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那些为北宋而战的外族士兵

作为胡化时代的反面，北宋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刻意与外夷保持相当距离。反映在军事层面，便是大批量运用汉人取代番兵番将。

以至给后人留下刻板印象，仿佛打仗再菜也不能外族士兵产生依赖，奈何真实情况却与之有很大出入。

步兵都要用外援

地缘劣势对宋朝的军政格局造成某种链式反应

由于残唐五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北宋军队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挑战。他们需要在无险可守的逆境中，迎战愈发强大的胡族骑兵。但大力发展马场的结果，就是作为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蒙受损失。因此，大量征发壮丁充当步行炮灰，成为其抵御外患的最经济手段。若有成体系的城市堡垒群加持，再辅以人工强化的自然水系，就能大大增加敌国的入侵成本。

然而，宋人的对手绝非传统游牧，而是发展出封建世系的成熟国家。无论兼并燕云十六州的契丹，还是称霸河套地区的党项，麾下都有大批步兵正规军。他们或是某些五代藩镇后裔，也可能是主动叛逃的中原流亡者，乃至原本就擅长步战的帝国附庸。即便面对精锐禁军都不落下风，更不用说迎战实力羸弱的厢军和乡兵。

宋夏前线的残酷消耗迫使宋朝大量招募外族步兵

因此，早期宋军虽有意抵制番兵招募，却坚持不到百年就自行翻转。尤其是在惨烈西夏前线，因双方都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的攻坚战术，所以对人员的消耗十分巨大。汴梁当局为不仅将大批禁军调往镇守，还必须不断从周围蛮夷中招募佣兵助阵。例如青唐地区的吐蕃人，以及不愿听从拓跋皇族的党项反对派。他们多为熟练射手，以复合弓为主要杀伤手段，非常适合部署在堡垒群区域。而且普遍具备攀爬技能，又知晓如何搭配骑兵行动，让指挥过他们的官员感到爱不释手。

根据兵书《武经总要》统计，北宋中后期的陕西有番兵150000多人。考虑到他们的马匹数量仅为30000，而古代骑兵至少要配2匹马，所以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步兵。每逢大战来临，奉命出击的宋朝官军都要搭配一定比例的番兵，借以抵消与西夏之间的差距。公元1104年偷袭攻灭角厮罗势力后，更多吐蕃山地部队被兼并进来。靠着本来就很出色的独立属性，有时还能凭一己之力，挽回官军的溃败厄运。

党项与吐蕃番兵多为山地弓箭手

当然，一定会有人觉得，这些番子的真正作用类似于消耗品。需知，曾有文官在汴梁朝堂上向皇帝建议，直接撤走全部边境正规军，只用外族士兵与地方民军就能对付西夏。显然，这不会是针对炮灰的越级褒奖。毕竟，本为武装系统内最低阶的民军更符合炮灰设定。稍后，北宋与越南爆发战争，再与金国联合夹攻契丹，全都有跨省调配党项/吐蕃步兵。当女真人企图携靖康之变的余威南下，也容易在山间遭这些健儿伏击。

此外，北宋招降的普通西夏士兵内，应该有部分选择出走的汉人。只是因为部队番号、习惯等问题，归整后仍被视为番兵。宋军后来最钟爱的大杀器--神臂弩，便是以差不多手法传播到中原，迅速升格为野战军的头号利器。

神臂弩就由叛逃的西夏汉军带回北宋

不过，宋朝的外籍步兵远不至于。在广袤的南方地界，亦有面积不小的少数土司领。对官方而言，这些山民无疑是非常罕见的优秀兵源。譬如广西境内的壮人，以及主要生活在贵州的侗人，皆为爬山如履平地的百越后裔。因生活区域差异，彼此间的战术也略有区别，但基本上都掌握着比较熟练的射弩、举盾、持矛和透支标枪技能。唯有分布于海南、雷州半岛与珠三角岛屿的黎人稍弱，所以很少有被大批量征募记录。

这些南方番兵里的佼佼者，莫过于夹在宋越边境之间的侬智高。他们是非常强悍的山地步兵，喜欢穿红衣举着大盾牌列阵。通常分三线布置，还能在较远距离内抛掷重型标枪，给缺乏防护的官军很大伤亡。即便名将狄青坐镇，都曾告诫属下各营不能擅自出战。直至另一股精锐番兵由西北前线抵达，才有底气冲过昆仑关，靠整体优势予以围歼。

在叛乱前侬智高的精锐也在宋朝番兵体系中

骑兵更要用外援

宋朝骑兵直接继承前代的部分沙陀风格

既然被误认强项的步战 都要靠番兵，那么以软弱乏力著称的宋朝骑兵就更需要外援。而且和地位较低的步卒不同，汴梁朝廷始终重视发展骑手队队伍。相关人员多少还有些五代记忆，受晚唐的沙陀前辈影响很深。乃至在河北前线保留部分精锐的小型藩镇，允许静塞军这类继承沙陀遗风较多的独立建制延续。

