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贡：乾隆君臣之间的难题

大臣个人向皇上进贡，乃乾隆政坛的一大弊端，它不属于朝廷制度，但在康熙朝已经存在，而随着一些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的积极加持，在乾隆朝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此类相关论述较多，一例地予以谴责，矛头多指向乾隆帝与和珅。

王杰为乾嘉间著名的清正之臣，他筹措备办贡品之事，对千夫所指的大臣贡献风习，或也能有些新的认知。

王杰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状元，弘历在审阅进呈试卷后对排序做出调整，王杰由第三变为第一，以立身至诚和谦谨清廉，深得乾隆器重倚信。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夏间，王杰因母亲去世在家乡韩城服丧。当年三月，第六次南巡的乾隆帝驻跸镇江，传旨：“兵部尚书员缺着王杰补授，仍着在籍守制，俟服满来京供职。”

服丧期间被擢升者，少之又少。兵部汉尚书显赫且关键，必须得到皇上的特别信任。王杰在韩城闻知此事，虽有欣慰，而更多的似乎是犯难。

王杰打算在乾隆帝自江浙返京时，前往山东德州的大运河畔迎驾，但总不能两手空空，首先要准备一份“面贡”。面贡，即臣子在接受召见时呈进的贡品。王杰希望能在四月之前备齐贡品，由京邸中家人携带前往德州会合。但购置贡品需要花钱，家人到德州也需要盘缠，王杰恰恰没钱，只能向朋友借。

在京借贷并非易事。不得已只能去找钱庄，为此要支付高额利息。有人说古代官场中没有纯粹的清官，否，王杰就是一个，“素风到老如寒士，公论同声说正人”，乃文史大家赵翼的诗，要知道这位同年当初可是对王杰占了自己的状元耿耿于怀。

数年来，王杰先是为母亲治病，然后扶丧归里，为二老操办丧事，早已是东挪西借了，怎么还呢？他打算卖掉在京的宅院，换一个小点的房子住。

闰三月二十二日，王杰在办妥父母的合葬之后终于赶在皇驾之先抵达德州，受到皇上召见。他精心（也是竭力）准备的贡品，乾隆帝仅拣了四件价值低廉的收下，其余都退给了他。

赏收，指皇上收下臣子献呈的贡品。除了各地土仪（土贡）之外，臣工的贡品一般只有少数被赏收。弘历深知王杰的道德人品，知他一生清素，是以收下的更少。乾隆帝对王杰赶来谢恩很高兴，表示君臣之情就该如同自家人一般亲切自然。

王杰曾为筹备此次“面贡”挖空心思，不惜借贷和求人，却也只是一些挂屏、砚台、漆盒之类。而皇上知道他的拮据境况，对其贡件大多退还。此时的和珅已炙手可热，在办贡上出手阔绰，进单上动辄是“玉无量寿佛成龛”“无量寿佛七塔龛成座”。王杰赶赴行在谢恩，应会遇见总在皇上身边晃悠的和珅。

王杰在乾隆五十年（1785）九月结束丁忧，回朝任职，自此在政坛快速跃升：十二月赐紫禁城骑马；次年四月兼尚书房总师傅，十二月任军机大臣；五十二年（1787）一月钦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所不变的是其清谨严正的个性，以及经济上的困窘。三年前的欠账不知是否还清，贵而不富，每年到了皇上的万寿节等节点，他还是要为购办贡品之事焦虑。

其实乾隆帝对此也有一些焦虑。登基继统的第二个月，弘历就传谕“禁止贡献”，看得透彻，说得明白，效果却似一般。后来，乾隆帝也曾多次颁布禁贡之旨，同时对进贡者的资格、贡品的种类和进呈的时间场合都做出限制，也无数次予以“驳回”“掷还”“概行发还，不许呈览”，仍难以禁断贡献之风。

乾隆五十三年（1788）九月，距离他的“八旬万寿”差不多还有两年，弘历就颁发明旨“禁贡”，要求不得再进呈万寿贡品。而就在五十四年（1789）夏天，各省督抚仍纷纷派员前往热河，呈进各种贺寿物件，数百里山道上车辆交错，人声鼎沸。皇上念其业已远道而来，“准其呈览，而不赏收者多于往年”。旧谚有“当官的不打送礼的”，皇帝虽说只是少量赏收，也足以让那些个真的遵旨未进者惭愧惶悔。

而王杰奉命先期前往，乃至于离家匆忙，皇上八旬万寿的贡品还没有着落，王杰为之焦急，与家中信函往复，所写多与办贡相关，真真是煞费苦心！

不是已有多道“禁贡”谕旨吗？但那主要是指各省的总督巡抚，此辈已为举办贺寿典礼扣除了部分养廉银，故皇上传谕不令再贡。至于枢阁大员与部院堂上官，上谕中虽称“王公大臣等亦无庸备进”，倒也不宜无所表示。像王杰、彭元瑞这样的文学侍从，只能选择书画插屏之类，即便如此，也是勉力筹备，不得不处处精打细算。

活到八十八岁、统治中国超过六十三年的弘历，一生丰富而驳杂，臣工进贡之风的愈演愈烈，诚为乾隆朝一大弊端，作为皇帝的他难辞其咎，却也不应忽视另一面，即所谓“联上下之情”，包括贡与赏两个方面，甚至接受颁赏的臣工远比纳贡者为多。以其聪察敏锐，弘历怎会意识不到贡献之弊？那些个禁贡之谕皆属有感而发，并非做做样子。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审结，因其中有逼迫属下“帮贡”等事，乾隆帝特发长谕：

各省督抚每逢年节及朕万寿呈进贡物，原以联上下之情。而伊等之升迁倚任，则全不系乎此也。从前尹继善、梁诗正、高晋诸人，或由封疆简任纶扉，或由卿贰晋参密勿，伊等并不以贡献见长。此天下所共知，亦屡以申谕矣。……

此案主犯国泰出身满洲镶白旗富察氏，父子同朝，一督一抚，皆得弘历倚信；从犯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由微员加恩任为山东布政使，始终帮着国泰掩饰罪行。乾隆帝虽决然将二人赐死，而不无痛惜与感伤，应也不无反思。

本来是有贡有赏，本意是联上下之情，却出了李侍尧、国泰这样的恶例，乾隆帝在处理时应是五味杂陈。而若说他“言行不一，打着禁贡之名，以行赏收之实”，失之偏颇。清臣王杰的贡品，皇上对其寒素境况的理解，那种数十年一贯的信重，应能提供一个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