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俊吉 | 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及其认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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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俊吉.(2025).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及其认同建构. 中国远程教育(6),111-125.

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及其认同建构
段俊吉

【摘要】作为教育变革的时代动因，数字技术已然参与到教师身份流动的深层肌理。当代教师作为生存于数字时代的典型个体，其身份形塑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多重影响。以教师身份的数字跃迁为线索，从教师数字身份的关系性转型和社会化转型两个流动过程理解其认同方式的时代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教师的数字身份蕴含自我编码和他者镜像的双重表征，是教育规范和个体想象的动态交织。数字身份的认同建构是追寻更高层次自我理解和超越的过程，是数字语境下的自我统整。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语境下，教师面临的时代挑战并不只是数字技术对自我身份的替代性，更是如何理解技术变革在课堂教学、专业发展和学生成长中的意义与限度，以及如何突破传统角色观念的框架束缚，从而在数字身份的认同更迭中实现自我重塑。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 教师; 数字身份; 身份认同

教师是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变革的时代变量，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行动主体。在不同时代，教师身份的外部规定性总是与教育变革的整体方向相契合。这种规定性是外部期待赋予教师身份的理想愿景，也是作为职业群体的教师需要达成的自我要求。进入数字时代，教师身份的角色表征经历着数字跃迁：外部角色规定是社会自我的多重约束，内部自我认同是个体自我的动态选择。作为课堂教学和学生成长的关键主体，教师在身份流动和认同重构中推动数字化生存的成长跨越。他们的传统身份形象被不断解构，数字技术与媒介形态的深度耦合指向数字身份的赋权机制。数字身份不仅是传统教师形象的时代勾勒，更是当代教师角色的数字展演，以及对过往身份的关键补充。它已然超越了技术应用层面的简单建构，在认知与理解中重塑教师身份的数字语义。在教师数字身份的确定性探索中，以关系性和社会化为核心维度的身份认同成为不容忽视的教育取向。从理论层面分析教师身份数字流动的技术呈现和内在逻辑，有助于理解教师数字身份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方式，为阐释其内在的价值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导向。本文以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为线索，探讨教师数字身份的存在形态、运作机制和赋能路径，揭示身份演进中的认同重构，尝试为当代教师的数字化生存提供成长路径参考。

一、

超越传统：数字时代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

在现代社会，身份被视为自我成长和符号设计的开放过程，人类身份正在成为与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身份一样具有争议的象征性资本（Molotokienė, 2020）。进入21世纪以来，物质与数字的区隔变得愈发模糊，与边界消弭相伴而生的是个体身份的多重交叠，而作为概念的数字身份也经历着从无到有的动态演进过程。数字身份是传统社会身份的数字化（黄闪闪, 2022），是人们在数字领域对自己的个人呈现、分享和推销的图景综合体，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图像的组合（Dalton & Crosby, 2013）。它既是传统身份的数字化，更在数字变革中演化出新的存在意义。最初，数字身份主要应用于虚拟空间，包括社交媒介上的数字形象和网络平台上的虚拟状态等。伴随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日常生活数字化使得数字身份融入虚实交织的公共时空，具备了多重展演的技术可能。数字身份并非简单意义上数字时代的身份表征，更是基于个体自我认知网络和数字行动轨迹形成的存在资格证明。它不再是现实身份的附庸或补充，而是成为与之相互影响、相互嵌入的能动表征。一种全新身份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另一种身份的消解。个体在物理世界和数字场域的身份始终是共存状态，并在深度交互中为彼此构建动态而鲜活的身份结构。聚焦教育场域，立足数字语境讨论教师身份流动是当下亟须探究的关键议题。

围绕本文讨论的概念范畴，教师数字身份是指数字时代教师身份的存在形式，在数字技术生成、营造和积累的过程中得以彰显，反映了教师在数字化教学语境中的教学能力、职业素养、专业发展和自我调控等信息的符号集合。具体而言，教师身份的数字化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需要通过当代数字社会的全新背景和关系框架重新解释其价值观念和教育经验。（Gorospe et al., 2015; Robson, 2018）因此，教师数字身份并不指向某个单一身份，而是在数字化转型中呈现出多元具象表征。比如，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颁布的新版《ISTE教育者标准：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指南》（ISTE Standards for Educators: A Guide for Teach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将教师的社会性角色划分为学习者、领导者、数字公民、协作者、设计者、促进者和分析者7个维度，以此来构建评估指标，从而更好地阐释教师在数字时代的多重身份和职责分工（周琴 等, 2022）。未来教育将是教师与人工智能教师协同并存的时代（余胜泉, 2018），教师角色行为将呈现非线性、多样性、复杂的生命存在样式（李星龙 等, 2021），从“全才”转为“专才”，从“教学者”转向“辅助者”，从“教练”转变为“导师”（张优良 & 尚俊杰, 2019）。数字时代的学校教育生态变革主要呈现出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教育主体关系变化和教育内外环境迭代三个重要趋势，教师身份也从知识生产者转向知识建构者、从教学管理者转向学习引领者、从课程讲授者转向课程开发者（王曼 & 吕建强, 2021）。

