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3岁官至正处级，36岁出任山西省委书记，恪尽职守，活到了94岁

有这样一个人，23岁就官至正处级，36岁就做到了山西省委书记，一辈子都恪尽职守。

他就是陶鲁笳。

上中学的时候，陶鲁笳就经常常跑到南京高校的教室外旁听，夹在大学生中间记笔记。寒暑假回乡，他也会主动到乡村小学代课，看着孩子们求知的眼睛，心里渐渐有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936年，19岁的他北上河北，在石家庄一所小学当教员。那个时候日本侵略者已经到了华北，课堂上的陶鲁笳不再只讲课文，他会在黑板上画出中国地图，用粉笔重重敲击着被日军侵占的区域，声音哽咽地说：“同学们，国土沦丧，我们不能做亡国奴。”

同年冬天，他就加入了左翼组织，在学校教书之余还要在油灯下抄写抗日传单。当同事递给他一份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他郑重地在落款处写下名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就转入地下工作，在河北农村组织村民挖地道、送情报，有次为了躲避日军搜查，他藏在柴草堆里整整一夜，身上被蚊虫咬出密密麻麻的包，也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1940年，23岁的陶鲁笳被调到山西，担任昔阳、平定、和顺三县中心县委书记。那时候的山西是抗日根据地前沿，交通靠步行，通讯靠传令兵，他就背着干粮袋，在各个村庄间穿梭。

有次为召开抗日动员大会，他顶着大雪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会场的时候连脚趾头都冻得发紫，却坚持站在土台上讲了两个小时，号召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在协助八路军打击日伪军的日子里，他也学会了埋地雷、拆铁轨。日军据点要扫荡，他就带着民兵在公路上埋了十多个土制地雷，用树枝伪装好，自己躲在远处的山坳里观察。当日军卡车驶入雷区时，他立即拉动引线，浓烟过后，日军死伤惨重。

这场伏击战让他在当地名声大噪，老乡们见了他都竖起大拇指：“陶书记，真有你的！”

解放战争时期，他留在山西搞土改，白天走村入户丈量土地，晚上就组织村民开会。有个地主藏了地契，他带着工作组蹲在地主家院子里整整三天，最后在灶台底下搜出了一捆用油布包好的地契。

当他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时候，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大娘拉着他的手忍不住哭了出来：“陶书记，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地了。”

1953年，36岁的陶鲁笳成了山西省委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走马上任那天，他并没有带太多行李，只背了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和钢笔。

到了山西之后，他第一站就去了晋西北的穷山沟，看到老乡们啃着糠菜窝头，锅里煮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回到省委后，他就连夜召开会议：“山西要脱贫，首先得让老百姓吃饱饭！”

当时国家提倡农业合作化，他带着工作组跑了全省100多个村庄，在大寨村看到陈永贵带着村民在荒沟里造田时，深受感动。他蹲在梯田边，抓起一把新翻的泥土捻了捻，对陈永贵说：“老陈，你们这是在给荒山梳辫子啊！”

回到省里，他力主推广大寨经验，还亲自给毛主席写信汇报。1964年，当毛主席说出“农业学大寨”时，陶鲁笳激动得连夜给山西各地打电话：“毛主席肯定我们的工作了，大家加把劲！”

山西缺水，百姓们平时吃水都要跑几里地去挑。陶鲁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带着水利专家爬了无数座山，画了几十张地形图，提出了“引黄入晋”的大胆构想。

有次在工地视察，他卷起裤腿就下了河，和民工一起搬石头，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肯歇。工地上的老师傅心疼地说：“陶书记，你是大领导，咋能和我们一样干活？”他却抹了把脸上的汗，笑着说：“领导也是老百姓，干活不分贵贱。”

陈永贵能从大寨走向全国，也离不开陶鲁笳的举荐。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暴雨，梯田被冲毁，窑洞也都被淹没，陈永贵带着村民自力更生，没要国家的救济，第二年就实现了粮食增产。

陶鲁笳得知后，连夜赶到大寨，看到村民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感动得直掉眼泪。他紧紧拉着陈永贵的手说：“老陈，你们都是好样的，这种精神得让全国都知道！”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陶鲁笳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专门提到了陈永贵：“主席，山西有个陈永贵，是个种庄稼的能手，带着乡亲们把‘三跑田’改成了‘三保田’，粮食产量都翻了几番。”

毛主席听得很认真，还拿笔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后来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每次见到陶鲁笳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陶书记，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除了陈永贵，陶鲁笳还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在山西创办了第一所核工业学校，亲自选址、聘老师，为国家核工业发展储备了大批人才。有次学校招生遇到困难，他就带着工作人员到火车站、汽车站发传单，逢人就说：

“国家搞建设需要人才，家里的孩子们都能送来上学，学费全免！”

陶鲁笳在山西工作了30年，可以说是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献给了这片黄土地。他住过农民的土窑洞，吃过老乡的糠菜饭，脚上的布鞋更是磨破了一双又一双。

如今的山西，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贫瘠的地方，条条水渠引来黄河水，座座梯田铺满丰收粮，大寨的红旗依然飘扬，核工业基地蓬勃发展，这些都离不开陶鲁笳当年的心血和汗水。

一直到现在，在太原的街头随便问一位老人，他们都能说出关于这位“陶书记”的故事。这样的铭记与尊重，就是对一个人民公仆最好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