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和王安石的对抗：两位历史名人互看不顺眼，宋神宗都无能为力

1069年，富弼主动请求辞去首相之位，宋神宗见挽留不住只好答应。富弼离去前，宋神宗问道：“您辞去相位，谁能代替您呢？”

富弼推荐同为三朝老臣的文彦博，宋神宗却沉默不语。过了许久，宋神宗才问道：“让王安石接任首相行吗？”

让人没想到的是，对于这个提议，富弼的反应和宋神宗出奇一致：他也沉默不语，既没表示反对也没表示赞同。

两个人的反应如此微妙，很好地表明了他们对王安石完全不同的态度。令人深思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富弼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宋神宗却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意见不同是因为年龄，还是经历？

1069年是宋神宗即位的第三年，宋神宗刚22岁，王安石48岁，富弼65岁，完全是三代人的年龄差。

宋神宗年轻气盛，锐意进取，他迫切希望改变当时“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的局面，因此和志在全盘改革的王安石一拍即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全力推进新法事宜。

此时在朝中担任首相的正是富弼。对于王安石全面改革法度的主张，富弼并不赞成，这并不是说富弼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他对王安石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早在宋仁宗时，富弼就曾经和范仲淹一起主持“庆历新政”，他们想要解决的也正是冗兵、冗费等积弊。当时，富弼针对朝廷内外的局势和边防事务提出二十几条策略，诸如任用贤才、严格选拔官员、革除积弊、减轻徭役等等，不少建议后来都以诏书形式颁布实行。

可是，新政的推行很快就遇到了阻力，最后范仲淹和富弼都被迫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其他参与的大臣也都迎来了被贬出京的命运。

正因为富弼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他对当前局势有着冷静清醒的认知。宋神宗即位后，富弼曾经被召请入宫请教治国之道。当时，富弼并没有说什么让宋神宗激情振奋的话，相反，他的话更像是给跃跃欲试的年轻天子泼了一盆冷水：“您的好恶不应该随便让人窥测到，如果让臣子窥测到您的好恶，他们就会刻意迎合。”这与其说是治国之道，不如说是为君者的修身细则。再细致的嘱咐则是“当二十年不言兵。”

听到白发苍苍的老首相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宋神宗只能默然以对。

二、富弼行事太稳

富弼是三朝老臣，在宋神宗之前，他还经历了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两朝君主都很器重他，富弼担任宰相时间长达10年。

对于富弼担任宰相时期的作为，《宋史》的记载是：“弼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当是时，百官任职，天下无事。”

和激进处事相比，富弼更愿意遵从以往的行事规则，处理问题采用以前行之有效的办法，喜欢顺从公议，不存私心和偏心。在此期间，百官各司其职，天下安定。

这样行事稳妥的富弼，在见到宋神宗时说出那样的话就显得顺理成章。

和富弼见宋神宗时沉稳、或者说更倾向于保守的态度相比，王安石与宋神宗交谈时慷慨陈词的样子，显然更让宋神宗感到振奋。宋神宗因此更愿意采纳王安石的建议，他很快就把王安石提拔为参知政事，全力主持新法事宜。

此时富弼正在首相之位上，看到宋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的各项举措，他多次上书表明意见，希望宋神宗能够对当前形势有更清醒的认识，应该“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

对富弼的建议，宋神宗表现出很重视的态度，他亲手写诏书答复富弼，但是对王安石举措的支持却没有丝毫改变。

富弼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作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臣，他又怎么会看不出此时的形势？于是他多次上书，以身体有病为由辞任首相之位，最后宋神宗终于同意了。

看到富弼将要离任，宋神宗问道：“您辞去相位，谁能代替您呢？”

富弼推荐文彦博，那是和自己共事多年的好友，两个人在政治见解、尤其是对待王安石变法方面非常一致，由他接任，富弼会很放心。

可是，对于这个人选，宋神宗却沉默不语。过了许久，宋神宗才问道：“让王安石接任首相行吗？”

对于宋神宗这个提议，富弼的反应和宋神宗出奇的一致，他也选择了沉默。

富弼的沉默显然并不会对宋神宗产生很大影响，富弼离任后，王安石正式拜相。

三、公开反对青苗法

富弼离任首相后去了亳州任职，当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富弼认为这样只是有利于朝廷聚敛财富，却容易让百姓人心离散，所以他坚决不在亳州境内执行。结果，富弼这种行为很快就受到弹劾，朝廷最后给出的处罚是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

对于朝廷给富弼这样的处治，王安石十分不满意，他极力劝谏宋神宗给予富弼更重的处罚。对王安石的谏言，宋神宗再次使出“沉默大法”，既没有采纳，也没有给出任何答复。

虽然宋神宗没有加重给富弼的惩处，富弼却自感不安，他上书请求回洛阳养病，宋神宗同意了，加拜他为司空，进封为韩国公。

富弼虽然回家乡养老，可是对于朝廷的重大举措仍然十分关心，并经常会递上奏折表达自己的态度。对于富弼的提议，宋神宗虽然并没有全部采用，但是仍然对富弼表现出十分看重的态度。

有一次，王安石想推行一项新举措，没想到他刚向宋神宗提出就被宋神宗直接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富弼在他的奏疏中曾经说过，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只能望着屋顶叹息不已！”

显然，富弼预见了王安石一系列举措的走势，经过几年推行新法后，宋神宗对王安石和富弼两个人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态度逐渐向富弼有所倾斜。

或许，这意味着宋神宗在处理朝政方面正逐渐走向成熟与稳重。

结语：

1083年，80岁的富弼在洛阳家中病逝，此时王安石因为变法的负面效果被迫辞去相位，正在江宁闲居。

直到去世，富弼仍然表现出对朝政的关切与热忱，临终之时，他亲手封存给朝廷的奏疏，嘱咐儿子进献给宋神宗。

宋神宗看到富弼的遗奏后非常伤心，他为富弼辍朝三日，并亲自撰写祭文致奠，赠官太尉，赐谥号“文忠”。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富弼配享宋神宗庙庭。

随着宋神宗去世，由王安石主导的新法基本废止。

1086年，66岁的王安石去世，获赠太傅。直到8年后宋哲宗亲政，王安石才得以配享宋神宗庙庭，获谥号“文”。----反对王安石的不仅有富弼、司马光等重要大臣，还有宋哲宗即位后临朝听政的高太后。

仔细分析富弼和王安石短暂的当朝对立和其后的暗流涌动，可以发现两位名臣并非个人利益冲突。实际上，就像王安石和司马光十分相似一样，富弼和王安石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意识到了“三冗两积”的痼疾，也都希望对此有所改变。所不同的是，作为“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之一，富弼深知根治痼疾的难度，所以他更倾向于选择稳妥、甚至保守的举措。和老年富弼相比，王安石更具治世热忱，他倾向于采取更积极的举措和方法，这些举措短时间内也确实极具成效。可是，和“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相同，王安石最终也看到了自己一系列举措被废止的结局。

归根结底，富弼、王安石和范仲淹等先行者们所对抗、以及需要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三冗两积”的顽疾，而是当时落后的体制与人们陈腐的观念。一个时代的问题解决与最终进步，决不是仅靠一小部分人的努力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对更多人的教育与带动，促进人们观念的更新与变革，多举措促进相关利益群体勠力同心，由此来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