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产出比趋于极限

最近体制内吃饭这个简单的事被搞得跌宕起伏。一会儿不能聚餐，一会儿三人以下可以聚餐，一会儿又变成“三人以下”并无出处，严禁各地擅自加码。

那到底能不能吃呢？毫无疑问，老板请吃、下级请吃、公款吃喝都不应该，必须禁止。但同事之间自己付费吃便拿不准了，因为有搞团团伙伙的嫌疑。不然，你解释解释，为啥老跟这几个人吃？

这还用解释吗？搞搞团结，增强凝聚力嘛！加班最多是他们，冲锋陷阵是他们，不跟他们吃，跟谁吃？而且认真说来，中国人交朋友，最终能走进家庭里面的，为数不少还是同事。

电影《暴雪将至》里，保卫科干事余国伟（段奕宏饰演）工作先进受到组织表扬，下一个镜头不就是几个工友聚到一起喝两杯么。

但是，也要理解，在监督一方看来，酒楼里灯火通明、推杯换盏，你到底是基层搞团建，还是官商搞勾结，团伙搞密谋，实在是难以分辨。管理上到底一刀切、切与不切、怎么切最终不都是一种权衡？

于是，很多人为了避免误伤，本着有疑从严的原则，干脆不吃。这很好。

有些干部群众不理解，总觉得严了，是不是过了？其实他们不懂潮流，全世界主流趋势都这样，贪吃一个工作餐都会被判刑：

2023年8月14日，台湾地区新竹市市长高虹安因诈领助理费被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等罪名起诉。其助手之一王郁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5年（附240小时义务劳务），褫夺公权2年。此人涉案金额仅为区区466元新台币（约102元人民币）。

据她后来讲，当时花这区区百来块，只是觉得是拿自己的加班费为大家买咖啡。

还有安排自家孩子去大单位实习都算徇私舞弊：

对哦，还没领工资，也没留下来。

但是，以上都是引子。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现在为一个吃饭问题操碎了心，我们有这么多的规定，这么多的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这么多的专项整治行动。社会公共事务上，我们的管理成本怎么越来越重？

一方面我们是在进步，管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有规矩，机制越来越健全，组织越来越完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管理成本是不是正日益变得高昂，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低？

前不久有两则通报，是关于基层官员们聚餐喝酒最后喝出仁命的事，其中一例是安徽宿松县千岭乡的班子聚餐。

看到报道时，第一时间吸引我注意力的其实不是哪位喝出了问题，而是这段通报里，我读了好几遍才搞清楚一个乡到底有多少个领导，通报里有12个领导。注意，是乡一级政府领导，不包含下属机构人员。

实际上我后来又查了一下，发现这个乡实际一共是19个领导。

关于千岭乡领导班子成员及科级干部（含以上）等分工

各党（总）支部、村委会、乡直各单位：

鉴于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经乡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调整领导班子成员及科级干部（含以上）的工作分工，现将分工情况通知如下：

张金国同志主持乡党委、政府全面工作，分管财政、税收、审计等工作。

罗桂冬同志主持乡人大全面工作，分管教育、老有所学等工作，牵头负责S249千岭集镇段改建工程，联系乡教育管理办公室及各中小学校。

吴平同志负责乡政协联络组工作，分管水利、自然资源和规划、农民建房等工作，联系首创千岭分公司、千岭自然资规所。

吴行舟同志分管组织、编制、纪检、监察、意识形态、宣传、统战、政法、信访、团委、妇联、工会、关工委、精神文明创建、效能监管、绩效考核等工作。

黄振华同志分管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生产（含食品安全）、防灾减灾（震）、气象、金融、保险、电力、邮政、通讯等工作，负责省级农业产业园，联系千岭市监所、千岭供电所、中国移动宿松分公司千岭营销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松分公司千岭营业部、中国联通宿松分公司千岭营业部、中国邮政宿松分公司九姑支局等单位。

张丹丹同志协助吴行舟同志分管有关工作。

李凌峰同志负责纪检、监察，分管人社工作。

方健同志负责组织、编制、统战、工会、老干部等工作，分管工商联、人事、党政办（含机关事务、政务公开、保密、档案、党委信息等）、数据资源（含为民服务中心）、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等工作。

