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役：奠定中国千年霸权的关键之战

唐高宗龙朔三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之上，爆发了两国间有史以来第一次武装冲突。

这一战役的意义重大，不仅打退了日本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还消灭了盘踞朝鲜半岛7个世纪的高句丽，奠定了中原王朝此后一千多年的东亚霸主地位。

这就是“白江口之战”。

白江口之战前，朝鲜半岛已经持续了二百多年的三国分立。

北方的高句丽最强，凭一己之力，几乎统一了朝鲜半岛，甚至染指辽东，

南方的百济和新罗，分别占据西南、东南，与强大的北方政权分庭抗礼。

不得不说，此时的半岛局势颇有“东汉末年分三国”的架势。

高句丽自“五胡乱华”后崛起，发展至隋唐初年，已成为连中原王朝都不敢小觑的强大势力。

为了对抗高句丽，新罗、百济寻找到强大的外援，但此时的中国还没有登上东亚霸主的宝座，对朝鲜、日本没有形成威慑。

因此新罗、百济的首选外援，并不是刚完成统一的中国，而是与他们更为靠近的日本。

此时的日本刚完成“大化改新”，它仿照大唐体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国力增强后，日本开始积极向外扩张势力，并成功在朝鲜半岛南端建立了根据地。

日本对于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充满了兴趣，新罗、百济的求援让它有了出兵朝鲜的机会。

但对百济来说，对抗高句丽的胆子倒没有，但吞并新罗、独占南朝鲜的胆子不光有、还很大。

于是就像“大魏吴王”·孙仲谋一样，百济选择向强大的北方政权进行妥协，以图吞并自己的近邻。

同时百济王室积极与日本贵族进行和亲，将王子·扶余丰璋作为质子送往日本，并割让南部海岛作为日军基地，以此争取到了日本的独家赞助。

百济此刻信心满满，陆地上有高句丽的骑兵支援、海上有日本的海军封锁，两大强国伺候着它一个儿，这福分自然是小不了，于是向新罗发动了战争。

于是在公元655年，新罗面临的即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绝境。

而环顾四周，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替它主持公道的，只有隔海相望的大唐了，于是新罗向大唐遣使求援，它承诺，将为大唐开出一个无法拒绝的价码。

但大唐的回应却颇有《教父》开头老教父PUA包纳萨拉的味道。

他质问新罗，为什么之前没有向他求助呢？看来你并不需要我的友谊，如果你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求助，你的对手们将会得到应有的报应，那么他们就会害怕你，但现在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声GodFather。

新罗使臣闻言“泣谢拜服”，一切惟唐国马首是瞻。

大唐满意的笑了，他日我或许需要你的帮助，也可能永远不会有那一天，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请收下这份公道作为礼物。

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在对朝鲜半岛局势数轮调停均告失败后，大唐决定用军事手段强制调解三国纠纷，顺道敲打敲打“尾大不掉”的高句丽。

6月18日，左武卫大将军、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率水路大军10万人从成山港（今山东威海）出发，剑锋直指百济。

