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光明皇后写经与东亚史料的开拓

[摘要]上海图书馆保存一件有日本光明皇后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一日愿文写经，这就是在日本被称为“五月一日经”的写经。这件写经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杨守敬自日本携回文书，而是光绪十年至十七年(1884—1891)之间建报自日本购回的珍贵经卷。光明皇后自天平八年(736年)开始推进历时二十年的写经事业，并在国内广泛收集私人、寺院等公私收藏的佛经论律，乃至各种章疏，不论是否见于《开元释教录》著录，都借来抄写，从而建立起了本于唐朝《开元释教录》的日本奈良佛教一切经。这些海外古文书和史籍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及开拓利用海外史料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批日本古代文书，计三十四卷，是20世纪50年代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移交的。1984年，上海图书馆曾经请敦煌文物研究所施萍亭、李永宁帮助鉴别编目。我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日本写经，并在国家社科基金和上海市哲社规划办立项进行研究，承蒙施萍亭介绍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批经卷，特别是其中收藏一件日本天平十二年(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一日的光明皇后写经，被定为一级文物，格外引人注目。

光明皇后写经具有什么内容，此写经是孤立的还是一大批写经中的一件，其间经过如何，有什么意义，联系到中国各地收藏的日本写经，辨识真伪恐怕是首先要做的事，经过文献考订之后的这批写经，将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应该引起重视。

一

首先来看看这件光明皇后的基本情况。根据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附传世本写经及日本古写本》介绍，这件写经为《文殊师利问菩提经》。此经乃佛陀初得道于摩伽陀国伽耶山，文殊请问菩提发心时的说法，五胡十六国时，由姚秦龟兹三藏鸠摩罗什译出，虽然不是大经，但流传甚广，查现存最古的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已见著录，隋至盛唐，亦即光明皇后之前最重要的三部佛经目录，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亦有著录，可知在南北朝、隋、唐甚为常见。

文书为唐楷书，十分工整，纸上浅现乌丝栏底，每行均为十七字，一卷，装裱精美，卷末有光明皇后愿文。愿文与写经纸同，纸张接续处乌丝栏正相吻合，愿文与经文字迹相同，可知是同一人书写，抄经后接着写下愿文，一气呵成，卷末钤章，首尾完好。此卷传入中国收藏者手中后，相互观览流传，于卷末续粘数纸，各书跋语，纸张与日本写经迥异，一目了然。

光明皇后愿文比经文低四字，自抑谦恭，愿文十一行，大体为十四字不等，兹依其格式移录于下：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大政大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了伏愿凭斯胜因奉资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 圣朝恒延福寿下及寮采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至传灯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印)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大政大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了，伏愿凭斯胜因，奉资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圣朝，恒延福寿，下及寮采，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至传灯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

据此可知，光明皇后为其亡考妣抄写一切经，祈求冥福，并镇护朝廷，消灾去难。

晚清中国驻日本使馆任用文人襄赞事务，其中不乏饱学儒生，公使亦多为名高一时之士。光绪六年(1880年)，杨守敬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赴日充当随员，在日本搜求中国古籍珍本，兼收日本写经，携回中国，撰写了《日本访书志》一书，声名大噪。杨守敬搜访古籍，同时也做些文物生意，他购买回国的古籍经卷，有一部分散落各处。1963年10月，杨守敬后人将《历代舆地图》和《水经注图》两书板片全部捐献给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后来转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最近，湖北省博物馆出版了所藏杨守敬携回日本古写经，看来日本古文书之大宗亦在捐献之列。至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乃至民间所藏，未见调查统计，情况不详。但是，因为杨守敬在收购日本古书经卷方面名声甚大，所以，不少学者很容易将各地馆藏日本文书视为杨守敬携回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批日本古写经亦如此。其实，日本古代文书流入中国，不始于杨守敬，也不限于杨守敬所搜购者。上海图书馆藏日本古文书，不全与杨守敬有关。

