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邓飞
小贩政策，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治理方程式。在现代城市规划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它既牵涉市容管理、食安卫生，也牵动民生就业与本土文化。若政府只以“管制”视之，那小贩就只能沦为管理对象；但若能转念“活化”，它就可能成为振兴经济、凝聚社区的动力来源。
香港小贩数目自八十年代高峰的两万个，跌至如今仅余约五千，背后反映出政府长年以来对贩商活动的政策倾向“重限制，轻激活”。过去十多年，申请牌照愈趋困难，流动小贩处处受限，法规难以与时俱进，导致小贩经济逐渐萎缩。尽管食环署近年曾开放空置摊位，放宽售卖品类，却仍然未能跳出原来的旧框架。香港对小贩的定位，究竟是城市瑕疵，还是文化与经济资产？
事实证明，小贩活动若果规划得宜，不只具备旅游吸引力，更能带动本地消费。以庙街夜市为例，“夜缤纷”活动期间曾吸引逾二十万人次，当中七成为本地市民。这说明，只要提供合适场景与体验，本地人亦乐于“行街行市”。再看西九文化区复活节期间的“Coffee Hong Kong 2025”，鸡蛋仔、手作饰品、手工啤酒等小贩摊档与文青品牌共处一地，人气旺盛。其中一档炭烧鸡蛋仔，更从昔日被票控、充公，到如今合法摆档、大排长龙，突显转变的关键不在技术，而在制度与心态能否松绑。
放眼亚洲，台湾地区的夜市文化是成功典范，更成为当地旅游的金漆招牌。台北的饶河街夜市、高雄的瑞丰夜市，早已纳入城市规划，由市政府协助管理，重视公共卫生、安全与品牌经营，并且设有夜市公会与自治章程，商户需要守规守法，政府才能给予空间营运。小贩非但不“扰民”，反而成为城市特色的一部分，养活数以万计基层家庭，成为地方经济的顶梁柱。
反观香港，是否错过了把小贩转化为经济“安全网”的机会？在本地经济疲弱、北上消费成潮的大环境下，与其感叹“人去楼空”，不如反思消费空间与体验会否未能让人“心甘情愿掏腰包”？而事实上，市民并非没有消费力，只是“不想”在港消费。与千篇一律的商场相比，地区市集与小贩活动更具亲切感与特色。贩商经济门槛低、弹性高，对青年、妇女、初创者尤其重要，正是重振社区经济的突破口。
为振兴本地旅游与经济，政府应由三方面改革小贩政策。首先要重新定位贩商活动，小贩应被视为城市文化与经济生态的一部分，将小贩街区纳入“个性社区”规划，融入文创元素、市集活动及节庆设计，提升整体吸引力与活化效益。
其次，优化牌照制度，尤其是现行制度缺乏弹性。政府应增设短期市集牌照、主题市集营运证明等，容许合法临时摆卖活动更灵活进行。区议会与非牟利团体亦可获授权营运与监管，减轻政府行政负担，同时保障秩序与卫生。最后就是拆墙松绑，更新监管思维。政府不应一刀切将所有地摊视为阻街风险，可以引入科技化管理、社区共管机制，提升透明度与效率，创造更多空间。
正如教育要容纳多元能力，城市经济亦需容纳不同发展模式。我们不应让具潜力的小贩被制度困死，不应让周末只剩商场可逛，更应让年轻一代明白，创业未必需要大资本，大街小巷亦可以成为梦想的起点。当贩商不再是“过时经济”，整个社会自然会重拾创意与活力的希望，在丰富购物选项的同时，也能提供更足够的情绪价值，让市民和旅客继续愿意留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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