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透顶的男女作风问题

“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的。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儿并没有一点肮脏的意思。但谁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甚至奸情。

这个词儿的出现和使用，令人不解。我们曾经使用过“三八作风”，指的是政治色彩极为鲜明的“三句话八个字”。解放军至今还要求“作风过硬”，这里的作风显然不含贬义。什么时候起，“作风问题”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这样不堪的含义呢？

“作风问题”的两种用法，大体上是从革命根据地沿用过来的。八路军干部进了城，根据地的语言成为强势语言，“作风问题”的使用，很快也就从革命队伍内部普及到大众。尤其是公职人员，一说起“作风问题”，大家都约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么。

也就从这时起，“作风问题”成为一个恶谧。谁要是沾上它，谁就会惹上一身骚气，声名狼藉，威望扫地。

同理，作风正派也就成了组织和群众最有价值的褒奖。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冀冀地面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闲话。

从另一面来说，如果有人想要攻击对手、仇家的话，也经常喜欢编排一些对方的桃色口风甚至奸情传闻，借以有力地摄级对方的名声。那时诬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传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把柄，不只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闲人也喜欢指指点点，奚落嘲笑。

唾沫星子淹死人，组织处理和民间舆论两面夹击，犯错误的当事人不但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即所谓“作风问题”。犯错误，组织当然要处理，同志们当然要批评。问题在于，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

对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未发生时，刻意防范，互相监督，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人人戴一副“妓院眼镜”。既发生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处理从重从严，更严格的是思想批判大会检查这一关。深挖“思想根源”，才能痛改前非么。

这种思想根源，有点文化的，还会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叫“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会痛骂“禽兽不如”，“和畜生一样”。

我也参加过难以计数的批判会，惟独这类批判，是可以放开痛骂，不论怎么难听都不过分的。

一个人被众人指着鼻子痛骂，本来已经足够丢人败兴，出了门，丑事一传开，如果犯法，还有人同情，这是犯淫，人们连施以怜悯的胆量都没有。如同古人说的“人人轻且践之”，这是要毁了你一辈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

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

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

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

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

“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

我还认识武汉部队一位青年诗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军就诗名盛传。《解放军文艺》复刊时，我们同时被点名参加复刊工作，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

也是初来乍到，孤独寂爽，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进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轻轻叩隔墙，听听有没有回应。一连几次，那当然有勾引对方的意思。

不料那个女人不买账，隔天就告到文艺社，此事要在现在，充其量算个性骚扰，那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从此人琴俱杳。我不但没有再见过，连他的诗也无影无踪，在报刊上消失了。这些才子，都可称当时的人尖子，他们再没有机会施展宏才，我不知该惋惜他们的不自重，还是该怪那时的“一棍子打死”。

无论怎么说，这两位还都是和别的女人有染或者企图有染，最抱屈的是当时还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只是和自己的对象即未婚妻提前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严惩。

那时即便成婚，两地分居也很普遍，更不要说未婚夫妻了。部队官兵的对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动格外强烈，年轻人干柴烈火，异性身体的神秘诱惑点燃偷尝禁果的欲望，每当女方来部队探视的时候，这类事情就时有发生。

按照’‘明媒正娶”的性道德，这当然越了轨，但是这毕竟只是“先上床后登记”，一方对另一方都是负责的。现在的社会学家为了把它和一般的性随意相区别，特地创造了个新名词叫“婚礼前性行为”。它按理更加应该得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稍微要是讲一点人情人性，网开一面也就过去了。据最近的社会调查，由于社会对于“先上床后登记”日益宽容，新一代的年轻人接近人群半数几乎都有过婚礼前性行为。但那是一个“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即便是未婚夫妻，提前发生“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毫无例外地要受到惩戒，让你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通信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

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

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尿，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

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当时是未婚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干净。

对于干部来说，纵然受了处分，总还有隐忍努力、东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战士遭遇此类麻烦，一般是干脆利索打发复员，那是影响一生的重大转折。

我们电影队有个战士小张，高中毕业，“文革”时期，当兵的高中毕业就算高学历了，学技术来得很快，有希望提拔电影队队长。小张的女友是高中同学，两人爱得那叫个如火如茶，情书不断，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张每次都看得火烧火燎的，得意时也悄悄地让我开开眼。

偏巧在讨论提拔小张的时候，女友来相会了。大家最担心这两人“提前接火”，无奈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张和对象不但“初试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怀了孕。

坦白交代检查这一关一关要过自不必说，那时节正好刚刚推出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第四场演的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提前把储备的柴草烧了砖，女支书动员社员们不要上当。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学会了，不过倒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唱词中间有两句特能嘲弄小张。从此大家见了小张，碰了头就唱：