唐军登陆后连战连捷，迅速攻陷了百济的都城——泗沘城。

百济君主·义慈王逃亡故都熊津，唐军乘胜追击，包围了熊津城。

7月18日，眼见突围无望，义慈王出城向唐军投降，百济灭国。

此时距离唐军出港，只过去了一个月。

义慈王不明白，大唐以往最多只是调解、出兵、收下当狗。何以这次却兴师动众、出动十万天兵，亲身入局、对百济这种小国发动一场灭国战？

苏定方笑了，您说的那是老三步，我现在走的是新三步，百济和新罗对大唐都不重要，但没有高句丽对大唐很重要。

苏定方的目的，是希望将泗沘城打造成对高句丽用兵的跳板，届时与辽东的唐军、成山的水军合力，形成钳形攻势，夹攻高句丽。

苏定方对此信心满满，他委任留郎将·刘仁愿率一万人驻守泗沘城，熊津都督·王文度驻守熊津城，二军互为犄角，由新罗王子·金仁泰率新罗兵7000人协防。

9月3日，苏定方率领唐军主力部队，押解着包括义慈王、太子孝、王子隆在内的宗室及大臣九十八人、百姓12000人，乘上了返唐的船只，返回长安复命。

但此时的形势远没有苏定方预想的那么乐观。

新罗军队战斗力拉胯，协防泗沘城的7000新罗兵，只能提供有限的战斗力支持，用孙猴儿评价八戒的话就是——放屁添风。

比战斗力更拉胯的是新罗的后勤补给，粮食和装备的供应不足，严重影响了唐军战力，驻守泗沘城的唐军，面临了与932年后入朝作战的明军同样的困境。

但更让唐军头疼的，是由百济残存势力组建的百济复国军。他们掌握了除泗沘城、熊津城以外的百济大多数区域，以小股部队游击战骚扰唐军，时常威胁泗沘城与新罗之间的粮道。

唐军很快就发觉，自己已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义慈王的投降，标志着百济政权的灭亡，但此刻唐军对百济的控制，只限于泗沘、熊津及周边的城镇。

百济的其他地区仍未向唐军屈服，他们自立领袖、独立开展反抗运动。

这时义慈王从弟·鬼室福信站了出来，他联合百济的佛教领袖·道琛，在周留城举起了百济复国军的大旗，得到了各地积极响应，福信成为反抗军的领袖。

就在苏定方返唐的第二天，福信向日本、高句丽发出国书求援。

两国深知，大唐灭亡百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新三步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日本或高句丽。于是他们对福信的求援积极响应，半年之内，向周留城输送大量人员物资。

公元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2月，百济复国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道琛和尚的率领下，包围了泗沘城，刘仁愿和一万唐军被困死在了城中。

刘仁愿急需救援，但屋漏偏逢连阴雨，此前留守熊津城的王文度此时突然暴毙，而新的人事任命还在路上，熊津城此时群龙无首。

但身陷绝境的刘仁愿心里并不慌张，他只有一个念头：鉴定守住，就有办法。

因为他知道，此刻熊津城里，有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解泗沘城之围，虽然那人目前还只是一介布衣，但他笃定，朝廷一定会任命此人为新的熊津都督。

此人就是一代传奇、日后的大唐左相——刘仁轨。

果然，十几天后传来朝廷诏命，起用随军白身·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率领熊津城唐军及新罗军，解救泗沘城。

刘仁轨虽是没有任何官职的白身，但他却是历经宦海数十年的老臣。

因为得罪权臣李义府，在大军出发征讨百济的前夜，刘仁轨遭到陷害被免去了所有职务和荣誉，但高宗深知他的人品和能力，因此不顾众人反对，仍让他以白身随军听用。

刘仁愿、刘仁轨，二人名字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并没有血缘关系，刘仁愿是匈奴人，刘仁轨是汉人。

刘仁愿曾接到李义府密令，要他暗杀刘仁轨，但刘仁愿敬佩后者的人品，并没有动手，两人因此结识。刘仁轨的能力和人品，就是刘仁愿笃定他会被任命的信心来源。

刘仁轨精通将略，接到任命后，他向全军表态：

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於海表。

所言所语，不可谓不豪迈，当然刘仁轨的能力也配得上这样的豪言壮语。

他率领唐军和新罗军分进合击，只一战就歼灭敌军一万余人，不仅解除了刘仁愿之围，还重挫百济复国军，使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只能龟缩任存城，无法对唐军造成任何威胁。

