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眼中的总参谋长粟裕：心底无私、眼光超前，但行事太过冒险

建国之后，彭老总与粟裕虽然在军中有过6年的合作共事生涯，但彼此之间却鲜有深入的接触和了解。

二人一个是国防部长兼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个是主持军队建设的全军总参谋长，无论是在办公场所还是业务范围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彭老总统筹全局，粟裕坐镇总参，陈赓、张爱萍、李克农几位副总长各司其职，虽然很多时候免不了红红脸，但彼此却都发扬着民主精神，谁说的在理就采纳谁的意见。用时任副总长张爱萍的话讲：

不过，让张爱萍意犹未尽的是，自1958年10月粟裕卸任总参谋长后，这样和谐交心的氛围就很少出现了。作为多年老战友的张爱萍，也曾不止一次的劝过粟裕：

张爱萍口中的这个“他”，指的正是彭老总。

毋庸置疑，战争年代的彭老总和粟裕都是公认的“战神”级军事家。

一个是被教员称作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一个是在淮海战役中立下首功的常胜将军，二人在战略眼光和军事素养上都无可挑剔。

但双方在军队建设理念上也难免会产生分歧，乃至由此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风波。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次，莫过于1955年夏天那封“解放马祖列岛”电文引起的连锁反应。

事情的起因，是1955年6月20日深夜，彭老总收到了一封由南京军区发来的急电，大致内容是：

下级军区执行任务过程中存在困难，请求宽限时间，这在平常司空见惯的电文内容，却让彭老总大动肝火，差点拍了桌子。

原来，国防部不仅未曾下达过进攻马祖列岛的正式命令，且在教员“台海局势要以平静为好”的指示下，国防部曾明确规定沿海军区每次只能选定一个最弱小的敌占岛屿攻击，以求必胜，避免多岛同时攻击。

换句话说，南京军区在未接到解放马祖列岛命令的前提下进入战备状态，大范围调兵遣将，究竟是意欲何为？

但很快，从电报中“作战任务”四个敏感字眼上，彭老总又察觉到一丝端倪：既然提到了作战任务，如果不是出自国防部，那一定与总参有着紧密关联。

随后，彭老总从陈赓的口中了解到，总参曾专门召开内部会议讨论过攻打妈祖的问题，时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的皮定均也列席了会议。当时虽然大家都赞成速战速决的方案，但并没有立即形成统一意见，只待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

话讲到这里，彭老总和陈赓也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出问题的环节。之后的调查过程，果然印证了二人的这一判断。

此前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来京时，粟裕就曾代表总参特意找他谈话，建议让福建及南京军区“加紧全面准备”，为解放马祖等沿海诸岛积蓄力量，做到有备无患。

只不过，这一非书面建议在传达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小插曲”。首先，南京军区将“全面准备”理解成了“全面进攻”，把总参的“建议”理解成了“作战任务”，四字之差引起三军震动。

粟裕口中“多岛进攻”的方案，本意是提醒前线指挥员要预留备选方案，避免因国际形势突变或意外情况下来不及反应，只不过，南京军区却再次误以为是要将多岛进攻方案列为首选。

归根结底，整件事情发生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建国初期很多中枢部门的权责尚未明确。

举例来讲，国防部、总参下命令的模式是以战争年代的口头指示为准，还是一切都必须以正式文件为准？就军事问题而言，又该以国防部还是总参命令为准？

个中细节，莫说皮定均、许世友等沿海军区司令们把握不准，就连彭老总和粟裕也很难解释得清。

虽然事出意外，但毕竟牵扯到军事指挥权的问题，影响面也比较广。更关键的一点是，口头指令调动军区进入战备状态的先例万万不能开。

彭老总向来做事严谨，虽然他能完全理解粟裕的无心之失，但毕竟是因“准备”和“进攻”四字误会而引得三军震动，所以该严肃还是得严肃，至少告诫是必要的。

随后，粟裕、陈赓等人也都做了详细说明，该澄清的澄清，该检讨的检讨，做了一个妥善了结。

其实，早在“解放马祖”事件之前，粟裕就曾考虑过国防部和总参的权责划分问题。总参在新中国成立的半个月后就开始正式办公，而国防部的设立时间是在1954年，但从上下关系上讲，前者又隶属于后者。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按规定来讲，总参需要在国防部监管下运行，重要工作的决策和执行都要上报审批，但对“重要工作”的界定，却缺少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