结合时代变革和教育实践，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是指立足数字教育语境，教师身份由传统的单一专业角色向多元数字角色转变。这种“数字流动”是后现代语境与数字时代相互交织的产物，具体包括三重内涵。第一，教师身份的动态化。当代教师的数字身份由数字时代赋予，并在特定教育场域被不断形塑，总是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第二，教师身份的多元化。数字技术的多重流动加速教育场域的深度转型，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使教师衍生出多元身份，而非固守既定的单一角色。教师身份经历数字技术解析的同时被不断扩张，不同身份之间的刻板边界变得愈发模糊，在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过程中形塑出契合时代变革的教育者身份表征。第三，教师身份的模糊化。数字时代的教育流动重新定义了当代教师的专业责任和职业使命，使其重构身份认同的过程面临模糊化风险，其中最显著的便是自我认同及评价困境。讨论教师身份认同模糊化的价值，不仅在于促使教师省察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对专业发展的阻抑，更重要的是帮助教师转变视角，看到身份认同的模糊化中孕育着新的成长契机。（肖静, 2021）外在的角色期待不仅对教师身份有多重要求，更容易遮蔽教师的个性发展甚至使教师陷入自我迷失。

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指向不同维度的动力来源，是教师主体重新理解数字身份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现实支持。从矛盾观来看，促使当代教师身份变化的动力来源是教师作为教育者群体的传统身份特征和教育实践的数字变革之间的内在矛盾。在身份流动过程中，教师首先是作为普通人类个体出现，身处数字技术变革与日常生存方式的博弈关系中，需要进一步理解职业身份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勾连。在此基础上，以动力来源为线索的主要矛盾派生出新的矛盾形态，分别指向思维观念和教学实践两个层面。从思维观念层面而言，是指教师按照传统技术观念展开教育教学与按照他者（包括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管理者等外部主体）要求施行数字化教学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教师身份也迎来新的挑战，即应当坚守传统观念还是按照他者要求的数字思维展开教学活动。这一矛盾观念动摇了教师过去结构化的身份认知基础，开始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身份表征及其实践形态。从教学实践层面来看，是指教师一般观念与教学实践结果之间的矛盾，而坚守传统观念或接纳数字观念展开教学将导向不同教学实践结果。这种结果差异不仅表现在学生学业成就水平，更表现在教师的教学方式是否受到他者认可，特别是在多大程度上被学生接纳。

教师身份的数字镜像不仅关联学生成长、课堂教学、专业发展和学校氛围等核心要素，更勾勒出教育者的时代形象。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教育情境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教师身份的数字镜像及其建构困境，其数字身份的多元流动更引发了教师主体的认同危机。梳理现有文献，当前对教师身份及其认同的研究大多关注传统角色、职业定位以及技术变革带来的存在风险和身份危机，更多地聚焦于现象描述和问题分析，尚未对教师数字身份的概念呈现及其多重流动进行深刻的学理探究。因此，有必要从不同视角和要素层面对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进行整合分析。从教师身份叙事的角度来看，宏大叙事和工具理性宰制下的教师角色，实际上是将教师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来实现社会的教育功能，而教师作为一个人的主体存在性却被淹没（宋萑 & 张文霄, 2012）。从教师身份的成长语境来看，数字时代的教育变革带来主体身份的多重挑战，教师面临职业身份、知识身份和情感身份三重危机（张曦琳, 2020）。在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的改变过程中，在线课堂互动空间的分隔、互动情感的阻隔以及互动边界的区隔模糊了教师的身份认同，使得教师的身份认同呈现出角色冲突化、身份边缘化、情感整饰化以及主体缺场化的特征（肖静, 2021）。传统教师在与他者互动中获得自我认同的外部力量，并转化为个体成长的内在动力。在数字身份的作用下，当代教师同样需要获得他者肯定并在他者镜像中重新认识自己。从教师身份的数字建构来看，数字技术的动态呈现为教师身份的认同形塑提供持续支持，以更具流动性和可变性的方式衍生出丰富的可能性。他们以数字公民的身份活跃于教育场域，需要具备通过先进互联网技术提高教学水平的信心和能力。（Choi et al., 2018）有研究者认为，经过几十年对教育数字技术的批判性理解，是时候为教师提供强有力的方法和工具，将他们塑造为数字技术的高效用户和设计者。具体而言，数字化在为教师提供宝贵学习机会的同时也提出时代要求：教师不仅要成为教育技术的深刻使用者和具有数字知识和数字能动性的终身学习者，还要参与在线课程、学习管理系统和移动应用程序等数字环境的设计，以确保学生未来的潜在成功得以实现。（Engeness, 2021）从人工智能与教师身份的流动关系来看，人工智能从教育生态角度改变了教师身份建构的原有镜像机制，使得教师可能因失去对真实课堂情境的体验而无法对自身专业形成准确的认知，又不能在短时间内适应新的身份镜像映射机制，进而直接影响其身份归属感的形成（周东, 2024）。因此，数字时代对教师身份的确证，既指向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更是对传统工具论的强力回应。对于教师而言，数字身份的自我认同是其内在的行动要求。他们努力确认并强化数字场景的身份认同，指向深度数字化时代的生存状态。在身份认同的面向上，教师数字身份的建构过程是认识“更好的自己”的过程，从过去关注“身份结果”到现在聚焦“身份生成”。