刘仁轨短暂的清除了百济的势力，让朝廷看到出兵高句丽的机会。

4月，唐高宗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三路大军合兵35万，水陆并进征讨高句丽。

7月，大军于浿江击溃高句丽主力，围困高句丽首都平壤城。

但平壤的战事并不顺利，高句丽战斗意志顽强，加上平壤城易守难攻，始终无法展开有效的进攻。

662年2月，唐军围困平壤半年却一无所获，无奈只能班师回朝，撤出了朝鲜。

唐军围困平壤时，百济复国军可没闲着。他们从日本方面接收大量军事援助，招兵买马、养精蓄锐，重新恢复了战斗力。

当唐军主力从平壤撤出朝鲜后，唐军在朝鲜的部队仅剩5000人，而新罗军队因为补给问题也退回国内，因此留守熊津、泗沘的刘仁轨、刘仁愿再次沦为孤军奋战，重新陷入了百济复国军的包围之中。

到了这年5月，也就是平壤围城战结束的3个月后。

日本人派遣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将此前一直待在日本、充当质子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璋送回了周留城，丰璋继任百济王位。

日本人这么做并非为了什么大义，只是因为福信和他的百济复国军，越来越不听日本人的话了，因此他们扶持亲日的丰璋为王，与福信争夺百济的控制权。

丰璋回国继位后，百济的复国运动进入了一个小高潮，一度对唐军的安全产生了威胁，但因为有日本人的掺和，丰璋的小朝廷内部很快就陷入了互相倾轧之中。

丰璋虽然是义慈王之后，但囿于质子的身份，他并非王位合法继承人，加上在日本充当人质多年，他在国内并没有什么影响力，能坐上王位只是因为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

而他的王叔、复国军领袖·鬼室福信，在义慈王时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百济亡国后，他领导复国军开展武装斗争，掌握着国内唯一的武装力量，威信著于朝野，即便丰璋继位后，士民之间也是“只知福信而不知有王也”。

丰璋到底是空降的领导，很容易就会被老员工架空，因此继位之初丰璋只是一个政权吉祥物罢了，并没有掌握权力。

但他也并非孤立无援，背后除了日本人的支持，还有复国军另一个领袖——道琛和尚。

道琛是丰璋的有力支持者，除了佛教与百济王室的渊源、道琛与日本关系密切外，还因为福信在领导百济复国军期间，屡屡对道琛的地位产生了威胁，大家都是首倡义旗的忠臣，凭什么福信独占鳌头。

道琛加入丰璋的阵营，积极出谋献策，一面是针对唐军的军事行动，另一面就是针对福信的夺权。

福信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小孩，尽管道琛老谋深算，但架不住福信一力降十会，于是政治斗争中你来我往的戏码还没来得及上演，福信就直接派人暗杀了道琛，自此彻底掌握了百济复国军的控制权，随后与丰璋、日本人之间开始了暗中较量。

在成熟的政权中，政治斗争往往有一条最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不能暗杀。

对政治家而言，暗杀是最下做的斗争方式，朝堂之中你死我活的争斗是自然规律，可一旦有人诉诸暴力和死亡威胁，那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不择手段争夺权力，这是最高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一旦出现第一个暗杀政治对手的人，就自然而然会有第二个人。

丰璋就是这第二个人。

眼见自己扶持的傀儡国王已被福信压制，日本人也只能躬身入局了。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3月，日本派遣前将军·上毛野稚子、中将军·巨势神前译语、后将军·阿倍引田比逻夫，率27000名日军渡海援助百济。

日军从新罗境内登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攻下了新罗的数座城池，与百济军队协同作战，对熊津、泗沘的唐军形成战略包围，而新罗军此刻自顾不暇，无法对唐军提供支援，半岛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

军事上的胜利让丰璋恢复了掌控朝局的信心，现在唯一挡在他前面的就只是自己的王叔福信了，他想到了被暗杀的道琛，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龙朔三年6月，丰璋派军包围了福信官邸，杀害了福信及其党羽，众多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复国军将领被杀，自此丰璋独揽大权。

但也从此时起，百济的临时小朝廷进入了生命倒计时。

就在丰璋斩杀良将、自废武功时，一支大唐远征军，在左威卫将军·孙仁师的率领下，已经从成山港出发，向着百济渡海而来。

此次唐军出发仓促，短时间内只集结了7000人马。

之所以这么着急，一来是因为此前登陆的数万日军，在新罗、百济连战连捷，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是此时有消息传来，日本集结了海军战船一千余艘，满载42000名士兵和补给，将举全国之力大规模入侵百济。