——咱们想啊一想，

提前烧窑对不对？

要警惕，阴暗角落逆风吹——

唱腔很快传遍部队，小张没有脸面不说，部队首长也觉得“影响太坏”，当年决定让他“复员算了”！欢送小张，政治部聚餐，小张明显喝多了。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欢迎小张唱个歌好不好？

好！

小张醉眼迷离，一张口就唱：“咱们想啊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

朋友们顿时目瞪口呆，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副指导员和电影放映员都也年过半百。偶尔能听到他们夫妇的消息，知道他们婚后的和谐与幸福。《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证明有过登记前性行为或婚礼前性行为的夫妇，婚后的性生活较一般人要更加丰富多彩。这中外四个作者的联合调查表明，在1989年之后这一代人，有此行为的比例已然剧增到86%。为此他们感叹，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前性行为大潮”绝不是个别人的冲动，“这是一种全社会的涌动，是整整一代人的正步走”。如今谁又能奈何他们？

可惜了我那两位战友，当年他们为了自己的“出格”，却是付出了远大前程的代价。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连人之作为人，甚至作为动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虑。它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和世界观相联系，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人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

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

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组织部门的同志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

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

在组织部门填写任班长的档案时，无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任班长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悲凉涌上心头。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们的单位，实在是法力无边，它全知全能到了无以复加无微不至的地步。它连这种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也要管，它连这种纯粹的个人私密空间都要照亮，让每一个人的私处都无情地暴露在阳光下。有学者统计，“文革”中间，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国初期还低了六个百分点。这一极端个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会规范打击的对象。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宜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曦若寒蝉，闭口不谈。面对性问题和性实践，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者和流氓两类人。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比如窥阴癖，比如露阴癖，比如恋物癖，那时一言以蔽之：统统是耍流氓。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患。既然它是一种病态，救治它的只有医学。硬要“上纲”，说成是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问题，那只能是这个社会出了毛病。但可怜的自然科学，面对“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化”多么软弱无力。这些病态，也无一例外被拉上了“革命”的审判台。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

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

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

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

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

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

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十年以后，各种性学著作渐次在书店露头，国人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性心理这门科学。二十年后，各家医院纷纷开设了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也成为一种新兴专业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终于想明白了，杨科长的屡教不改，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我且命名它为“强迫性性挑逗”吧，它一般没有暴力倾向，对侵犯对象伤害也较轻微。对付它，心理医生们有疏导的办法。它不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革命大批判的吼声也吓不退它。政治思想工作那时被誉为“一抓就灵”，面对一个革命老干部“性错误”却每每失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尖锐的讽刺。“文革”中奉为万能的“思想教育”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局限，也显示了它的蛮横。它顽固地翻占着一切领地，把其他科学一概排拒在外。一种简单的心病，想对症也那么难。

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杨科长的病例求教过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我详细叙述了杨科长的历年行状。李女士郑重地说：“他应该去找心理医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那时，没有啊。”

是啊，那时，没有。不是不应有，是不能有。杨科长于是只好不断地检查，又不断犯病，不断地挨批，不断地挨骂，一直到老死。

现在一般的性社会学家都认为，“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国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体上恢复到1950年代的状况。

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让“文革”给闹得十分荒谬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的。那时我已经转业到山西运城，一天我去医院看病，到外科，已经有几个病人候诊。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亲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孩也就十六七岁。这男人一脸怒气不息的样子，那女孩惊恐地看着父亲，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

一会儿，轮到他们自诉症状，那男人突然对医生大喊：“丢死了人了！我没脸说！你叫她自家说！你叫她自家说！”

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顾低头吸吸地哭。吵吵嚷嚷的，我们终于听明白了。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前不久有了自慰行为，她顺手用了一根缝衣针，不慎滑入阴道，溜进子宫。本来，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亲人。进了医院，也是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走人。这个父亲，显然认为女儿做下了伤风败俗夭理不容的丑事，这已经属于性蒙昧性无知。即使这样，父亲也该保护女儿的隐私，悄没声地取出走了，谁知道？这个愤怒的父亲却已经是气炸了，看样子他决心要张扬女儿的“丑闻”。亲情也压抑不住他的冲动，他自觉地维护道德风化的决心和勇气让我吃惊。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父亲之外的千万民众，如果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愿保护，对于家人以外的“作风问题”，他们施以重拳还有何顾虑？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视，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群众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民族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怎么啦？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禁锢了几代人。

这样的日子不堪回首。那么，就暂时不要回忆了吧。

改革开放仅二十年的工夫，我们就发现周围的变化可称翻天覆地。仅就当代中国人的性关系和性行为讲，那也可谓移风易俗了。“作风问题”这个词儿，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使用了。年轻一代的性开化，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宽容。组织领导对人的评价更加客观，不再因为绯闻问题“一票否决”。避孕技术的进步，使得性与生殖相分离，进一步加剧了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性心理研究和性科学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性变态者”开始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无害。一些反常的具体性行为方式，已经不再受到大众的指责。一种新兴的性观念和性哲学开始在民众中流布和渗透。仅看看这些词儿吧：