立足价值维度，教师数字身份并非停留于主体认知层面，而是在观念流动中转化为功能层面的动力，指向职业发展和专业成长两个侧面。从职业发展来看，数字技术变革对教师身份的建构影响教师的职业信念、职业理想、职业精神、职业品质、职业良知和职业幸福。传统教师职业发展总是受到结构化身份的限制，在行动层面表现为单一成长路径。数字时代的背景框架和价值取向是教师数字身份的基本底色，展现出独特的职业属性和具身形象。以数字技术驱动的身份赋能动摇了教师固有的职业发展框架，不仅引导他们从观念层面重新思考自我身份的职业定位，更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展现出新的职业素养和前景。从专业发展来看，以能力为基准的教师成长总是与身份流动深度关联。数字技术变革与主体身份赋权相互交织，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价值引领，包括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从身份流动视角理解专业素养的时代内涵；建构新的师生关系理念和同辈交往模式，在跨越“新数字鸿沟”和接纳数字反授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方式；在掌握跨学科知识的同时担任多元角色，肩负身份流动的数字使命。以上这两个方面便构成了数字身份流动之于教师成长动力的价值所在。

教师数字身份仍然属于一个尚未厘清和有待辨明的模糊概念，有必要通过文献分析和现实观照，透过表象探讨其内在的本质特征和外在的呈现维度，以期从理论角度审视作为教育概念的教师数字身份的具体内涵。具有相同现实身份的教师往往因为存在状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角色行为，这是身份体验的多重流动。教师数字身份既在社会性层面映射出外部角色期待，也在个体化维度呈现出自我价值定位。数字身份不仅衍生于互联网络的社会交互过程中，更形塑于数字时代的本质转型，其运作机制和呈现方式摆脱了教育时空的物理限制，勾勒出身份流动的数字图景。它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教育治理术，以独特的技术逻辑和媒介手段划定并明确了教师的存在方式。尽管教师数字身份已经存在并活跃于教育场域，但并未形成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讨论，既无法从系统视角阐释教师数字身份的现实内涵、理论基础和发生机制，也不能对当前的教育实践探索提供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只有充分理解教师身份的数字转型及其内在机理，才能为释放教师身份流动在数字技术变革与学生成长深度交互过程中的独特价值提供理论镜鉴。

二、

认同表征及其自我评价：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

教师数字身份是一个动态建构、持续呈现的过程，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方式、课堂决策、师生关系、教学效果和专业发展，勾连着教师作为独立主体的日常存在状态。从身份观念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来看，教师数字身份指向身份识别和身份认同两个基本维度。前者是静态意义的身份表象，后者是动态层面的镜像流动。两种身份形态的深度交织是数字身份的多重流动，映射出当代教师进行自我论证、自我形塑和自我探索的数字过程。技术变革的多元应用悄然改变了当代教师的存在方式，主体对数字情境的能动表征体现于身份流动的不同维度，数字身份在复杂层面上从概念建构走向现实呈现。理解教师数字身份，需要突破既有研究视角的标准性规定，以数字时代的教育转型为线索，聚焦当代教师的身份流动及其认同建构。

（一）从“师—生”到“师—机—生”：教师数字身份的关系性表征

数字身份既是人为层面的技术形态，也是虚拟时空的存在符号，其意义表征始终取决于客观世界的真实状态。教师数字身份关联多重面向，是主体存在状态的自我呈现。比如，从技术流动层面看，教师数字身份是大数据和算法建构起来的身份虚体，是技术架构而成的数据集合；从个体存在层面看，教师数字身份是其作为教育个体的数字化过程。基于存在论的视角，教师由抽象的集合体成为具象的生命体，即首先是一种生命性存在，其次才是技术性存在。当代教师作为真实具体的存在个体，数字身份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身份的完全替代。在数字技术带动学校转型的过程中，教师身份的多元维度也相应地迎来新的时代挑战。无论是社会场域或学校时空，都为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提供了成长机遇和变革风险，改变了传统角色的既有设定。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是一个动态形塑的过程，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静态归属定位。在教师身份的历史演进中，经历着由“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流动过程，也是从“师—生”向“师—机—生”的转型过程。在传统时代，教师扮演的角色总是单向度地处于课堂教学和育人实践的中心位置，其身份属性体现于“师—生”二元主体的关系建构。数字身份是教师开展数字化教学的技术前提，作为群体的教师自我身份指向数字时代的教学模式变革。教师角色的“去中心化”指向个体存在的流动状态，数字技术赋能“数字导师”参与学校教育的实施过程，这不仅是建构和维系教师数字身份的关键标识，更是“师—机—生”的关系彰显。