7月中旬，孙仁师率7000唐军抵达了熊津城，大军成功会师。

此次作战的战略目的，在于彻底消灭百济复国军及丰璋小朝廷，根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

在军事部署会议上，众将认为加林城是战略要地，建议将此城设为优先级更高的军事目标。

但刘仁轨力排众议，认为加林城易守难攻，恐怕会重复唐军在平壤的失败。而周留城是丰璋的政权中心，他主张擒贼先擒王，一旦周留城平定，其他地方就不足为虑了。

《资治通鉴》：（刘仁轨）曰：“兵法避实击虚。加林险而固，攻则伤士，守则旷日。周留城，贼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诸城皆下。”

于是刘仁轨制定了水路并进、夹击周留城的计划。

由孙仁师、刘仁愿率领主力部队从陆路攻击周留城，而刘仁轨亲自率领水军战船，在白江入海口阻击日本水军，随后从白江入海口向周留城进发，与地面部队形成夹击之势。

8月初，孙仁师、刘仁愿率部抵达周留城附近，开始清除周边军事要塞。

13日，大唐陆军已经抵达周留城下，着手部署围城。

同一天，刘仁轨率领的170艘水师战船，也抵达了白江口附近，封锁了周留城入海水路。

一切都按照刘仁轨的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此刻的周留城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丰璋唯一的希望就是日本人的海军，他站在周留城头，焦急的等待着日军的到来。

同样苦苦等待日军的，还有刘仁轨。

此次围城的关键，在于歼灭来援的日本海军，否则在攻城时就会面临被围的险境，因此只要日军一天没有到，他们就只能继续围城。

而如果日军没有按照计划那样驰援周留城、而是选择在他处登陆，那熊津、泗沘两座防守空虚的城池可能就会面临威胁。

这可真是既怕日军不来、又怕它胡来。

8月27日，刘仁轨苦等14天后，日本海军终于如预想一样，出现在了白江口海面上，这让刘仁轨、丰璋在内的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于是就在当天，中、日两国史上第一次军事交锋爆发了。

此战，日本海军出动船只1000余只，兵力42000人。唐军船只170只，兵力只有12000人。

仅从船只、人员的数量上来看，这似乎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而实际上唐、日两军间的战斗力也确实是云泥之别。

日本海军舰艇虽多，但都是排水量小的小船，水上作战能力有限。

而唐军战船以产自福州和广州的“福船”、“广船”为主，排水量远超日本水军船只，船只高度也远高于日舰，唐军从船舷望日军，就像站在三楼往一楼看。

据《新唐书》记载：仅广州一地一次“能造海船五百艘”，其中，最大的苍船长二十丈（约66.6米），最多能载六七百人。

仅两军的船只技术的差距，就足以弥补唐军人数上的不足，因此尽管日军数量占优，但唐军的优势仍是压倒性的。

日军水军的指挥也远逊于唐军，大规模舰队行进时缺乏有效管理，1000多艘战船拉出了二十多里的距离，当前军已经遭遇大唐水军时，后军还在二十多里外，差点被唐军围点打援。

日本的前军在遭遇唐军后一触即溃，所幸唐军并没有继续追击，日军才有时间重新集结水军。

但在日军看来，两军相斗就像两个人决斗，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如果一方只知一味防守、不做反击，那绝对是缺乏战斗意志的表现。

因此，他们得出了结论，唐军没有乘胜追击，纯粹是因为士气低迷、心生畏惧，如果日军发动一次勇敢的板载冲锋，一定能吓退毫无战斗意志的唐军。

于是日本人采取了一种反常识的战术：冲击敌方水阵、打乱敌人阵脚。

日本舍人亲王所著的《日本书纪》中记载：

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酉，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

