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传》导读序言
文 | 梁鸿
来源 | 《王小波传》
为王小波写传记
是一件很冒险的事
自1997年王小波去世以后,“王小波热”一浪超过一浪,先是思想文化界、精英媒体界,然后是文学界,最后到达大众文学爱好者和青年一代那里(这个排序本身很有意味),中间还有王小波的爱人、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推波助澜,关于王小波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被大家熟知,并被广泛讨论。
为一个已经被分析过度的作家写传记,应该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掌握、收集资料,探听故人的看法,寻找传主生活过的地方,探查民间的声音,似乎都不是难事,这就意味着,揭秘式的、生平式的传记都已经没有多大价值。
这给传记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正是在这一层面,房伟的《王小波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房伟打通了双重自我身份所产生的多重知识路径和美学路径。通读全书,可以看到,房伟仍然以王小波的生平为纲——为寻找一丁点的蛛丝马迹,房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了一切可以穷尽的人,去了一切可能去的地方。
有半年时间,为了约到北京与王小波相关的人,房伟在北京租了间房子,随时待命。但是,他并非止于揭秘式的描述,而是如抽丝般的梳理出王小波小说美学中的经验来源和知识来源,他做的是一种倒置式的和互证式的阐释,即,首先要对作家创作中的美学风格、思想方式和精神特征有最根本的把握,然后,通过对作家生平的回溯和探秘,找到其来源和生成方式。
这样的写法和结构方法,首先需要传记作者对作家作品有深刻的领悟和独特的认识。在此角度下,房伟充分发挥了他的专业优势。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房伟不但对王小波小说进行理论探讨,从王小波的接受学、美学和比较学等多个层面进行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学术专著,在创作上也全方位实践并探索王小波的美学思想。
强调通向真理的方法论
而非真理本身
2012年房伟出版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在这部小说里,房伟让当代和古代两重时空同时并存,以一种王小波式的狂欢化、杂糅的语言对当代世界内部的虚空和荒诞进行了书写,但是,它的多义性语言和黑色幽默却又是房伟自己独异的风格。这其中,自然有向王小波致敬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出,房伟把王小波的美学风格作为一种实验,既实践它,又创造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弹性空间的形式。
这正是王小波的核心:从来不提供固定的真理式的思想,他更乐于提出一种思维的方法和精神的形态,沿着这一方法和形态,每个人都会达到自己的方向。它强调一种通向真理的方法论,而非真理本身。
从房伟关于王小波小说的论述和自己的创作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作家的精神世界,对这个作家在当代的位置及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对作家的美学风格,都有极具创见性的理解,能够看到隐藏在作家作品中的多条路径。同时,你也可以感受到,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房伟有真正的欣赏和进一步探索的热望。对于房伟来说,王小波是通向越来越深、越来越宽广的远方。
从整体而言,《王小波传》不只是研究王小波的美学和成长,其实也是回到那个时代,重新还原历史语境,探察那个时代的多条通道。以王小波为契机,房伟也在探讨政治与人的冲突,生命的顽强与自我的选择,进而探讨文学以何种方式来达到一种澄清。
王小波的“呐喊”
是对思维匮乏的焦虑
王小波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可能被所有读者和研究者注意到。每每涉及此,王小波总是犀利尖刻,一针见血,但这一点,并非来自后天知识的培训,而来自作者对人类自身经验的重视和肯定。王小波的杂文里有一个“奶奶”的意象,即经验和常识的象征。
他自己曾公开宣称对智力和理性更感兴趣,这一观点也常常使王小波面临质疑,认为他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倾向。但是,如果把王小波放置到一个大的语境之中,就明白,这句话,几乎是一种呐喊,背后有对我们这一国度最为匮乏的思维的焦虑。
他的思想里有复杂的辩证成分。同时,最应该注意的,也是王小波最重要的地方,即,他对于所有事物的说理都并非斩钉截铁的,他只是通过艺术的形象来传达。这样,他所呈现出的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他想要传达的,他的句子随时随地充满着这样的“溢出”,让你有更多向度的感受与思考。也许,这正是文学的基本魅力。纯粹的说理很难达到这样的多重方向。
房伟对此的分析也很有意味。他没有纠缠于王小波的“理性”是什么,没有试图帮读者去确认王小波的正确性,而是依然回到文本中,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在文学中的呈现方式——
“对王小波而言,‘大跃进’运动成为其树立文学内涵和美学原则的一个出发点,小说中有关‘大跃进’的印象,却成了一些更为悖论化的美学形象,所有那些荒诞景观,都以‘儿童狂想’的美学形式出现。狂想之中,儿童对生命的好奇和对奇观场景的探究,都在历史的荒诞之中,显现出了宿命般的美学魅力。”
可以说房伟始终抓住经验、生活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对王小波进行分析,这使得他的结论可靠,让人信服,同时,又能够跟随着王小波回到时代深处,重新去把握时代的内在脉络。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小波传》既是一本作家的传记,同时,也借王小波的方法和美学,对中国当代思想史进行溯源式的回顾和梳理。王小波并非只是本体,还是方法论。
还原真实的王小波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作为一个传记作者,他和传主之间到底该是怎样的距离和关系?有人说,传记作者太爱传主容易形成误区,容易讳疾忌医,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热爱,又如何能够如考古一般,匍匐在灰尘里,一点点找遗落在时间和空间深处的线索?
不管如何,作为王小波热爱者的房伟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理性和严谨,没有过于夸大王小波的文学意义,也没有夸大王小波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意义。
譬如王小波的辞职,房伟认为,这一行为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世的行为。王小波1992年从人民大学辞去教职,并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房伟在文中考察了同时期其他作家的辞职情况,南京作家韩东、吴晨骏、朱文都在同时期辞了职。辞职当然是某种精神的显现,但同时,也并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
实际上,90年代初期,“自由撰稿人”“下海”这样的词语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它已然形成某种潜流和象征。并且,稿费的增加和报纸杂志的商业化,都给自由撰稿人的生存带来一定空间。当然,相伴随的,就是写作上的自由度和独立性。
这样客观的、深入历史语境的考察和结论并不会损伤王小波的独立性,相反,它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时代内部的精神状态。它是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所得,同时,也是对王小波形象的恰当叙事和还原。
王小波是革命星空下的那个“坏孩子”,有他成长的空间、语境和特殊的话语形态,这些也造就了他写作的基本内容。以此为起点,他把握时代、政治、人性和文学,他是在一定历史空间中所诞生的叛逆者和破坏者。
在最后一章里,房伟以非常客观和冷峻的笔法对王小波死之后的“王小波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媒体、“文青”、李银河、书商等如何共同参与,掀起了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而那些否定、批评王小波的声音又如何此消彼长,始终存在。
对此,房伟认为,“无论喜欢还是讨厌,王小波在我们的社会,正在变成一个‘神话’被超越,在他身上,负载了太多复杂的社会信息,也负载了太多怨恨、愤怒、喜爱、沉静与悲伤”。
这一“造神”运动对于王小波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还很难判断。但毫无疑问,房伟的《王小波传》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具有独立价值的通向王小波世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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