许涛同志分管综合执法、生态环保、林业、住建及其他执法工作，协管自然资源和规划，联系第三自来水厂。

黎溢阳同志负责意识形态、宣传、文明创建等工作，分管文旅体、融媒体、卫生健康、医保、血防等工作，联系千岭卫生院、九姑血防组。

张林海同志负责人民武装、政法、信访、维稳、社会工作、依法行政等工作，分管退役军人事务，联系千岭派出所、千岭司法所。

何兵同志分管农业农村（乡村振兴）、招投标等工作。

石文华同志分管发展改革（含暖民心行动）、统计、工业经济、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商务、营商环境、企业服务、科协、供销、民政、残联等工作，联系九姑供销社、千岭粮油食品公司。

胡伟同志负责渔民上岸工程等工作，分管交通运输、大湖管理等工作，联系九姑道班、九姑交管站。

虞金元同志联系三圩联圩（龙湖圩管委会）。

杨长荣同志联系横路洲，协助联系新前村。

张应东同志联系二姑畈，协助联系竹墩村。

江玉梅同志联系西湖圩，协助联系九庙村。

黄雷同志联系黄雀畈西区，协助联系汪岭村。

临时议事协调机构按新的分工进行相应调整，不再另行发文。

中共千岭乡委员会

千岭乡人民政府

2024年11月21日

但是，千岭乡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总数只有26685人，你把它等比例换算成新加坡这种小国，相当于新加坡有接近4000个总理、副总理。2024年千岭乡一般预算收入计划465万元，粗略算一下，仅仅是给19个领导发工资可以用掉地区收入一半以上。

当然，乡村的事务管理越来越细，规则越来越明确；清扫垃圾、公共厕所、家畜养殖、杀鸡宰鸭、焚烧秸秆都有人管了，每个条线都有专业的分管领导。

然而，虽然乡村治理专业了，但对比咱们五十年代一个县政府一般都只有一到两个副县长，八十年代一般只有两至六名副县长的配置，这个管理成本是不是稍微昂贵了点？

很多从事过管理工作的朋友可能都有个体会。有时候，在既定规则和框架下，我们为了提升管理绩效可以不断打补丁，不断叠床架屋设架构，但事情往往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原因无它，有可能既有管理框架的根本逻辑与目标南辕北辙。

这种例子非常之多。

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里面有一篇《回顾安徽的农村改革》，是1970年代任安徽省农经委主任的周曰礼的回忆。

他讲那个小岗村（就是后面很火很火的那个小岗村），早年集体生产的时候，生产积极性太差，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于是下了场狠功夫。一个19户、110多人的生产队，派工作队18人进驻。

督导组要“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于是一个工作队员看一户，一起劳动，干了一年，国家还有支援，最后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分配收入32元。

1979年小岗村搞了包产到户，粮食生产增长到将近四倍，人均口粮达到800斤，人均分配收入200多元，是此前的6倍多。

而且，一个督导组也没有。

你看，逻辑正确，管理就事半功倍。

我想起一则旧闻，同样是关于吃饭。2021年，日本总务省一干官员接受私营企业主请吃，在高级料理店吃吃喝喝（人均消费600元），并且收受了高达120元(换算为人民币）的比利时巧克力礼品。

中国网民都惊呆了！这还高档礼品？！

谁请的？正是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子菅正刚，在东北新社任中层管理干部，负责媒体运营业务。

这场公款吃喝引发了一系列调查。

经组织查实，2016年起至2020年四年间，东北新社多次组织公务员吃请，总计有13名公务员接受了共计39次宴请，首相儿子菅正刚参与了其中的21次，总计吃请和送礼费用高达60万8307日元。

约等于37014元人民币，平均每次吃请花费高达950元（换算为rmb）。

未经世面的日本民众哪儿见过这场面，被吓呆了。必须严肃处理啊！

最终14名官员该撤职的撤职，减薪的减薪，首相儿子菅正刚调离工作岗位，降为主任科员，东北新社社长引咎辞职，首相本人郑重道歉。

你看，这事的处理效果相当好！

那怎么实现的呢？

无非就是有个不务正业的《周刊文春》去偷拍那些公务员吃吃喝喝的照片。而且，没有多花纳税人一分钱。

媒体舆轮监督意义非凡啊！

还是一则旧闻。1998年，有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去和《焦点访谈》节目组座谈，应邀题词，他说，昨晚我是认真想过的，然后写下这组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