看着朝自己旗舰滚滚而来的日军，刘仁轨心情很快从不解、转为大喜，尽管他没看懂日军指挥官的战术，但日军却完美配合了他的战术。

随着日本船只越来越近，挡在刘仁轨前的唐军船只却不顾主帅安危、默默地分向两边，将旗舰暴露在日军的视野之下，似乎真的被日军的板载冲锋吓退了。

日军大喜，于是全军加速冲锋，终于一头扎进了唐军的口袋阵。

看到敌人已入瓮，唐军已经开始收紧口袋，战舰缓缓向日军的船只靠拢，后者很快被挤成一团、无法动弹， 这时日军才明白中计了，但为时已晚。

唐军利用船高优势，居高临下用长槊、火油发动攻击，被围在一起的日军船只无法逃脱、也无法反击，士兵不是被长槊贯死、就是被火烧死、被水淹死。

日本书纪》：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船橹不得回旋。

最终，这场战斗以日军42000人全军覆没告终。

失去了日军作为外援，周留城成了孤城，丰璋仓皇之下只带了数十名亲随逃亡高句丽，周留城的卫戍部队看到他们的效忠对象弃社稷而去，于是也开城投降。

就像刘仁轨所预料的，周留城被平定后，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加林、任存等城相继投降，百济复国军一时群龙无首，为争权夺利陷入互相倾轧，被刘仁轨逐个击破。

最终，唐军控制了整个百济。

但大唐决策层也明白了， 百济人对大唐没有文化认同，仅靠武力也无法让他们臣服，这种情况下，以羁縻制度进行统治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式。

于是在刘仁轨的建议下，软禁在洛阳的故百济王子·扶余隆被任命为熊津都督，成为名义上的百济领袖，而刘仁轨率唐军继续留守百济，是幕后的实际管理者。

大唐的法律、政令开始行走在百济的大地之上，大唐皇帝成为百济人唯一的君主，至此，百济才算真正意义上被灭亡了。

白江口一战造成的影响，首当其冲就是百济的灭亡。

这对高句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百济灭亡意味着高句丽失去了一个可以作为屏障的盟友，使高句丽直接面对大唐和新罗军的攻击，而唐军可以从它南方直接进攻平壤，使得高句丽在北方修筑多年的长城形同虚设。

最终，这个国祚700多年东亚小霸王，于公元668年在大唐和新罗的联合下灭亡了，天下大势、合归一统，朝鲜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

另一个被深刻影响的是日本，白江口战败前，他们错判了大唐的实力，屡屡挑衅大唐在朝鲜的利益，战败后才深刻体会了什么叫巨唐。

日本一度迷失在战败的心理阴影，因担心唐军和新罗军的报复，在国内疯狂修筑防御工事，还因担心大唐刺探军情，屡次拒绝接见大唐使者。

直到670年受邀参加唐高宗的泰山封禅，才重新审视自己和唐王朝的外交关系，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

也正因白江口的战败，使日本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意识到唐王朝的强大是自己无法抗衡的，自此开始派出大量遣唐使，人员数量从开始时的一两艘船、十余人到后来的五六艘船、七八百人，全面向大唐学习靠拢。

除此之外，还有朝鲜三国中唯一的胜利者新罗。

在大唐灭亡百济、高句丽的战争中，新罗得到了大量土地，成为朝鲜唯一的合法政权。但因战后与大唐瓜分胜利果实时，没有达到心理预期，再加上对唐军在朝鲜驻军的忌惮，为新罗与大唐的割裂、乃至战争埋下了伏笔。

但要说最大的胜利者，自然还是大唐了。

高句丽的灭亡、日本被压制回本岛、朝鲜半岛的臣服，本质上是唐王朝对那些敢于挑战自己统治权威的政权的打击，也标志着唐王朝在东亚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秩序，成为东亚世界名副其实的主宰者。

自此之后，中国东亚霸主的地位正式确立，并延续了一千多年，直至清末甲午战争。

如果喜欢我的文章

请点赞、分享↗️、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