“师—机—生”彰显出当代教师的身份导向路径，即由传统时空的“身份结果定位”转向数字场域的“身份生成过程”。这一变化不仅呈现出教师对自我认知的重新理解，更折射出教师职业身份的数字流动。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教师将承担助教、学习分析师等十二个角色，几乎取代了人类教师的全部职能，而人类教师将在关注学生精神、心灵和幸福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余胜泉, 2018）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数字导师”从幕后走向前台，不仅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具体支持，更推动了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当传统教师的部分职能被“数字导师”取代，当代教师需要承担起更加复杂的身份责任，包括监控学生的学习状态与进度并提供针对性指导，深度观察学生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以及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灵完满和幸福成长等。人类教师和“数字导师”相互结合形成“新主体教师”，在关系性转型中勾勒出教师数字身份的时代语义，在身份镜像的加持下演绎多重逻辑，承载职业属性、专业发展、交互关系和个人气质等数字符号。同时，数字身份的出现为教师的课堂教学、专业发展和关系建构提供更多可能性。如果说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维度的教书育人超越了物理时空制约，那么身份层面的数字流动则将教师的个体成长引向多元场景。当身份流动为教师提供多元的角色选择，相伴而生的是数字认同带来的身份困境，诱发了教师主体关于数字身份的多重困惑。作为技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教师的数字身份闪烁着教育实践的时代灵光。从以技术物为中介的交流，到人机对话，再到人机结合，“师—机—生”的关系转型指向教师数字身份的认同流动，更折射出数字教育变革语境下师生交互的价值取向。

（二）从“脱嵌”到“再嵌入”：教师数字身份的社会化表征

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并非如技术变革一样顺利，既有传统身份的结构化框定限制教师的角色跃迁，也有外部复杂力量试图压制教师的身份转型，更有数字技术的异化假象规训教师的自我认同。它是多元且复杂的发生过程，其核心动力机制的共同指向相对一致，即教师在数字时代坚守传统身份偏好并展开教学活动，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外部因素干扰和内在认知调整的双重影响，并表现为数字观念和实践结果的交互博弈，从而影响身份流动的现实表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师的职能分工和角色呈现经历着技术重构。这种重构不仅表现在工具和手段层面，更彰显于数字身份的认同流动。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课堂教学转型更多是确定性指向，同时也给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带来不确定性。在形塑数字身份的过程中，教师构建出与现实身份既联系又游离的身份形态，指向一种与本体脱离的虚拟自我。同时，与数字身份紧密关联的是知识增长范式的时代更迭，全新知识生产主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知识论的思维定势。这一变化以更加生动的方式体现于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教师不仅需要面对教育教学和学科内容的知识增容，更要适应整个社会数字化过程中知识组合方式的跃迁。

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来看，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理解随他们在社会认同连续体中所处的位置而变化。当社会自我凸显时，我们的行为反映的是一种群体间比较。我们都有多重社会身份，每种社会身份认同对行为的影响同样取决于激活该身份的特定情境。（尼拉•R. 布兰斯科姆 & 罗伯特•A.巴隆, 2019, p. 4）从身份流动视角来看，教师数字身份指向教师以数字化方式和技术化想象呈现的身份形态，它既是现实身份的镜像映射，更是不同存在状态和交互场景的流动与重叠。相比传统身份，教师数字身份及其认同过程涉及个体的多重属性，契合了数字时代的技术本质。数字时代对教师身份的规定性是引导教师寻求转型过程中的数字自我并将数字自我融入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的深度交织过程。从认同转型的角度来看，教师数字身份的生成性建构是动态演绎的过程，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身份流动展现独特的职业镜像。教师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更是回应特定数字技术变革的社会性存在。这一过程既彰显了“个体—互动—社会”的三维层次，更是从“脱嵌”到“再嵌入”的社会化转型过程。