与此同时，宋朝因北汉和燕云问题而与辽国交恶。双方经常爆发边境冲突，彼此间也乐于招降纳叛。于是，宋军阵中就多出不少契丹骑兵。他们被统称为契丹直，因十分骁勇善战，往往被高阶统帅留作亲卫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争烈度加强，精英部队受损失后还难以补充，才渐渐淡出花名册和历史舞台。

宋朝初年就有契丹人的外籍骑兵部队

稍后，西北硝烟让宋朝改变防御重心，党项人和吐蕃人便成为番兵主力。其中的骑兵部队，更是有着不属于西夏精锐铁鹞子的强悍战力。在弹压侬智高的行动中，正式这些王牌部队确保狄青赢下归仁铺之战的胜利。

彼时，南蛮勇士们虽数量吃亏，却依靠顽强作风与宋朝步兵相持不下。直到2000多番子骑兵拍马包抄，用连枷等破甲钝器猛捶目标，终于将顽敌彻底击溃。因为身披朝廷斥巨资打造的精甲，他们几乎不害怕对手的标枪攻击。

宋朝党项/吐蕃骑兵 有着不输给铁鹞子的装备水平

此外，宋人还从河西招募过一些吐谷浑骑兵。作为鲜卑称霸远东的最后见证者，他们早已不复先祖神勇。但基于物以稀为贵原则，仍是官军手中的王牌部队。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小、人口难以补充，才会在历史记载中缺乏存在感。

值得一提是，北宋方面为遏制西夏的稳步扩张，甚至联络过西域的喀喇汗国。后者虽与辽国关系更加密切，却为打通河西走廊的贸易路线而欣然出兵。

喀喇汗国的突厥化骑兵也曾协助宋朝作战

公元1097年，大批穆斯林骑兵开始东进，席卷党项人控制的甘、沙、肃三州，算是勉强扮演起类似薛延陀、回鹘在唐朝时期的角色。宋军亦从东南方出击夹攻，夺取洪州和盐州。最后是迫于辽国压力，才让反西夏同盟戛然而止。但案例本身足以说明，汴梁朝廷出于现实需求，一样会招揽外族军队作战。

直到靖康之变降临，康王赵构遁逃至江南，宋人还非常注意吸纳外族士兵。哪怕财力略显窘迫，还是尽量钱财收买到万名不服女真统治的契丹、渤海或燕云汉儿。他们被拼凑成奇兵军和赤心军部队，驻屯在江北前线抵御边患。后来蒙古帝国横扫中原，招募对象又变成金国治下的各族部队，乃至出逃自草原的部分突厥系贵胄。他们的具体作用另当别论，至少可以证明赵氏天子对外族武力也有阶段性刚需。

南宋还有继承北宋的招募外族部队传统

作茧自缚的使用方式

宋朝的外籍部队数量不少但使用方法相当拉胯

相比于前唐，北宋的番兵番将数量其实并不算少。之所以给人留下空白错觉，主要在于历史记录者的侧重点偏好，以及宋人自己的那点自卑心理。

大约从安史之乱过后，中原文人就将罪魁祸首定位于皇帝偏爱的外族将领，从而忽略掉河东本地世家的积极参与。随后又经过五代时期的发酵，到赵匡胤政变后彻底迸发。

文官阶层对武将和外番的自卑心理贯穿两宋始终

由于宋朝皇帝的正统性存疑，便用各类怀柔措施笼络士大夫阶层。同时借用文官体系，严格削弱、牵制武将权势，对比较桀骜不行的番兵番将自然心生更多警惕。加之屡次北方大败，胡族国家反而看着蒸蒸日上，必然会在舆论层面强化自己的受害者形象。一来二去之间，连为自己效忠的外族都过度防范：

比如建国初年的契丹骑兵与静塞军，都是由于人员补充不到位的自行解散。

后来的党项、吐蕃、吐谷浑部队，更是在行政上被降格为最低下的乡兵级别，还不如招募自市井流氓的厢军。一旦战时稍有停歇，便派遣官吏前去驯化，希望将他们改造为更听话的员编户齐民。甚至为防止禁军杀良冒功，把士兵脸上刺字的侮辱性恶习都予以推广。

每一批番兵番将都会被宋朝自己给消灭

至于靖康年间南下的契丹、渤海与汉儿，同样在危机过后受到不公正对待，连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都非常不便。许多头领本就因水土不服而容易得病，在遭遇打压后更是心中苦闷不处宣泄，早早离世而无法将技能经验传递给后辈。所以，这些花大价钱买来的佣兵同样迅速告罄。

南方的侬智高则更加悲催，前后七次派人奉上黄金，要求仅仅是内附宋朝。但士大夫阶层出于防范本能，每次都予以拒绝或无视，直接酿成一场祸及两广的严重叛乱。其中缘由相当搞笑，就是担心招惹越南李朝，最后却还是要花更多成本与之战争。

宋朝亡于自己的祖传小心思

最终，大半个亚洲成为蒙古领地，对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呈全面包夹之势。此时再临时抱佛脚、招募北方流亡者已无法扭转颓势，甚至因国格卑劣而遭中原汉人鄙视。

无论是封王拜将的张弘范，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范文虎，又或是在崇明岛贩私盐的海盗朱清，都不再对满口仁义道德的宋朝有任何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