在近代，日本民间收藏的古代文书乃至宫内珍品流人民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崇拜西洋，立志洗心革面全面西化，视东方传统文化为“脱亚入欧”的绊脚石，弃之如敝履。晚清到日本的文人，见到国内不曾见到的珍本，贱价抛售，识货者随即收购携回，故国内纷传此情况，杨守敬赴日之前不但已有所闻，而且亲眼见到，他在《日本访书之缘起》中说道：

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犹忆前数年有蔡姓者载书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南宋版《吕氏读诗记》一部，据云宋、元椠甚多。意必有秘笈孤本错杂于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也。

杨守敬到日本时，乃日本明治十三年(1880年)，书肆古籍价格尚贱，故他迅速搜购一大批，但日本购求者往往出价竞买，古旧版书籍货源日少，价格渐高，以致连明版都被视为珍宝，不易购得。最重要的是日本不久从全盘西化向尊重传统有所回归，官方机构和旧家古籍卷子不再流出，到明治后期，要在市面上购得珍本变得相当困难。光明皇后写经，应在明治中期以前从日本购得。

上引光明皇后愿文之后，有中国收藏家的跋语，是在日本写经卷末用中国纸粘贴接续，第一个跋语(以下称跋语一)说：

建赧同年自日本归，出唐写经百许种见示，独此卷首尾完具，末题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当唐开元二十八年也。考日本灵龟二年，当开元四年，八月遣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僧玄肪使中国留学，至天平七年，开元廿三年，而还，献乐律及藏经，至十三年，遂下诸州写经造(塔)之令。盖自庆云、和铜以迄天平、神护、景云七八十年之间，写造最盛，神龟、延历而后，风气少衰，彼国旧传善书之人日嵯峨天皇，日橘逸成，日宏发大师，

日小野道风，日参议佑理卿，日大纳言行成，皆历世所珍。此卷书皇后藤原氏光明子为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其诸橘逸成之所书欤?唐代写经人书在当时别是一种，虽工拙不同，而千手如一，大抵开元前多褚法，天宝后见似颜清臣、徐季海，殆亦风会使然。至宋而其法遂微，元明以来益无有能为之者。而流传异域，至今不绝，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即艺事之微亦足慨已。光绪十七年岁在辛卯正月廿二日武进费念慈。

此跋语作者对于日本文化史颇为熟悉，看来甲午战争之前，江浙一带士人对日本国情历史已经相当关心。但是，他仅凭一件光明皇后写经，便推测写经者出自光明皇后母亲娘家橘氏，显然不对。当然，他见不到其他写经，不足深责。跋语透露一个重要的情况，以及此件写经是由“建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初自日本带回来的，当时带回的日本写经有一百多件，唯此件首尾完备，最善。由此可知，此件写经不是杨守敬带回者，可获证明。同时还可以了解到江南人士到日本购求书籍经卷的情况。

上述跋语一之后接着还有跋语二，文称：日本写经之风，莫盛于唐开元、天宝时。盖彼国数遣使至唐，其时效慕华风，倾诚悦服，亦如今日之崇重西法，故凡有写经概以唐目之。宋元以还，此称不替。然其字体之浓纤厚薄，亦可以时代求也。此卷首末完具，末题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正当唐开元二十八年。以余在东倭所见经卷数百种证之，其为天平中所写无疑。光绪庚寅。

建霞太史往游日本，与余盘桓月余，所得经卷颇多，灵鹣阁中要以此卷为第一，斯足珍已。辛卯夏日，余还京师，适装潢成卷，因记其后。遵义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7)，亦是好古之士，曾任驻英、法、德、日四国参赞，光绪中两度出使日本，特别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也就是杨守敬到日本后的次年，自驻英使馆参赞升任驻日公使，因闻杨守敬才干而挽留他主持刻印《古逸丛书》，帮助访求古籍甚多。光绪十年(1884年)，《古逸丛书》刊刻完成。同年，杨守敬回国任黄冈教谕，黎庶昌依然在日本任上。黎氏在日本多年，访求古籍文物，见多识广，他鉴定此件光明皇后写经为日本天平年间写经，固然是一力证，最重要的是他证明了此卷购自日本的经过，购者“建霞”与他稔熟，在日本搜购古籍时曾与他“盘桓月余”。跋语第一段作于1890年，次年，他回京师，再度见到同年回国的建霞，光明皇后写经已经装裱完成，故他又补了第二段跋语，证明建霞众多经卷中以此件为最。黎庶昌的跋与前引费念慈跋可以互为印证。