在传统教育语境中，教师身份相对稳定和单一，更多地扮演“教书育人”的教育者角色。面对数字技术对身份的认同书写，教师身份在流动中被重新定义，同时面临阻碍和困顿。部分教师逐渐丧失原生文化中的支持，又难以在新文化中发现支持性资源（Fromboise et al., 1993），进而持续产生疏离感和孤独感（Johnston, 1976）。他们逐渐从过去的教育情境中“脱嵌”出来，从旧的教育秩序和教育结构中解放出来，主动或被动地探索数字时代的身份建构。数字技术赋能加速了教师身份的个体化进程，使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不可避免地陷入“去传统又依赖传统”的存在状态。这一状态源于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教师摆脱了传统身份束缚的同时失去了教育共同体的保护，在重新理解身份的同时发挥个体能动性并寻找和适应数字化的教育语境。数字技术变革引发信息体量迭代骤增，在符号扩容和符号增量过程中重构数字社会蕴含的交互关系。作为行动主体的教师以更加深刻的方式与教育场域实现互嵌，其身份表征则以可被其他教育主体识别的形态呈现。数字身份是数字时代个体身份的形态建构，指向集体主义层面的存在维度。教师数字身份的认同变化，深嵌于教师观念和行动中“数字化转型”之普遍性和必要性，更凸显出数字时代教师从“脱嵌”到“再嵌入”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这里的“再嵌入”不仅指教师通过接纳和认同数字身份以获得稳定而适应的专业发展，更指教师将自我身份融入数字技术建构的教育场域，二者统一于教师数字身份在“个体—互动—社会”的三维交互中实现社会化转型。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往往发生于多重社群交往，行动主体期待在社群中获得自我承认。在“再嵌入”全新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教师数字身份呈现出理解存在方式的社会化面向，既有身份认知层面的意义，也有身份认同维度的价值。在个体身份的数字流动中，教师从传统生存语境“脱嵌”而出，重新嵌入了数字时代的成长语境，实现个体化路径的同时也完成了社会化转型。

（三）数字身份流动的自我认同评价

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随教师对职业认知理解度和数字技术接纳度的变化而变化，始终处于动态建构的发展状态。数字身份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当代教师的自我认同，其中一个关键维度便在于自我评价。从自我身份认同评价角度来看，主要包括数字身份的自我评价以及由他者认同引发的自我评价重构。对于数字时代的教师而言，技术变革引发的自我认同是存在方式转向带来的身份感和归属感等的认知迭代。数字身份的个体确证是个体的一种内在化过程，其目的在于确立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归属”，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确认（吴玉军 & 李晓东, 2005）。数字时代的技术变革赋予教师身份的自我评价以更加复杂的现实内涵，为数字身份的自我认同带来动态效应。知识传播路径和技术生产方式重置了教育主体的身份关系：学生培养由过去的标准化规模生产转向差异化个性传授，作为学习者的学生具备了知识探索者、信息提供者和技术反授者等多重身份。学生的求知方式、成长路径和世代特征的数字化转变成为重构教师身份表征的关键动因，指引教师在被塑造的同时从认同评价的角度理解数字流动中的身份意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希望自我”（hoped-for possible selves），即他们内心世界想要展现并努力达到的自我形象。这是当代教师在数字形塑之下的主体选择，他们尝试借助数字身份实现“希望自我”的建构，更想要通过数字身份呈现那些被现实条件限制、压抑和隐藏的自我，并以此为线索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评价建构。这种评价不仅蕴含自我认知的数字跃迁，更指向职业角色的技术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成为自我认同评价的重要维度。

当代教师经历着从传统身份向数字身份的迭代升级，需要回应来自学生个体、社会大众和家长群体的关注、期待甚至质疑，这会从不同层面影响教师自我身份的认同评价。所谓数字身份的他者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来自外部的“被认同”，即教师自我认同之外的多重力量，包括学校层面的内部认同和家庭维度的社会认同等方面。无论是社会叙事或学校书写，都将外部期待投射于教师的数字身份呈现，这是影响教师自我认同评价的关键因素。从雅克•拉康（Lacan, J.）的镜像理论来看，数字身份的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是一体两面的符号性关系，而前者是后者的关键前提。换言之，教师数字身份的他者认同对于教师形成自我认同具有基础性作用，即只有当教师的数字身份具备了高度的他者认同，才拥有形成深厚自我认同的现实基础，同时，这直接影响教师进行自我认同评价的行动基础。从自我身份认同的评价维度来看，除了如何自我定位和如何定位学生，如何被学生定位也显得十分关键（Vetter & Schieble, 2015, p.23）。数字技术的教育应用改变了传统教师的权威地位和专家属性，消解甚至替代了教师身份的不可或缺性。师生从属关系和交互方式共同指向他者认同对教师自我认同的影响，使教师失去了过往知识掌握者的专属形象，并在数字化教育场域中让位于学生主体的自我创造。这一转变引发了不同教育主体对教师存在价值的质疑，导向的可能性结果是教师身份自我认同的评价焦虑。传统教师身份蕴含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更关注外在形象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这恰恰致使自身合法性遭遇质疑，其自我评价经历着技术重构。作为一种投射性认同，数字身份的他者认同将外部环境对教师职业的影响和评价转化为行动主体的自我理解。同时，数字身份的他者认同并不必然导向高效能的自我认同，而是也取决于他者认同的有效性在多大程度上能传递给教师主体并成为其展开自我评价的外部参照。进入数字化转型时期，不同主体对教师身份提出更高要求，在增加教师工作复杂性的同时也强化了职业生存压力，与之相伴的结果是消解了他者认同对自我认同的支持作用及评价效果。基于教师身份的时代要求可知，只有教师数字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共同获得有效提升，并在深度连接过程中形成良性交互关系，才能推动教师身份评价朝向动态更新。