二十年前完全是贬义的“第三者插足”变成了中性的“婚外恋”，接着又变成了褒义的“情人热”。一直沿用的粗俗的“上床”、“睡觉”，先是变成了中性的“夫妻生活”和“性生活”，后又变成了富有感情色彩的“亲热”和“做爱”，而且与前者相比较，“亲热”和“做爱”显然没有严格的性伴侣限制。

性知识教育普及到接近泛滥，再没有青少年为了自己的秘戏而自责侮疚。男女之间的交往气氛也空前宽松，有专家已经概括出了有别于友情爱情亲情之外的“第四种感情”。性问题已经不再是社会传播的禁忌，人们可以坦然地谈论探讨性问题与性经验。

维尔特曾经预言过：“最终有一天，德国工人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夜间所做的事情。”在中国，今天这已经是见惯不惊的事情了。总的来说，在这个领域，罪与非罪，罪与错，大错小错，错与不错，无所谓对错，这些界限，整体上都划得清清楚楚。听到“作风问题”，就一锅烩了，统统打杀，那是荒唐的历史了。

人类未来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是何等情形的，恐怕谁也难以预设出一幅蓝图。但传统的道德伦理必将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则是确定无疑的。恩格斯早就说过，面对偷情，我们不仅要问是否合乎道德，我们更应该问是否基于爱情。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于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丧失，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

马尔库塞则认为，只有爱欲得到解放，人类的解放才会到来。他预言：新人类遵循的是幸福原则，“这种幸福原则排斥一切道德标准”。

这些人类的思想家的思考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人的解放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尽管我们对于新的性道德、性规范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人性解放的原则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过时的陈旧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准则。这时，我们再回忆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锢性惩罚，越发感到那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严酷的禁欲时代。

【延伸阅读一】

百万知青的婚姻难题：禁欲酿苦果

来源：三峡之子

作者：定宜庄 刘小萌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剖析这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运动性质和一代青年悲剧性命运的了解。本文主要从知青的婚姻政策、知青婚姻率、知青婚姻类型三方面记述了百万知青的婚恋生活。

▋婚姻政策 经济条件差 提倡“晚婚”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

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

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

▋个案白启娴 一个“反潮流”典型

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

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也不断遇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

▋婚姻率 禁欲主义幽灵在游荡

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淳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

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

▋婚姻类型 知青与农民结合苦果最多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了一个粗浅的统计：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3%。

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升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男知青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一些地方知青集体户的破裂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需要别人的爱抚、友情、关心、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

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

[本文原载于《中国知青史·初澜/大潮》，作者定宜庄、刘小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文革时期的结婚证

【延伸阅读二】

文革时期的婚姻：男女结合不看感情，只看出身

编辑整理：历史大观园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稀罕一种东西，叫爱情。

经年之后发现，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还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但择偶观的核心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顽强的惯性，这个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才”与“貌”的衡量标准与表现形式。

于是，漂亮的女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而优秀的男人，不管年老还是年少，总是滑不溜手。

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与几千年前，并无不同。

红色年代，爱情缺席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我们的情况或许还有些特殊，因为政治曾经在这个国家近乎疯狂地起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免是政治问题，包括择偶与婚嫁。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1950～1960 “英模崇拜”成为择偶主流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总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择偶的自由。

我们的故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事实上，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发生。

但关于爱情自由的梦想已经萌芽。正是在那个时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其中敢爱敢恨的小芹成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行一贯家长作风的何仙姑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标志着中国进入择偶自由的阶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二黑哥你当了模范。人人都夸你是神枪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在影片里的唱词同样形成那个年代的择偶理想。

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不似现在黑白模糊，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S择偶的关键词。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的一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了军人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嫁给军人，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但这些都不重要，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骛。

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当年，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

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1948年到1966年，择偶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而当时的媒人在介绍对方的时候，通常首先就会推出党员身份，以上进的政治面貌作为卖点尤其盛行。

1966～1976 政治决定一切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悲剧。”胡发云说。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接受采访时，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这或许是19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能迅速兴起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青年在观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失声痛哭。