“建赮”亦即“建霞”，“赮”虽与“霞”通，然径写作“霞”，大概是黎庶昌的笔误。建赮得此卷，应在杨守敬回国之后，也就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至十七年(1891年)之间。前面推测在日本大量搜购古籍文物当在日本明治中期以前，正相符合。此时已属于杨守敬所说的“收拾于残剩之后”，故建赮所得百来件卷子，仅此件首尾完具，弥足珍贵。根据在上海图书馆调查跋语，可知此卷乃建赧得自日本古刹，装潢精美。显然，为了粘贴中国文士跋语，他裁断卷尾，粘贴于后，重新装裱，这就是黎庶昌所谓的“适装潢成卷”，时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而且，建赧还为后来观览者题跋留下许多空白，故辛卯岁跋语以黎庶昌压轴，此后尚有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九年(1893年)、二十五年(1899年)的跋。看得出建赮获得这批经卷，兴奋不已，收藏于阁中，号为“灵鹣阁”，尤以此卷子为镇阁之宝，故常邀名士观赏，例如光绪十九年三月曾同邀贵阳陈田、陈榘，江阴缪荃孙，丹徒丁立钩，瑞安黄绍箕，嘉兴沈曾桐，元和王同愈等人观赏，记于跋中。

由上可知，此卷子流传中国的过程清楚，乃建赮于1891年自日本购回，后转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于20世纪50年代划归上海图书馆珍藏。

二

黎庶昌证明此卷子为日本天平年代写经，费念慈推测是日本古代名门橘氏所书，建赧视若至宝，究竟此件真伪及其价值如何呢?

首先需要纠正费念慈跋语所谓的“橘逸成”和“宏法大师”。他所罗列者，乃号称日本“三笔”的嵯峨天皇、橘逸势和弘法大师空海，为日本古代书法家之代表。然而，光明皇后的母亲并不是橘氏，而是县犬养橘三千代。

所谓光明皇后写经是指经卷尾处有光明皇后愿文的写经，在日本留存甚多，根据现在所做的调查，可以判明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落款署为“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的经卷，称为“五月一日经”，此经在卷末写有跋语，与上海图书馆馆藏卷子文字完全相同。

第二是落款署为“天平十五年五月十一日”的经卷，称为“五月十一日经”，其末尾跋文作：

维天平十五年岁次癸未五月十一日，佛弟子藤三女稽首和南十方诸佛诸大菩萨诸贤圣众弟子，孝诚多爽，怙恃夙倾，四节有递践之期，千载无重承之望，仰托慈悲，庶展哀感，奉为 二亲魂路，敬写一切经一部，愿以兹写经功德，仰资 二亲尊灵，归依净域，曳影于(者见)史之宫，游戏觉林，昇魂于摩尼之殿，次愿七世父母六亲眷属，契会真如，驰紫舆于极乐，薰修慧日，沐甘露于德池，通说有顶，普被无边，并出尘区，俱登彼岸。“五月十一日经”现知仅存《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九(龙光院)、《自在王菩萨经》卷上(海龙王寺)、《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九(《古经题跋随见录》谷森氏藏)、《超日明三昧经》卷上(知恩院)、《杂阿含经》卷第卅九(金刚峰寺)和卷第四十五(小仓收藏保存会)、《别译杂阿含经》一卷(宝严寺)、《正法念处经卷》第十八(大德寺)九卷。

第三是落款署为“天平十二年三月八日”的经卷，现知仅有收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一卷，为《大宝积精》卷四十六，其末尾愿文作：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

尊考赠正一位大政大臣府君，尊妣赠(脱“从”字?)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大宝经论，以奉资冥助，伏愿凭斯胜因，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