三、

何以成长：教师数字身份的认同路径

从教师数字身份的关系性转型和社会化转型来看，数字技术的嵌入消解了身份叙事的结构性和稳定性，也使得个体身份表征显得更具开放性。对于作为“数字移民”的传统教师而言，身份展演体现出相对鲜明的非均衡性。世代特征指向的身份标签意味着他们无法轻易摆脱对过往身份的依赖，同时也难以嵌入数字身份的当代语境。他们无法真正从具有双重性和过渡性的身份流动中抽离而出，始终面临技术编码与数字解码带来的存在困境。数字技术赋予教师多重生命体验和虚拟感知，也消解着他们对传统身份固有的结构性理解。他们或沉溺于虚拟教学实践营造的能力幻觉，或过度关注数字身份而削弱对真实身份的认知与接纳。与数字技术变革紧密关联的不仅是教学目标的更迭、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策略的选择，更指向教师数字身份的重新确证。在技术流动的后现代化视域下，教师群体的自主意识和个体追求获得自反性加持。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使他们经历着主体身份的碎片化呈现，自我认同的缺失也导致自我对数字身份的理解充满不确定性。教师作为行动主体面临在现实身份和数字身份之间动态转换的失控风险，并表现为身份认同的多重错位（Engeness, 2021）。基于数字化语境下教师身份认同的现实困局，当下需要积极探索教师数字身份的形塑方式，助力教师在转型中成长的认同建构。

（一）引导教师理解身份流动与专业发展的本质关系，强化数字身份转型的认同建构

数字身份的动态流转是对传统身份的解构与重塑，是个体成长和外部需求的双重展演。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学校变革，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引导教师进一步理解数字身份与专业发展的本质关系。在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中，他们不只具备传统教育者的身份，更需要根据课堂教学和学生成长的需要灵活扮演协作者、设计者、促进者、分析者、领导者和学习者等角色（冯仰存 等, 2018）。这既是提升教师数字胜任力的专业发展需求，也是赋能学生数字化成长的时代目标。在数字时代，以特定知识、教学目标和行动方式为基础的传统教师身份被逐渐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契合学生成长需求的数字身份。在身份更迭过程中，教师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同样经历着数字化重构，对数字身份的自我理解也呈现出复杂面向。我们有责任帮助教师利用数字技术的教学潜力开展有意义的实践，培养教师的数字身份并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关键能力（Engeness, 2021）。面对存在状态的数字流变和主体身份的数字转向，当代教师需要学会在数字化教育语境中找寻属于自己的身份，在重新确证身份定位的同时进行新的数字身份生产，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强化自我认同的内心情感。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质量为先，数量增加需要服从质量提升（张宝歌 & 韩嵩, 2023）。一方面，从整体上提升教师队伍建设的数字化质量，重视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水平。当前，教师队伍具体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常态化开展数字教学工作的数字胜任力还不足，需要重塑其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结构（祝智庭 & 胡姣, 2022）。教师数字身份的具象投影是主体数字画像，关联着数字时代的教师管理方式和评价机制革新。基于教师个人隐私安全的技术前提，搜集教师在课堂教学、教研讨论和专业发展等学校工作过程中的数据信息，从个体特征、育人效果和职业素养等数字胜任力的相关维度出发，精准勾勒出教师的数字画像，为完善学校教师队伍数字化建设提供科学性支持。另一方面，根据教师的年龄特征、学历背景、学科属性、性别差异和区域结构等不同方面，形成差异化、个性化和具体化的培养计划。在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软性条件和硬件水平的结构性差异是影响教师对数字身份认同度的关键因素。同传统身份的普遍认同一样，教师身份的数字认同指向职业情感、社会荣誉、个体归属和自我获得。不同的是，身份维度的数字认同彰显作为行动主体的教师如何应对数字技术变革与个体生存方式的内在关系，并作用于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双重提升。因此，从数字身份认同角度提升师资数字化程度需要聚焦教师身份流动的情感维度，并强化他们对数字化环境中高效、安全和道德地运用所需能力的理解（Falloon, 2020），关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教育支持以及数字化政策和组织发展（Antonietti et al., 2022）。

