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启蒙三题——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

法国人说，伏尔泰笑着，狄德罗叫着，卢梭哭着。这三个人的嬉笑怒骂，穿越那个“理性时代”，直落我们今天存活的这个世纪……

伏尔泰的笑声，是伏尔泰主义的特征。狄德罗昵称他为“湖边的老土匪”，几分亲密，几分微议，似嫌他不该用笑声去作战。狄德罗毕竟年少气盛，不明白敌手之低下，不值得用更正规的武器去应对。伏尔泰只有以笑声迎战，才不致辱没自己的智慧，才不致忽略对方的愚昧。

伏尔泰老是拿“教会的荣誉”、“宫廷的尊严”开玩笑。他说，从前有一个泥腿子，叫“老实人”。“老实人”进城遇到了六位欧洲废君，失去王位却呈泼皮威风，吃饭赖账，遭到意大利人的奚落哄笑。“老实人”起初不可思议，后来又听说宫廷社会暗中还流传有一种脏病，方有所悟。那脏病翻过来是一页“病历”，翻过去就是欧洲联姻王室的“家谱世系”：

侍女的病是一个方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

伏尔泰言罢，随即就是一阵开怀大笑，连马克思都听到了这一阵笑声。《马恩全集》第十三卷435页记载有马克思耐心描述的一则轶事，说伏尔泰当年有四个敌手，他就在家中喂养着四只猴子，分别取名为那四个敌手的姓氏。马克思说：

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养它们，不赏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不踩它们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子，不用最难以想象的卑劣方式对待它们。

伏尔泰每年只有一天不笑，那就是圣巴托罗缪之夜。每到这一天，他不仅不笑，而且浑身发烧，大病一场。200年前的那场宗教屠杀，惨死者达2000多人。巴黎各教堂的狰狞钟声，胡格诺教徒临死前的呼救声，魂牵梦回，声声在耳，使200年后的伏尔泰辗转反侧，不得安宁。

每到这一天，他给朋友写信，总署上一个怒吼着的名字：“écraserinfm L’infame——踩死败类！”后来干脆缩写为“écr·Linf”，以致有一个拆看他信件的检查官，竟以为这些信的作者确有其人，就叫écr·Linf先生。

伏尔泰石像

伏尔泰的“败类”究竟何指？200年来一直争论不清。搞历史的人有四种解释：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宗教狂热者。大概第四种解释比较可信。伏尔泰内心并不缺乏宗教感情，他排斥的是宗教狂热，不容异端。那才是走火入魔，是一切迫害行为、残忍行为的病根。

为此，他经常放下手头的著述，为街头的宗教迫害奔走呐喊。他为卡拉、西尔文、拉巴尔、康普等一切宗教迫害牺牲者鸣冤叫屈，官司一打就是10年、20年，亦在所不惜；为此，他痛心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认为外面的宗教迫害断不能演变为同仁间的学术迫害。他和卢梭的争吵是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幸，但到了垂暮之年，他还是向卢梭伸出了宽容之手。他曾同时向七个地点发出邀请，请那个流亡者到他的隐居地来避难。某一天，突然有人诈喊：“卢梭来了！”

伏尔泰闻言，掷笔惊叫：“这个不幸的人在哪？快让他进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伏尔泰在笑声中流泪，一生写有15部悲剧。最使东方人感兴趣的是他的《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那故事原称“搜孤救孤”，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却被伏尔泰移植为法语演唱，用来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伏尔泰让得胜的成吉思汗向失败的中国士人如此述说：

你把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忠勇双全的人值得全人类尊敬，从今后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马克思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总结为“征服者被征服”。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不过，他并不同意儒家一味崇古的原教旨主义，更不能想象那个《中国孤儿》可用来夜郎自大。借着与卢梭辩论，他微笑着说出以下意见：

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是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伏尔泰在哪里笑？一直笑到什么时候？1760年，“老土匪”在答复别人提问时写道：“我在我的隐居地做什么？捧腹大笑；我将要做什么？一直笑到死。”

三十年后，巴黎人补行国葬，迎回了这位一直笑到死的哲人遗骨。塞纳河边，万人空巷。他的心脏装在一只盒子里，永久存放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的一句名言：

这里是我的心脏，

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从此以后，人们才知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法国人为何把狄德罗称为“叫着的狄德罗”？猜想起来，大概是因为狄德罗在启蒙运动中最早叫出了无神论的口号，而且把这个口号叫得最响，也最为激烈？