天平十二年三月八日记

以前认为还有愿文落款署为“天平十二年三月十五日”的写经，经过调查，其愿主为正三位藤原夫人，为赠左大臣藤原房前之女发愿的写经，不是光明皇后的写经。此经上有“元兴寺印”，故现在一般称之为“元兴寺经”。

上海图书馆的这件写经愿文与日本收藏的“五月一日经”文字一模一样，书写格式也相同，故可作为“五月一日经”的有力证据，属于八世纪中叶日本宫内写经，质量上乘，弥足珍贵。

那么经书和愿文是否出自光明皇后手笔，或者出自橘逸势等人呢?关于后者，前面已经指出费念慈对于橘氏与光明皇后娘家的误解，故可不论。对于前者，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史学家就是这么认为的，《大日本史》卷七六《圣武藤原皇后传》说：“尝为考妃冥福，手写金字一切经律论，制愿文，书每卷后。”亦即认为“五月一日经”出自光明皇后手笔。此问题不可不作 出回答，首先，光明皇后亲笔书写的《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今存正仓院，橘逸势的笔迹亦有保存，认真比对，可以看出均不同。其次，“五月一日经”已知现存近千件，故不可能出自光明皇后或者橘氏手笔。再次，原文笔迹各不相同，有与写经出自同一人者，也有分别书写的，其行数和每行字数也各不相同，兹取正仓院历年展出的“五月一日经”六件作比较，情况如下：

(一)《大宝积经》卷第十五，十一行，十四字不等，经文与愿文笔迹不同。此经120卷，是最早抄写的经典，在天平八年(736年)八月十三日以前已经抄写完毕。也就是早于“五月一日经”抄经事业。

(二)正仓院圣语藏《四分律》卷第二十一，十一行，十四字不等，经文与愿文笔迹相同。

(三)《悲华经》卷第四，十三行，十三字不等，经文与愿文笔迹相同。

(四)《如来兴显经》卷第二，十二行，十三字不等，经文与愿文笔迹相同。

(五)《十诵律》卷第三十二，十二行，十三字不等，经文与愿文笔迹相同。

(六)《增壹阿含经》卷第九，十二行，十四字不等，经文与愿文笔迹不同，与经文卷末另贴别纸抄写愿文。

综上介绍，除了行数和每行字数不尽相同外，主要的问题是经文和愿文有同一人书写和不同人书写两种情况，而且，还看到经文卷末写不下愿文而另贴纸书写的现象。这些都表明“五月一日经”并非光明皇后所书。而且，根据日本学者对各大寺院藏经的调查，证明光明皇后书写的经论皆为墨书，没有发现金字书写者，可知《大日本史》是根据“五月一日经”后附光明皇后愿文而作的推断，不确。如此数量众多的“五月一日经”和部分经卷的愿文似为后来附加上去的。这些情况都不能不让人对光明皇后写经究竟是怎么回事产生好奇心。

三

光明子出自日本古代皇室以外第一名门藤原氏，是圣武天皇的皇后。

圣武天皇是日本第45代天皇，公元724—749年在位，使用过“神龟”、“天平”和“天平感宝”三个年号，尤其是“天平”年号，使用了二十年，此后的三位天皇，都以“天平”来命名年号，如“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和“天平神护”，因此，“天平”几乎成为奈良时代的象征，而奈良时代正是繁花似锦的盛唐文化全面传播于日本的如歌岁月。

在日本古代，天皇家族为了保持高贵血统的纯粹，一直实行族内婚。后来，婚姻的范围略有扩大，“大化革新”功臣后裔家族藤原家，成为与皇室通婚的家族。藤原家族原姓中臣，这个家族飞黄腾达，是因为中臣镰足在“大化革新”中立下大功，成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天智天皇赐予他“藤原”姓，翻开了这个家族千年兴盛的历史，尤其在奈良时代以及紧随其后的平安时代，藤原家族的权势如日中天，子孙遍布朝廷，执掌权柄。中臣镰足的两个女儿都嫁给天武天皇为妃，荣宠无比。此后，藤原不比等的两个女儿，又分别成为两代天皇的妃子，宫子嫁给文武天皇，光明子嫁给圣武天皇，她们两人在藤原家为姊妹，在天皇家则为婆媳。