（二）厘清教师身份流动的实践逻辑，把握数字身份认同的成长契机

不同于教师的传统身份，数字身份具有一种非历时性的基本特征，影响着教师寻求自我认同的多元可能。在传统教育场域，教师的身份认同依赖于现实层面的师生交往和同伴互动，也更容易借助言行举止的调整改变外部形象，在历史与当代的身份延续中勾勒出生动而鲜活的身份叙事。在数字时代，厘清教师数字身份认同需要找寻合理的实践逻辑，并将其融入行动路向的确立过程中。从实践逻辑的关系维度来看，主要包括三对逻辑关系，即教师数字身份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逻辑关系、教师自我需求和数字行动的逻辑关系以及教师职业认知和现实数字语境的逻辑关系。以这三对逻辑关系为线索，可以进一步探索身份认同的实践逻辑。同时，教师需要意识到数字身份的三重属性，即社会性、选择性和共生性。“社会性”引导教师明确数字身份的社会价值，是个体责任和职业属性的双重建构；“选择性”为教师提供呈现数字身份的选择空间，有助于合理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于教学实践；“共生性”为教师指明职业身份的数字流动，在转变传统权威观念和摆脱角色偏见的过程中反思数字时代的课堂教学、专业发展和师生关系。从培养目标的时代变化到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是在引导教师重新理解职业属性的基础上建构自我认同的实践逻辑。这一逻辑不仅契合了教师数字身份的运作机制，更服务于未来学生的智慧培养，是数字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风向标。教师需要对自己的数字身份充满信心，以创造有意义的学习体验，让学生联系、参与并促进他们作为学习者的发展（Avidov-Ungar & Forkosh-Baruch, 2018），更需要意识到数字技术只是身份转变的外部力量，根本性动力来源始终在于行动主体的自我成长与认同更迭。

一方面，教师需要在坚守职业本真的同时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未来学生。在数字时代，教育所面向的未来变得更加复杂，充满挑战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指向“如何为未来培养学生”的时代问题，即如何适应性地培养人和引领性地培养人。教师既要认识到数字时代的确定性，聚焦于此适应性地培养人，即重新理解当下和未来的确定性基础；又要关注和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着眼于此引领性地培养人，即深刻认识未来的无限可能和机遇（卢晓中 & 王雨, 2020）。未来学生的培养目标彰显未来教育的智慧转型，即人类教师和人工智能教师协同培养学生的“双教师”模式。面对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学生，教师在理解自我身份转变的同时更应聚焦学生身份的数字跃迁，既要关注他们在数字化成长过程中的迷茫、冲突和困境，又要强化情感资源的有效开发。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政策实施的督导机制。现有政策立足于从不同侧面强化教师队伍的数字化程度，其关键在于要确保政策推行能够在更广泛意义上发挥真实作用，服务于教师数字身份的获得感、荣誉感和归属感的多重提升。这意味着应当加强对政府、学校等不同机构教育职责的督导，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过程性评价并适当引入第三方评估，在保障政策实施到位的同时惠及更多教师群体。

（三）关注教师自我观念调控，在代际流动的数字反哺中实现认同

当后喻文化时代来临，传统世代和全新世代之间会进行逆向的教育反哺行为。这是传统受教育者反向影响施教者的文化过程，更是他们由社会化客体向社会化主体转变的过程。从1990年代的“器物反哺”到2000年代的“技能反哺”再到2010年代的“观念反哺”（周裕琼 & 丁海琼, 2020），数字反哺的教育观念逐渐成为影响教育主体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在后喻文化的影响之下，教师的自我观念调控不仅影响教师的课堂教学表现、专业发展水平和教育问题判断等不同方面，更直接作用于教师对数字身份的认知与理解。教师在转型成长中拥有的新的数字身份，是多元教育叙事中被描述的对象，需要被关注和理解。在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中，教师自我观念呈现出典型的代际差异，成为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关键动因。数字技术在赋能学校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教师群体内部和师生之间的数字代沟。无论数字技术如何发展，教育场域始终都是教师进行自我观念调控的意义空间。他们既可以在与不同世代教师的交往过程中观照自身，审视数字身份的价值建构，也能获得来自全新世代学生的数字引导，在学习中掌握数字技能并反向输出，在数字反哺中弥合数字代沟。从世代理论的角度来看，数字反哺是一种双向行为，需要互动双方共同达成。他们自身的数字素养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模式具有不同特征，同时作用于数字反哺的发生情境。其中，受哺者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人格特质、个体偏好和技术基础等多元因素直接影响了反哺行为的实践效果。因此，理解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需要关注其自我观念调控，帮助教师在代际流动的数字反哺中实现认同。教师自我观念的代际差异对教育管理者和教师主体提出了双重指引，应当尝试在教育政策制定、教师培训和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具体调整。

