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
1961年8月15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向国务院《关于甘肃省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同居情况的报告》称：
1959～1961年6月，甘肃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静宁、陇西、通渭、崇信、庄浪、天水、武都等县流入陕西陇县、兴平咸阳、宝鸡等地16～45岁妇女两万余人，并和当地群众非法同居，未办结婚手续的占73%。
办了手续的占11%，订婚的占16%。有的已生了小孩。外流同居妇女原说自己没有结婚或丈夫去世，但实际上多数是有夫之妇。
有的丈夫已找上门来，有的写信向政府告状。有的属于“放鸽子”，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背井离乡来陕西求生就食。
大量甘肃妇女流陕，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希望中央政府协调两省共同解决。
9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时指出，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值得重视的，陕甘两省应密切联系，认真做好遣返工作，积极主动解决问题。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甘肃妇女跑到陕西与人非法同居呢？
甘肃在三年大灾荒中是全国的重灾区。上世纪60年代初遍布全国的大灾荒，是天灾还是人祸？历来有不同说法。
这几年随着“大跃进”时期史料的不断解密，史学界的看法趋于一致。
史实证明，虽然那几年甘肃气候确有干旱问题，但总体上与1957年之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因此，把问题归罪于“三年自然灾害”是不准确的。
刘少奇在1962年7000人大会上总结讲话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评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问题出在“大跃进”中的高指标、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等一系列“左”的错误。
比如粮食生产的高指标，1958年甘肃省委提出的粮食生产指标是91亿斤，而经过努力的实际产量是31.5亿斤。
浮夸风引来高征购，1958年全省征购粮食12.7亿斤，占总产量的37.5%；
1959年粮食产量是33亿斤，征购任务更高达47.6%，再扣除种子和饲料等提留，分配到农民手里的粮食全省平均每人全年不足160市斤。
在此期间，还大规模进行“反瞒产私分”运动，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查“黑粮”，搞得农民家里基本无粮可食。
1958年5月23日，甘肃省人委办公厅印发内务部、粮食部工作组《关于甘肃省徽县春荒与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称：
徽县从本年二月开始，个别的从上年12月间就开始缺粮，缺粮面在不少乡社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个别乡社达到百分之百。个别地区每人每天吃六小两粮食（相当于0.375斤）。
吃代食品不仅普遍，而且以代食品当主粮。全县已出现浮肿、干瘦和非正常死亡。
是月，成县、礼县、甘谷、武山、秦安、镇原、华亭、民勤、民乐、张掖等县发生干瘦病和浮肿病，截至五月底，发病人数735373人，死亡9770人。
还有因食用油渣等代食品中毒和外出乞讨而非正常死亡1886人。
1959年7月15日，庐山会议召开期间，在家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召开粮食问题的会议。
会后甘肃省委向中央报告说，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
“全省除兰州市外，共45个县、市缺粮，其中平均每人每天能吃到12市两皮粮（相当于0.75斤，皮粮是带壳的原粮）的有19个市县；
人均每天8市两（0.5斤）皮粮的有19个县市，不到8市两皮粮有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和张掖市7个县市。
这些地区中，严重缺粮的人口共154万。全省浮肿病9.6万人。据初步统计，因缺粮和浮肿病致死的有2200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的人口约有6万人。
本省境内各县互流的还有一万多人。有些地方生产陷入停顿状态”。
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后，霍维德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甘肃的彭德怀”，被中央批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理由是他向中央报告甘肃的灾情，是为庐山的“右倾反党集团”提供了炮弹。
霍维德一家
1959年7月底，国务院秘书长马永顺等六人来甘肃，在对陇西、静宁和武威三县共六个公社的灾情分别进行了抽样调查后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