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如何沦落到今天这地步的？

今天这篇是历史文。

伊朗的根本性转变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

在此之前，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是美国在中东最紧密的盟友之一，奉行全面西化的政策。

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推动的“白色革命”涵盖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土地分配、工业化、普及识字率以及赋予妇女选举权等。

这些措施，特别是石油出口收入的激增，显著推动了经济发展，并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取得了一定进步。

然而，这场改革也带来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国家财富高度集中于王室和少数权贵阶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西化进程严重冲击了传统宗教价值观和教士阶层的经济利益，底层民众则在通货膨胀和土地改革不彻底中承受着巨大压力。

1978年，流亡国外的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返回伊朗，受到数百万民众的狂热欢迎。

他领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反对国王的西方化、世俗化和腐败为核心诉求，迅速汇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

1979年初，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君主立宪制终结。

霍梅尼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政教合一的最高原则，开启了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时代。这场革命深刻重塑了伊朗的内政外交。

霍梅尼政权上台后立即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清除西方影响的政策，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强制实施“头巾法案”，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和其他社会权利，要求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并穿着遮盖全身的服饰。

其后继者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制度，将其视为伊斯兰虔诚和社会纯洁的标志，尽管这引发了国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持续抵抗。这成为伊朗从相对开放走向保守神权统治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在政治结构上，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

最高领袖由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是终身制，拥有超越总统和议会的巨大权力，包括对国家重大政治、安全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和监督权，军队最高统帅权以及对司法、媒体等关键机构的控制权，成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主宰。

革命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急剧逆转。

霍梅尼政权高举“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旗帜，彻底与美国和以色列决裂，这与巴列维时代伊朗作为以色列在中东最亲密盟友、国防军甚至由以色列协助训练的历史形成了戏剧性对比。

这种强硬的“反美反以”立场，使其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对西方持批评态度的群体中获得了一定声望，一度被视为挑战西方霸权的伊斯兰先锋，与沙特阿拉伯等被视为与美国关系过密的阿拉伯国家形成对照。

为巩固国内统治并消除对旧军队的不信任，霍梅尼迅速创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

这支武装力量被赋予特殊地位和独立财源（包括掌控庞大的经济帝国），直接效忠于最高领袖，成为维护神权统治的核心支柱。

而巴列维王朝遗留的伊朗正规国防军则被边缘化，主要负责边防任务。

革命卫队与国防军共同构成伊朗武装力量，但两者在资源分配、政治地位、民族构成（国防军以波斯族为主，革命卫队中阿塞拜疆族比例较高）和职责上存在显著差异乃至竞争，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双轨制。

最高领袖的传承也深受此影响，霍梅尼（波斯族）最终选择当时仅为中级教士的阿塞拜疆族人哈梅内伊继任，部分原因在于后者已获得革命卫队的支持。

在地区战略上，伊朗致力于构建“抵抗之弧”，旨在扩大什叶派影响力和对抗以色列及美国主导的秩序。

这包括大力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后者已成为该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力量）、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在叙利亚构建亲伊朗民兵网络。

然而，这一战略极大地加剧了与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紧张关系。

逊尼派国家视伊朗的什叶派扩张主义为比以色列更直接的安全威胁。沙特等海湾国家因此在两伊战争中全力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极大地消耗了伊朗国力。

伊朗作为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什叶派大国，与阿拉伯世界为主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深刻的历史、民族和教派隔阂，使其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也常感孤立。

伊朗的外交政策常被视为矛盾重重。

它试图保持独立自主，宣称“既不靠东方，也不靠西方”，但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实力支撑。

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其重要支柱，尤其在军事合作方面，例如在俄乌冲突中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事援助。

但这种支持并非无条件的，当面临美国严厉制裁威胁时，伊朗曾公开表示可能停止对俄军援，显示出其外交的务实性与脆弱性。

在东方，伊朗于2021年与中国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计划，涵盖能源、基建、金融和军工等领域，被视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里程碑。

然而，协议落实进展缓慢，且伊朗在关键项目上展现出犹豫，例如将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恰巴哈尔港主要租给印度开发，该港被印度视为绕过巴基斯坦连接阿富汗和中亚、平衡中国影响力的通道。

伊朗甚至试图通过与印度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来平衡对华依赖，反映了其外交决策中的复杂算计与不确定性，有时被批评为高估自身筹码或错判国际格局。

伊斯兰革命后，民众曾对神权政府改善民生寄予厚望。

然而，几十年过去，经济困境成为社会不满的主要根源。教士阶层自身逐渐演变为新的特权集团，腐败滋生。

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极限施压”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石油出口收入锐减，从历史高位暴跌至2024年预估的约540亿美元，不及巴列维时代后期的四分之一。

随之而来的是货币里亚尔崩溃性贬值（官方与黑市汇率差距巨大）、恶性通货膨胀（2024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涨幅高达336.9%）、失业率攀升（总体失业率约7.2%，青年失业率超过20%）以及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按照黑市汇率计算，2024年伊朗最低月工资仅约合人民币1200元，而一个三口之家维持基本温饱的月开销估计需2875元人民币，普通民众连购买面包和羊肉等基本食品都日益困难。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

多年的经济困境、政治高压和社会文化束缚（尤其是对女性的限制）累积了广泛民怨。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数百起抗议活动。2022年因库尔德女子玛莎·阿米尼因头巾问题在道德警察拘押中死亡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更是喊出了反对最高领袖的口号，显示了民众对神权统治根基的质疑。

2024年至2025年初，伊朗国内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多次发生针对高级军官和核科学家的暗杀事件，有情报指向国内泄密，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或民众中存在严重的离心倾向。

今年6月，以色列代号“崛起的狮子”的精准行动成功炸死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总司令伊斯梅尔·卡尼等多名核心高层，进一步暴露了伊朗安全体系的漏洞。

尽管伊朗随后向以色列发射了130枚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但绝大多数被拦截，凸显其军事技术劣势。

当前，伊朗神权政权面临着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经济濒临崩溃、社会严重撕裂、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加剧、外部面临美以持续高压甚至军事打击风险，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

几十年过去了，伊朗人民发现，他们依然没有实现面包自由，依然吃不起超市的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