光明子就是光明皇后，是她打破了皇室的规矩，以非皇族血统成为皇后。由此也可以看出，光明皇后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性。如果不是血统的限制，她完全有可能在圣武天皇逝世后成为又一位女天皇。

圣武天皇时代，日本相继发生了大地震、流行病和内乱，在人心不安的年代，光明皇后积极推动佛教事业，利用佛教来稳定社会。为此，日本朝廷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规模宏大的东大寺，正殿安放的卢舍那佛像，号称世界上最高大的室内铜佛。东大寺的全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由此可以看出，这座官修寺院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寄托着统治者盼望它镇护国家的希望。东大寺和皇室有着十分特殊的紧密关系。

光明皇后比较早就开始主持写经，从现存正仓院文书《写经料纸帐》分析，最初见到她下令写经，始于神龟四年(727年)，此时她尚未被立为皇后。这年春天，她怀孕，闰九月生一子。次年秋，其子夭折，再次写经。联系起来看，光明子早期写经的动机比较单纯，就是希望以写经功德保佑妊娠与生产平安，后来则是为亡子祈求冥福，与“五月一日经”为亡父母祈冥福乃一脉相承。天平元年(729年)她被立为皇后，写经事业延续了下来，后来更发展成为皇后专属机构，进行更大规模的写经。

成为皇后以后的写经，如“五月一日经”愿文所见，虽然仍然有为亡考妣祈冥福的目的，但同时也祈愿镇护国家。如前所述，光明皇后是一位个性很强且热心于政治的皇后，她视为榜样的是唐朝的武则天，处处效法，故日本佛教史学家井上薰认为她的写经是在仿效武则天，只是井上似乎认为光明子从一开始写经就是有意模仿武则天，恐怕未必，这应该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当上皇后以后，其政治意识明显加强了。

天平以后，光明皇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写经事业。早期研究奈良时代写经的学者福山敏男在《奈良朝写经所的研究》一文中，梳理了光明皇后宫内写经机构发展演变的过程，指出皇后宫内写经机构最后发展为东大寺写经所。东大寺是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主持建造的国家大寺，具有国家佛教总寺的象征意义。而且，圣武天皇死后，光明皇后把圣武天皇生前使用过的物品都捐纳于东大寺仓库正仓院，达到数千件，涵盖国家仪式活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连同历经千年风雨的干栏式唐朝风格建筑物，被指定为日本国宝和“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把宫内日益变大的写经机构放在东大寺，是合适的。

“五月一日经”开始于天平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不同于以往单部抄经，这次是大规模有系统地抄写佛经。那么，它以什么为底本呢?

隋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开始派遣使节，恢复自南朝以来中断的两国间国家关系。当时的遣隋使说道：“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这表明从这个时期开始，中日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增加了佛教的内容，而且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遣隋使和遣唐使团中，留学僧人占很大比例，常常超过半数以上。是时，日本国家宗教处于初创时期，急需培养大批僧侣人才。从隋至唐初，来自日本的留学僧固然也带回一些经论佛像，但似乎更多是学习和修行。把大批经论带回国者，有日本齐明天皇七年(661年)回国的道昭，回国后创立法相宗，著名当世。道昭之后，接着是玄防带回更多的经论，《扶桑略记》卷第六“圣武天皇天平七年四月”条记载：

沙门玄防同以归朝，持度经论章疏五千余卷并佛像等，悉献大政官。天皇尊之，荣宠日盛。玄防带回经论颇受重视，故翌年日本朝廷特地嘉奖他“施封一百户，田一十町”。受重视的原因，不只是数量多，恐怕还在于带回的经论珍贵。日本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玄防带回的是《开元释教录》著录的全套经律论。