在那个时代，人的激进与否，未必如后人想象——不是以政治观点为标准，而是以神学观点为标准。伏尔泰也好，卢梭也罢，对尘世间的权威，一律是，说大人则藐之，碰上一个说一个，毫不留情。但对天国的权威，则是笔下留“神”，至多说到自然神论为止，从未走到无神论的一极。他们反对的是宗教狂热，而不是宗教本身。他们之所以保留宗教，与其说是认同宗教的认知价值，毋宁说是保护宗教能够维系人心的道德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才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谁能料想，就这句话被我们的教科书作者抓住了尾巴，如获至宝，到处引用，非说人家保守，还“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狄德罗

唯独狄德罗称心，唯独狄德罗勇敢。他不仅与宗教狂热作战，还直接向宗教本身宣战。《百科全书》中狄德罗写得最多，共计条目1296条，凡是能够抨击上帝的地方，他都不放过，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他在无神论旗帜下召来两个泼辣写手——霍尔巴赫、达兰贝尔，吓跑了伏尔泰，也惹恼了卢梭。狄德罗之所以被捕，不在于他的文字有辱陆军大臣的情妇，而在于他《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触怒了僧俗两界，也触怒了包括启蒙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法国思想界。无怪乎拉美特利有一次说到，狄德罗只借助一个盲人就开导了整个宇宙，而他自己却被关进了漆黑的监狱。

200年过去，人是由上帝创造，还是从猿猴演变而来已成了一个愚蠢的论题，不值一辩。但是，因为真理的事后普及，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历史前置的错觉：既是如此简单之常识，那么当然是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事实不然，法国革命当年因无神论激烈而出名，也因为无神论激烈而蒙受灾难，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代价之一，是激起了全欧洲的反动。笃信宗教的农民首先从旺岱起事，迅速蔓延至法兰西全境。全欧洲僧俗两界在“圣战”的旗号下扭结起来，向无神论的巴黎宣战！巴黎人坐守孤城，成了“一小撮”，成了“极少数”，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鼠”再革命，“街人”再反动，力量悬殊却是就此铸成，怎么也扳不过来了。

代价之二，是使革命党的革命哲学本身因此扭曲，从扭曲也走向“反动”。大革命摒弃宗教以后，社会动荡，人心道德无所维系。革命党不得不强化道德说教，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凯撒与耶稣集于一身，反而出现了自己本身极欲反对的专制倾向：政教合一。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一时传为革命名言，实际上包含着多少无奈，多少尴尬。

美德从前以对上帝的敬畏为基础，上帝抽空，美德只能借人们对恐怖的敬畏而行。美德与恐怖结伴，既恶化了政治，也败坏了美德。不道德，强迫你道德，不自由者，强迫你自由，实际上是制造假道德，伪自由。这与大革命之初衷人人生而自由相差何止以道里计？

百般无奈，左右尴尬，罗伯斯庇尔不得不自己穿上了袈裟。1794年5月，大革命推倒神龛，又设祭坛——建立最高主宰节，罗伯斯庇尔主祭开教大典。同一年，罗伯斯庇尔开始清算无神论。在一次拿破仑称之为最出色的演讲中，罗伯斯庇尔点出了百科全书的名字：

这一派人以极大热情传播唯物主义，远远不满足于仅仅摧毁宗教偏见。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变成体系、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骗子手的资产。这一派人包含为数众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骗子！

法国革命最热闹的场景，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法兰西不是没有维系人心的锚链，那是百科全书派过早过激的宣传斩断了这根锚。千帆竞渡的结果，大革命堤溃水漫，一片汪洋。罗伯斯庇尔恨恨而言，那不是革命，那是“一场国内战争，国际战争，还兼一场宗教战争”。到头来，最激进的革命党，在革命最激进的阶段，不得不反过来啃噬最激进的革命学说——唯物主义无神论，1794年的这一幕，不仅令狄德罗难堪，也令后世一切跟着叫的教科书作者难堪。

由此看来，伏尔泰说的“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虽然刻薄，不也道出了几分大革命运行轨迹的客观必然？至于这个“湖边老土匪”所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那更是至理名言。能不能类此推出狄德罗的逻辑呢？——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那就不是逻辑了，那是狄德罗的教训，那是狄德罗的遗憾。

一谈到卢梭，感觉大变。是贬？是抑？是厌？是喜？——都不能达意。谈伏尔泰时的轻松，谈狄德罗时的讥诮，是怎么也保持不住了。

谈点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吧。

伏尔泰曾挖苦过卢梭：“读尊著，使人渴慕四脚爬行”；狄德罗曾抱怨他的“每一个思想，都受到了卢梭的干扰”，说他们这群人与卢梭的分裂，“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

是什么样的分裂，使得这群人坐立不安，恨声不绝呢？

卢梭

分裂之一，是卢梭的历史哲学：他控诉文明进步的罪恶。这是最触犯启蒙学派忌讳的地方。启蒙的旗帜是“理性”，启蒙的基石是“进步”。而卢梭却在森林中徘徊沉思，忽如狼嚎般狂吼：“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

