就要离开！到哪⼉去？”

人在这种时候往往不得不试图更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价，伊凡在病痛中回顾自己的一生，逐渐看出似乎哪里不对头，哪里出问题了，死亡把他人推离，死亡只属于自己，但他对自己感到陌生，他没有自我，一直在被外部规范支配。

社会秩序假装自己知道一切，假装自己是主流。那么，“死”在哪里，死是无法被符号化的剩余，是他所沉浸的那个世界无法回答的，试图遮蔽的部分。

托尔斯泰在这里把伊凡带回了冷酷的宇宙，带回了前宗教的古典虚无主义——没有一个上帝照看着卑微渺小的一生的意义，死了，充盈着个人意气的享乐被中断了，人的全部存在会被从宇宙中抹去，死是主体必须独自面对的深渊，于是，人选择逃向原罪论、最后审判论和轮回学说。

那些无法被符号系统消化的问题，过去是被打包给宗教的，但是建制化的宗教也会作为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变成站在主体对面的客观秩序。

伊凡看到自己的死亡经受着理性化技术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在他看来与自己日常打交道的官僚程序并无区别，于是恐惧爆发了。

托尔斯泰的宗教脑袋其实还是想要重新唤醒基督教，重新劝人回归更本真的生命。

小说最后，伊凡逐渐回过味来，死是如何跟自己的生活发生关系的，实际上，他一直在死，死亡被铺设在当下，往昔的欢闹其实是一潭死水。死不在那个终点。所以说，死过去了，因为他接受了之前的生活的确是错的，认识到现在他需要死。

他接受一种虚假的模范生活的死亡，社会化的伊凡的死亡，他觉得通过这种接受，一种更本真的存在的可能被重新开启，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越了眼前的死亡。

伊凡也死在现代的门槛上，在更现代的视角，我们会觉得伊凡伊里奇活得不够本真，完全融入了融入符号秩序，而我们则是更能保持距离的。

现代社会的意义系统更加强大，它彻底植根于现世福祉的迎检，同时现代人具有更强的怀疑精神，否则无法把握、读解各个方向的信息从而进行理性计算，而作为分工和流程的一环，也知道一件事如此这般安排是基于抽象的合理性，你的生存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系列历史、结构、权力、欲望、技术的建构的结果。

我们的历史感最终指向了进步的宗教，个人是短暂的、无意义的，但是结构是有意义的，人类社会是应该无限朝向进步的。因此，在这个因果关系所结成的结构中，任何事件和人都是可以被安放的。

伊凡追问“我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但他只是感到“我的生活是错误的”，但意义还被认为是可以找回的，而不会将这种错误归因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语言系统等，“也不会反思本真生命”与“虚假生命”的二元对立本身是否也是建构性的结果，是在某些政治、经济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

但另一方面怀疑精神转变成了对于意义系统的自主信任，理性的标准被内化，对于规范的认同被内化，我们认为它是客观的自然的，可以不去反思，在这个标准下面好好活着就行。我们需要依赖这个外在的标准去对抗虚无，去保障更肆意的无负担的享乐。

我们会主动通过对审美的活动、观看的活动去突破认知，消费和享乐本身就是出自对于死的抵制，也就是说，我们试图自由地打破界限。而这个标准是自我改良的功利主义，是享乐的累积和提升。

在内化的标准的凝视下，我们可以活够，我们必须活够，这是新的答案。

这个游戏有一个最无聊扫兴的部分，但正是它让这条路径可以一直维持，直到它消失，中立化并融入秩序，然后可以寻找下一个意义的支点。

在存在主义看来这当然是不彻底的，因为它依然依靠某种终极意义的担保，它没有在具体的生命情景中对自己的不自由进行彻底的解构，当然即便存在主义也往往奔向个体选择而不是结构。

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清楚牢笼是虚构的，因为这样它才能说服我们给自己铐上枷锁生活在其中。

我们已经能够认知结构或者秩序的合理性，但这种认知还不够，还不能往前一步面对它的彻底无根性。因此我们给了它权力决定什么样的生命是充实的，什么样是干瘪的。我们害怕沦为无故事的背景板，但不想舍弃这份安全，不想作为无名之辈，把笔夺过来重新写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