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航胜、张德山巧用诉讼时效抗辩，成功化解委托人陈债风险

上兵伐谋，一战而定，杨航胜、张德山律师巧用诉讼时效抗辩，迫使原告撤诉，成功化解委托人陈债风险

近日，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胜和张德山、彭祺律师共同成功代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经庭审对抗后，对方（原告）撤回起诉。

案件委托人突遭原告起诉，被追索十年前数百万元设备款及逾期违约金，原告主张委托人“未足额支付大部分设备款项”。起诉地是原告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某区级法院。陈年旧账突然被追索，其产生原因和背景错综复杂，委托人的陈述中可采用的抗辩理由有多种组合方案，京都律师团队精准研判，在数个抗辩理由中抽丝剥茧，最终抉择采用单一诉讼时效抗辩策略，经过缜密高效的庭审对抗，原告最终撤诉。

案件背景：跨越十年的陈年旧账

2015年3月，委托人买方山东某公司与卖方山西某公司签署买卖合同，采购两台大型设备（某细分领域的创新设备），价款近500万元。当年10月设备到货安装，委托人支付了部分货款。对于后续履约过程以及为何大额货款未支付，山东公司和山西公司各执一词。

据原告称，其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向被告主张货款，2024年9月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催告未果后，最终于2025年2月提起诉讼。

据被告称，后续不再支付余款是双方合意，过程很复杂，具体理由若干。

策略抉择：

诉讼时效抗辩能否实现“一招制敌”

委托人基于对事实的回忆和认知，自有其特定的抗辩事由。但某些常理层面的理由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理由，尤其是抗辩事由之间存在互斥的情况下，需要深入研究、慎重抉择。

京都律师团队深入研究原告的证据、听取被告对事实经过的描述，并经委托人同意后，最终选择以诉讼时效抗辩作为唯一的理由。这一抉择的风险在于，一是原告能否举示诉讼时效中断的有效证据，二是裁判者能否下决心仅凭时效理由驳回原告的大额诉请。

双管齐下：

对言辞证据的否定和裁判者心证的加强

在仅提出时效抗辩的案件中，严密的质证防守是维护被告权益的关键。本案历经两次庭审质证，具体质证过程要点如下：

1.首次庭审质证

核心问题：原告仅提交买卖合同，刻意隐瞒后续签订的补充协议。

质证要点：原告诉讼请求虚高，未能反映案件真实全貌，构成诉讼不诚信。

时效抗辩：其提交的律师函等证据，无法有效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进行了催告。

2.二次庭审质证

补充证据：证人杜某证言（主张每年电话催款及现场催款）。

质证要点：精准把握发问环节，询问关键性问题：（1）“原告公司你能说了算吗？”这一简洁提问以及对方肯定性答复，成功证实杜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杜某身份决定其是案件利害关系人（或应为当事人），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每年与委托人的通话记录还有吗”，杜某对此予以否认，表明原告所谓的每年电话催款并不能出示任何电话往来记录；（3）“现场催款时还有其他人吗”，杜某否定性答复确定了其证言是“孤证”。

时效抗辩逻辑：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曾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也无法证明被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九条中的诉讼时效届满后，委托人曾向对方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情形。

另外，考虑到原告是在当地起诉、主场作战，且司法实践对于时效问题一般并不采取严苛的标准，京都律师团队进一步加大说理，避免裁判者产生仅因时效就驳回巨额诉请的心理负担。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方面原告在被告举证后大幅降低诉请，说明原告没有诚信诉讼，有意回避部分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买卖关系发生在多年前，近些年并无激烈冲突，证据有遗失、暂时未找到亦在情理之中，从这两个角度而论，原被告可能都无法完全还原全部事实，裁判者无须顾虑所谓的客观事实、以有证据支撑的法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足矣！

庭审的最后阶段，原告律师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新的诉讼逻辑和观点，认为双方未经结算、钱款支付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可惜，诉讼逻辑和趋势已形成，再无回天之力。

本案基础事实发生在十年前，因时间跨度较大、原始证据匮乏，部分关键事实已难以还原，原被告双方基于特定考量和条件均未完整向法院呈现案件全景。事实上，未付款项涉及多重因素，京都律师敢于化繁就简，以时效作为唯一理由进行抗辩，充分体现了专业自信和对案情的精准把握，客观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诉讼时效制度绝非僵化的时间枷锁，其本质在于实现权利救济与社会关系稳定之间的精妙平衡——既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亦为长久形成的社会秩序提供安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