如果事事上报请示，彭老总这边也应付不过来，但如果个别请示遗漏而又恰巧造成较大影响，总参又有越权之嫌。

拿这次意外事件来说，粟裕代表总参向下级军区传达加紧备战建议，若上报国防部，不免会被视为小题大做。但南京军区在误解建议的基础上直接回电国防部，又必然会让彭老总误以为总参在绕过国防部擅自指挥部队，事情性质也就严重了。

哪怕南京军区的这封回电直接发到总参，两个部门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澄清误会，一切也就好说了，偏偏中间是“不明真相”的国防部，问题反而复杂了。

针对国防和总参两部门的职能重叠与交叉情况，彭老总也曾表示过一定的担忧：

尽管这与粟裕此前提交的两部门职能划分方案异曲同工，但彭老总却有着难言的苦衷。裁撤部门或缩减机构职权既要考虑照顾多数同志的情绪，又要考虑到涉及核心部门过多而产生的牵一发动全身影响。

一来二去，拿不出一个完美的方案，彭老总和粟裕也是干着急。不过，事情很快便有了转机。

1957年11月，彭老总和粟裕率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在与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会谈时，除了请教对方军队建设问题，粟裕还试探性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供参考。

索科洛夫斯基很爽快的答应了，这件事进行的也很顺利。有了这样一份得到实践检验的方案，对解决眼前的部门职权难题大有裨益。

只是，粟裕又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自己向索科洛夫斯基借鉴材料符合情理，却不符合标准。毕竟按规定来讲，两国之间进行官方文件交换是需要报备的。

但这件事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此，一年后，它被定性为“告洋状”、“争权夺利, 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甚至被无限上升为“里通外国”。

站在粟裕的角度看，之所以没有及时报备，一是因为临时起意而选择事急从权；二来借鉴材料的初衷只是简单的参考，尚达不到需要报备的条件标准。

只是这一切，包括彭老总在内的很多人都不能完全理解。

从红军时期开始，彭老总与粟裕就分属不同部队，且职务相差也很明显，因而说话的机会也就少了。之后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二人一个征战西北，一个纵横华东，也没有什么交集。

正因如此，彭老总对粟裕的印象并不深刻，更多的时候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同样，在不同战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二人，性格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粟裕长期率部在敌人腹地指挥作战，因此打仗素来以“险”著称，常常敢于向上级犯颜直谏，出奇制胜。即便是在任总长期间，他也会放手让下面分管人员牵头抓工作，整个部门的氛围和效率都很好。

而在这方面，彭老总的习惯又和他有着明显的不同。常年坐镇中枢的彭老总原则性很强，且在战争年代大都承担着保卫中央的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所属将领擅作主张，毕竟一旦出现失误，损失是无法估的。

一个是兵无常势，屡出奇招、险招的军事家，一个是横刀立马，以稳重见长的彭大将军。放在战争年代，这样的搭档是取长补短的很好组合，但在和平年代，不同的处事风格，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磨合。

其实，从彭老总的视角去看建国后的粟裕，对方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总参谋长，在军事领域的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但在另一面，粟裕又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他敢想、敢干，而且很多时候因为眼光过于超前，观点也很难被常人所理解。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他曾建议组建战略预备队，从各大军区抽调出几个军，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战时归国家直接指挥。但当意见提报上去后，却被人误解为有“争夺这几个军的想法”。

而若干年后，国家又从战略层面考虑，成立了昔日粟裕建议的战略预备部队并一直沿用至今。

粟裕在担任总长期间，所提的绝大部分想法最终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想法一开始又难以被人所理解。包括在彭老总看来，他的一些行为虽然没有私心，但往往不合规矩，且过于冒险，一旦开了先例，被后人效仿又不太好收场。

性格和处事风格上的不同，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理解也不同。再加上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部门间又存在权责不明等诸多掣肘，因此彭老总与粟裕虽搭档6年，却没有太多机会进行磨合，彼此也缺乏深入的了解。

两位天才的军事家，内心都是极为纯粹的，如果能开诚布公的有一番深入了解，或许会为我们留下一段津津乐道的佳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