在流动着后喻文化的数字时代，同辈之间、代与代之间的深度交流更加频繁，应以身份认同为线索互相了解彼此的生存方式，在数字交往和真实建构中增进理解和认同。作为反向社会化进程，反哺效果的实现需要满足基本的双向条件：学生应当具备特定的数字化编码方式，而作为受哺者的教师则需要掌握相应的数字化解码能力。一方面，学校管理者需要考虑教师群体内部的数字代际差异，从自我观念层面引导教师提高对数字反哺的接纳度。比如，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打通不同代际教师之间交流的屏障，通过组建跨年龄教研小组、管理团队等，为实现不同代际教师之间的沟通奠定基础（王飞 & 徐继存, 2018）。针对不同代际教师的数字身份流动，教育管理者应当提高管理智慧并运用科学方法，综合平衡代际差异和个体需求的内在关系，针对不同代际教师进行差异化的数字引导，在发挥他们主体潜能的同时建构数字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教师应当坦然承认自身成长的数字局限，在自我赋权中实现数字化生存的意义重构。他们需要尝试改变原有身份气质所导致的数字偏见，丰富数字知识和媒介技能，包容数字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段俊吉, 2023）。在这个意义上，教师需要调控自我观念以实现代际互授，具体而言：首先，教师应当唤醒内心深处的数字身份想象，将自己从世代框定中解放出来，在打开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认同建构；其次，传统世代教师和全新世代教师之间既要建立互授共同体，更要避免形成“小团体”而陷入新的身份困境；最后，教师需要积极接受来自学生的数字反哺，在接纳和认同“数字原住民”成长逻辑的过程中理解自我数字身份。

四、

结语：教师数字身份的时代回应

作为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性的存在形态，当代教师的数字身份始终处于动态协商的演进过程中。教师身份的技术营造是数字时代的集体教育行动，既折射出主体价值跃迁，也反映出身份意识流动和自我认同重构。这是新生代教师在数字技术语境下理解和探寻存在方式的动态过程，在教育实践中形塑和强化自我的数字身份。基于数字技术变革的身份流动指向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是连接个体想象与存在状态的时代回路。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教育者具备新的时代身份，作为教育活动主导者的教师则需要建构数字身份并实现认同重构。对于当代教师而言，数字身份不再只是作为教育概念或者工具化的理解，而是成为提升专业发展水平、获得自我成长的实现路径。在数字身份的赋权之下，教师既获得价值维度的肯定，也将主体认知转化为功能层面的动力，从自我成长和他者观照的双重角度进行身份确证。如果说教师的数字身份是在技术层面契合了专业发展，其内生动力源于技术应用与教育变革相适应的共同价值生产，那么教师数字身份在教育职能层面则表现为目标导向的跃迁，通过教育者身份的转变反作用于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教育变革朝向高阶层面演变。

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是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回应，是教师存在方式的适应性调整，形成了服务于全新世代学生的身份样态。教师始终处于与他者连接的交互网络，在交往关系中找寻自我身份归属和价值定位。因此，教师的数字身份不仅受到外部技术力量的宰制，更是在与全新世代学生的多重交往中形塑起来的。当代学生正经历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特征的世代跨越，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同样经历着个体身份的数字流动，指向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建构。基于数字时代的自我呈现，教师身份的“实”被技术语境中的“虚”置换，投射出契合学生世代跨越的职业想象。审视当代教师的数字身份，需要将其置于社会结构跃迁和数字技术变革的时代语境下，反思存在方式转向和个体身份流动的内在联结。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不仅是自我认同的时代呈现，更是专业发展的必然结果。研究者既不应被传统观念的结构定势框定，也不能被工具主义的技术思维宰制。因此，需要探寻教师身份数字流动的客观规律，从不同维度阐释和解决数字技术进入教育语境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只有不同利益相关者形成时代合力，才能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转型动力，使其真正服务于个体身份的数字流动及其认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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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Flow of Teacher Identity and Its Construction

Duan Junji

Abstract:As the driving force of educational reform,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lready participated in the deep texture of teacher identity mobility. As a typical individual living in the digital era, contemporary teachers’ identity shaping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aking the digital transition of teacher’s identity as a clue, we understand the era presentation of their identification mode from the two flow processes of rel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digital identity. In this sense, the digit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teachers contains a dual representation of self coding and mirror image of others, which is a dynamic interweaving of educational norms and individual imagi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dentity is a process of pursuing a higher level of self understanding and transcendence, and is self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 contex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 faced by teachers is not only the substitu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or self-identity, but also how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limi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classroom teach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tudent growth, change the framework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role concepts, and thus achieve self-remodel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identity.

Keywords:education digitization; teacher; digital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identity

作者简介

段俊吉，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宁波 315211）。

基金项目

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教育数字化转型下中小学教师数字负担的系统治理研究”（课题编号：CHA240272）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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