《开元释教录》由僧智昇编撰，完成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著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唐玄 宗开元十八年(730年)间的佛教译述，收录大乘和小乘经、律、论和贤圣集传，“总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成四百八十帙”。《开元释教录》比此前的佛教目录著作编得都要好得多，在释典分类和考证等方面，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毋庸赘述，它是当时最好的佛教目录。玄防在天平七年(735年)，也就是仅仅五年就搜求入手，带回日本。这在当时足以令人惊叹。除了推动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获得最新最好的藏经等意义之外，还成为唐朝与日本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例证，即使就时间而言，唐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传播，快者也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差，到唐高宗平高句丽和百济之后，这个时间差大大缩短了，国家间政治信息大致相隔一年左右，也就是相隔遣唐使往返的周期，当然也可以通过新罗更快获得第二手的情报；一般的文化信息，约两年左右。像《开元释教录》这么大规模的文化项目，也只隔五年就传到日本，可以看出在唐代，东亚国家间文化交往的频繁与密切程度。

玄防(?—746)，俗姓阿刀氏，日本养老元年(717年)入唐留学，唐玄宗曾经赐予他准三品衔和紫衣袈裟，看来在唐朝颇为顺利，这有助于他完成学业和搜集一般人不易获得的文化典籍。因此，他于天平七年回国时携回唐朝最新编成的开元佛藏，是很有可能的。而这项功绩也让他在日本赢得声誉，获得朝廷重视。当时日本发生流行病，庶民贵族乃至皇族染疾者不少。天平九年(737年)玄防被委以僧正重任，主持内道场佛事，诵经祈祷，同年十二月，皇太夫人藤原宫子，也就是光明皇后的娘家姐姐，同时也是在天皇家的婆婆，神奇地痊愈了，故玄防得到绝千疋、绵干屯、糸千绚和布千端的封赏。玄防此后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像他这种从外国回来而获得超常提升者，不久就招来贵族的嫌恶，成为受攻击的靶子。天平十一年(739年)五月，他曾为祈求消除疹疫而依敕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千卷，此事亦反映出当时日本写经风气之盛，可与光明皇后写经事业联系起来考虑。天平十八年(746年)，玄防去世。

从以上叙述可以首肯玄防带回唐朝新编藏经的说法，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经”就是以玄昉带回的经论为底本抄写的。能够把唐朝刚刚编成的藏经带回来，对日本佛教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以及抄写这部经典的意义，不言自明。

四

光明皇后和圣武天皇都是佛教信徒，她的抄经事业一直得到圣武天皇的大力支持，在皇后机构中，设有下属的隅寺和中岛写经所，以后进一步发展为东院写一切经所、福寿寺写一切经所和金光明寺写一切经所。长期、大规模的写经，特别是在写玄防带回的开元新修藏经事业后，这些写经所最后集中于东大寺内，成为造东大寺司所属的东大寺写经所，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写经事业。“五月一日经”亦是其中之一。

“五月一日经”为代表的新的抄经事业，开始于天平八年(736年)九月二十九日，亦即玄肪携回《开元释教录》的次年，通过向玄防借经书抄写启动，目标是全部抄写一部5048卷的一切经。起初是在皇后机构下属的写经所开始这项事业，后来随着机构的变迁而在福寿寺写一切经所和金光明寺写一切经所继续进行，天平十二年(740年)成立东大寺写经所后，便集中于此进行。东大寺写经所保留下当时关于写经的大量文书，收录于《大日本古文书》，使得今日得以在相当程度了解当年写经的进度和内容等。