分裂之二，是卢梭的政治哲学：洛克算老几？英国代议制又是什么东西？殊不知他卢梭痛诋之物，恰是老伏尔泰最心爱的东西。伏尔泰终身不渝，信奉的就是洛克思想，英国制度。卢梭却从本土笛卡儿那儿借得一块先验论资源，独辟出大陆一派政治哲学：以第一原理演证政府与社会来源于一纸契约，既如此，有履约者悔约，就有订约者毁约。于是，革命有理，造反无罪，老百姓就有了起义权、弑君权、推翻政府权、再订契约权，等等等等……

分歧之三，是卢梭的社会哲学：老伏尔泰风度翩翩，出入于上流客厅；小卢梭则是风尘满面，仆仆于街头鼓动。伏尔泰欣赏有教养者的清明理性，那才是社会稳定的柱石；卢梭则鼓噪无套裤汉的汹汹怒气，街头自有活水来，有道德，有激情，方能荡涤上流社会的污泥浊水……

法国大革命失败，启蒙运动灰飞烟灭。卢梭哲学成了下一个世纪、再下一个世纪的百年笑柄：

19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敲打着卢梭的庐墓，笃笃有声：“拿出考古证据来，证明你的社会契约来源于远古时分，有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书面合同！”

20世纪的英国分析哲学则指着希特勒的肖像，数典骂祖：“从雅各宾专政到冲锋队运动，历史上举凡浪漫主义的精神狂热，哪一样找不到他卢梭思想的罪孽？”

人们把法国革命的恐怖，归咎于卢梭；把200年来旧大陆起义成瘾，革命成疯，也归因于卢梭，归因于狂想乌托邦，说大陆学派是潘多拉的盒子。

耳闻身后骂声不绝，小卢梭冥府垂泪，当该继续哭诉；老伏翁则应称心如意，捻髯含笑了。可是，如果让另外一群哲学家比如康德，比如罗尔斯，比如韦伯，来作评判，又该作何感想呢？

康德说：我没有激情，却能掂量卢梭的分量。我的客厅从来只挂牛顿和卢梭的画像。牛顿指向理性数轴的无穷大，卢梭则指向同一根数轴的相反方向。你们都说，学哲学者必先通过我康德这座桥，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康德首先通过了卢梭这座桥？

罗尔斯说：我积二十年心力，写成《正义论》一书，本世纪70年代方才出版。我没有改换卢梭政治哲学，只是移动了一下它的立论基础，从杜撰一场远古契约移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假设也有一道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从头罩下，社会中人谁也不知道自己在既存秩序中是受害还是得益，人们的选择将会怎样？我以数学方程演证出的模式，恰与卢梭当年用（契约合同）推测的结论相合：人们将不约而同，奔向卢梭那把大镐，刨出社会老根，刨出一块价值重建的空白起点。

卢梭以激情见长，他的契约论是诗；我以冷静著称，我的正义论是数学，想不到诗的语言和数学的结论竟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以法国革命成败论卢梭、伏尔泰之成败，以欧洲200年历史成败论大陆、英美学派之成败，是否为时尚早？

韦伯说：经验论、英美派根在历史，或可称为工具理性。先验论、大陆派根在逻辑，或可称为价值理性。可悲的是、人类理性有两股源头，社会发展却只有一条河床。当两条大河争夺一条河床时，或是江河改道、或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就是法国革命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该重演了。但是，人类切不断历史，也离不开逻辑。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探险，人类精神借此获得二维空间。若要进入三维空间，向第三维——高度飞跃，必须历史与逻辑的共同扶持：历史作轮，提供足够的滑行速度，逻辑作翼，提供应有的起飞升力……

必作如是观，我们方能理解老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殚精竭虑：他为何提出人类史当是一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史？他为何留下那句睿智无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这句格言如今已被用糟用滥。其实黑格尔本意，有着当时具体的针对性，是站在第三维高度上发言，凝结着他综合启蒙运动分裂，综合大陆、英美思潮分野的良苦用心：前一半总结的是经验论、工具理性、英美学派、伏尔泰，后一半总结的是先验论、价值理性、大陆学派、卢梭。

也就是说，你卢梭喝令江河改道，要出大乱子，你伏尔泰占着河床不放，一水独霸，到头来也会水源枯竭，河底焦裂。你们两者齐力，一边拓宽河道，另一边疏浚淤泥，两河并作一水流，方能双源并下，交汇聚合，融入壮阔之海洋。

事实不也确然如此？

（本文初次发表于《读书》1991年第11期，后收入《风声·雨声·读书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