写经启动后，前期进展比较顺利，根据天平十二年(740年)四月五日的《写经司启》，可以了解到此时已经抄写完成了3531卷，尚余1517卷未抄。也就在这个时候，光明皇后撰写了前引“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愿文，说明本次写经的目的。同年五月九日开始，经卷后面都加抄光明皇后的愿文。然而，从东大寺写经所保存下来的文书可以了解到，一切经的抄经事业实际上已经陷入停顿，到底什么原因，没有记录留存。从光明皇后愿文中的“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了”来看，她至少认为写经已经基本完成了，或者暂告一个段落，未写部分以后再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以前，日本学者多以为这一年是光明皇后母亲县犬养橘三千代去世七周年，本来此次写经是为其祈求冥福，故此时停止抄经，加抄愿文，似可解释。然而，皆川完一《论光明皇后愿经五月一日经的书写》已经指出，光明皇后母亲去世于天平五年(733年)正月十一日，拖到五月一日再来做忌日法事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桃裕行《忌日考》也指出，直到平安中期日本不做三周年以上的忌日法事。实际上，这么大规模的写经，而且是抄写新传人的唐开元释典，确实难以用作法事来解释。然而，到底这一年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光明皇后出于什么心态而认可写经事业暂停，没有可资下结论的史料。当然，从后面写经的进程或许可以推测问题主要出自内部的技术性问题。

翌年闰三月，写经所重新开始工作，根据现存写经费用的文书统计，到四月三十日，抄写了3408张愿文。在此之前，从上年五月九日到七月二十七日抄写了3315张愿文，两相抵扣，新抄愿文93张。如此规模抄写愿文，表明从光明皇后撰写“五月一目愿文”之后，决定在已经抄写的所有经卷后面加附此愿文。这就出现了以下情况：

(一)因为加贴愿文，故抄经与愿文字迹不同。

(二)愿文张数少于写经卷数，表明自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以后新抄经卷就直接加抄愿文故经文与愿文笔迹相同。

(三)在已经完成的写经中，如果卷未余自足以写下愿文者，就直接加抄愿文。

(四)在已经完成的写经中，如果卷末余白不够书写愿文，且容易处理者，就在卷末加贴纸张书写，故出现纸张不同的现象，这就是前面第二节看到的《增壹阿含经》卷第九的情况。这样的卷子不在少数。

(五)除了天平八年开始写一切经以来抄写的经卷，此前由皇后写经机构抄写的经论，符合《开元释教录》著录者，也加上“五月一日愿文”，纳入此一切经中，这就是前面第二节看到的《大宝积经》卷第十五的情况。

(六)由于重新添加愿文的工程颇大，且抄写完成的经卷已经装裱，所以也有不少卷末未附愿文的卷子。

此时重新开始的写经，到天平十四年(742年)末，抄经达到4561卷。这时，写经事业再次陷入停顿。从天平十四年(742年)十二月十三日《一切经纳柜目录》可以看到，其中出现了《开元释教录》中未列的卷子。也就是说，写经已经不完全根据《开元释教录》进行，出现微妙的变化。这种趋势在天平十五年(743年)以后就表现得十分清楚了，足以解释这次停顿的原因。那就是玄防带回来的经卷，虽说是五千余卷，但不是完整的开元藏经，阙卷不少。因此，写经工作一再陷入停顿，到此时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到天平十五年(743年)五月重启写经工作时，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亦即在国内广泛收集私人、寺院等公私收藏的佛经论律，乃至各种章疏，不论是否见于《开元释 教录》著录，都尽量借来抄写。实际上，这就变成写日本国内收藏的一切佛经了。当然，对于日本所缺的经论，依然通过遣唐留学僧等人尽力收集，带回国内。

这对于留学僧的取经有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就是从天平十四年(742年)以后，到唐朝收集经典不再泛泛购求，而是有更加清楚的目标，重点收集日本所缺的和唐朝新翻译撰述者。这对于研究遣唐使的文化交流颇具重要启示。

写经新方针既定，工作随之启动，从天平十五年(743年)五月开始，写经一直延续到天平胜宝八岁(756年)，写经总数推测达到七千卷。再次启动写经时，光明皇后又撰写了新的“天平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愿文”。如前所示，附有此愿文的经卷不多。天平十五年以后的写经，依然附录光明皇后“五月一日愿文”，章疏除外。故一般还是将此项写经称作“五月一日经”。然而，两次写经工作陷于停顿时，光明皇后都撰写了愿文，值得玩味。

就写经数量来说，它超过了开元藏经。而从日本国内来看，根据当时主要寺院资财帐，可知法隆寺拥有的一切经为1597卷，由圣武天皇前一代的元正天皇(715—724)捐赠。西大寺拥有四部一切经，其中吉备命妇由利捐赠者为1023部5282卷，其背书明记乃天平神护二年(766年)十月八日因称德天皇发愿而抄写者，故卷帙颇多。与它们相比，光明皇后的“五月一日经”数量最为庞大。

根据现存古文书记载，可知当时借抄经书的对象，有平荣，慈训，平摄，敬俊，良辨，行信，善摄，安宽，法永，圣谛，性泰，远照，临照，庆记，性体，相泰，严智，荣俊，光藏，善和，庆俊，玄智，善修，善胜，法宣，义轨，晓仁，胜睿，神泰，真福，仁基，法隆，理教，弘耀，勤贞，玄几，玄恺，弘明，慈训，正基，承教，心道，善季，宣教，善和，宝业，法玄，玄印，审祥，市原王，右大臣，金永；元兴寺，飞鸟寺，平城右经禅院，药师寺，大安寺，兴福寺，观世音寺，冈寺等，可谓全国总动员的抄经事业。

从这份名单，有些可以考证是留学唐朝者，也有出自不明。拥有经卷者当然远远超过以上记载的人与寺院，他们只是拥有当时的善本或者国家所无经卷者，肯定还有一些不知道或者漏载者。仅此一斑也足以了解当日唐朝佛教在日本的流传情况。

根据石田茂作《写经所见奈良朝佛教的研究》，奈良时代(710—784)，自唐朝传来1829部9102卷经疏。两相比较，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经”堪称名副其实的奈良时代佛教一切经。为了达到收集最多最全的目的，“五月一日经”甚至把少数唐朝传人的经典，直接在卷末加上光明皇后的愿文，纳入其中。例如，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佛本行集经》卷第三三、二四，以及正仓院圣语藏收藏的卷第十一，卷末都有隋清河公主愿文，故为隋经无疑。目前日本保存这部六十卷经书中的二十三卷，上述三卷都被加写上光明皇后的愿文，称为“五月一日经”的一部分。其他卷子有待正仓院事务所进行调查。隋经的存在，与《隋书·倭国传》关于日本遣使向隋学习佛教的记载相吻合。这些情况，对于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与佛教传播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日本的“五月一日经”收藏于正仓院圣语藏，保存750卷。此外，由于各种原因曾经有一部分流人民间，根据皆川完一的调查，现存合计约159部907卷。不知道这个统计是否包括中国收藏的零星卷子。

根据上面的论析，回过头来看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经”，卷子从写经到愿文出自一个人手笔，愿文和经文余白从容，不是后来补上去的。所以，应该是天平十四年(742年)以后的写经。皆川完一估计“五月一日经”流散于民间的约200卷左右。这部分基本上收藏于日本国内，故流到国外者，为数甚少，且为真品，足可宝贵。

在中国保存了一批日本古代写经，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然而，其中不乏赝品。我曾经研究过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所谓“圣德太子写经”，判定为中国敦煌经卷后面加上伪作跋语。据施萍亭告诉我，甘肃保存一件空海写经。经分析，我亦判定为伪作。利用敦煌质地低劣的写经附加日本跋语，高价出售，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所以，在利用日本古写经时，一定要注意辨识其真伪。

然而，日本古写经确实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如关于空海的太政官符，高野山、比睿山和高山寺文书等，多与遣唐使及唐朝佛教文化传播有关，有些甚至是研究该时代中国史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值得我们着力去研究和开拓。王国维曾经提出用地下考古资料同传世文献相印证的“双重证据”法。随着中国同国外学术交往日益密切，现在有条件利用保存于海外的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利用外国当时记载的中国情况，这样做可以开拓史料，扩大视野，增加观察角度，加强史实的客观性，也就是“海外记载与中国记述相印证”的第三重证据，这是我们必须采用的方法。其中，日本保存古代中国文献与记载最多，朝鲜和越南也有相当保存，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需要大力开拓东亚史料的宝库。

出自: 《学术月刊 》 2007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