王国斌油画《狂澜与潜流》

【延伸阅读三】

“文革”时期的婚恋

作者：李秉奎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全球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青年总是立足潮头，开时代风气，扮演着急先锋和主力军的角色，“文革”自然也不例外。从红卫兵到青年造反派再到知识青年，年轻一代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沉浮起落引人瞩目。然而以往的“文革”研究都将这一代人简化为单一维度的“政治动物”，而忽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恋爱、婚姻观念与行为，以及此“个人领域”与他们的政治实践及当时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文革”期间的社会文化生活与人们的日常行为的研究，《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就是其中一部著作。作者李秉奎结合了历史学、家庭社会学、婚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克服了史料难寻的困难，填补了“文革”研究中青年婚恋史的空白。

作者认为“文革”“可以分为‘可以发动的文革’与‘可以发生的文革’。前者主要是围绕着自上而下发动‘文革’而展开的，后者则是围绕着人人都参与‘文革’而展开的。”因此，要讨论这场席卷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复杂政治运动的不同面向，仅仅关注于精英政治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进入历史的语境，勾画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是如何“参与创造历史”的，又是如何被历史改变自身的政治信仰与生活轨迹的。

这部著作除了改变了以往“文革”研究集中于城市政治运动的局面，改变了学界在“文革”一代婚恋问题研究上的集体失语外，也挑战了不少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常识”观念。因篇幅所限，我主要指出此书在两个方面的创新与洞见。

那个年代是完全禁欲的吗？

经由八十年代以来文艺作品的再现，“文革”在大众想象里通常是和清教伦理式的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讨论通常加深了这一常识性的印象。作者引用了《中国青年》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青年们在生活问题上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帮助。恋爱婚姻问题成了‘禁区’。”这些“破坏和干扰”的主要表现为，“视一切男女爱情为‘邪恶’”，“文艺作品不许描写爱情；大量的中外名著被封为‘禁书’不准阅读；报刊上不让登载有关恋爱婚姻的指导文章；电影上不能出现爱情的镜头；青年团也不能关心青年的生活问题”。

“文革”真是如此完全禁欲的年代吗？

在《狂澜与潜流》一书中，作者并未简单接受这一通俗常识，而是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详细考察，指出在“文革”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的青年人之间，禁欲主义和青春期暗流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竞争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文革”一代在不同年龄段也有着不同的情爱表达和婚恋行为。

“文革”初期，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催生出了较“十七年”时期更为保守的两性关系伦理。青年学生被树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他们的婚恋问题被划入个人领域，对其过多地讨论和关注被视为偏离了革命路线，而男女生理、两性健康的知识更被贴上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禁忌，令青少年无从通过正常渠道获取，“与性、性别有关的内容往往被红卫兵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将之视为邪恶、下流、肮脏而且危险的东西。”

但值得注意的是，要讨论“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性观念，除却革命意识形态的大环境外，年龄和地域都应当是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Neil Diamont在其研究“文革”的著作中指出往往是城市里的年轻学生才具有更为“纯洁”和更为保守的清教徒式恋爱观念，反而农村在这方面更为“开放”。因此不少知青作品里都提到他们上山下乡后经历的“性启蒙”。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后，“文革”从红卫兵运动阶段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青年造反派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力军。青年造反派不仅较学生年龄大，生理上更为成熟，而且其中很多成员在此前政治运动中因家庭出身遭受过排斥甚至打击，“因此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青年造反派更加激进、更加不择手段。”在造反派制和老牌红卫兵的派系武斗中，出现了大量性暴力的事件，这既可解读为特殊时期的情欲发泄方式，也是青年一代的政治报复行为。

1967年底到1968年底，军队通过“三结合”进入地方接管政权后，在武斗基本平静，而1969年上山下乡高潮尚未到来的间隙里，北京青年因逐步被政治运动边缘化，而开始盛行“拍婆子”。同时，在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等城市也都出现了年轻人对革命灰心丧气，开始将兴趣更多地转向“个人问题”，读爱情小说，“轧朋友、荡马路、谈情说爱”。这一时期，结婚率和生育率都一度上升，一些城市的婚姻登记率甚至比“文革”后还高。这股被众多学者忽视了的“文革”婚恋潮可被解读为厌倦了政治的年轻人以恋爱代革命，用谈情说爱的方式来消极抵抗“文革”，发泄不满情绪和失落感。

1968年后，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几百万知青从城市迁居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而在这众多的知青人口中，虽然“出现不少‘非法同居’、未婚先孕、堕胎、同性恋的现象”，结婚率却一直走低。

1970年，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他们留在城里的子女则处于一种“有家无长”的无政府状态，如王朔半自传体小说《动物凶猛》所述，这些年轻人通过打架斗殴、追逐女孩子，乃至传阅“黄色”地下手抄本来发泄青春期过剩的荷尔蒙。

从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到“拍婆子”之风盛行，作者对“文革”一代情与爱的描写似乎停留在男性中心的视角上，中间短短一段提到女红卫兵的意识淡化所带来的身体解放之感。然而，作者将其解读为性别认同出了问题，这未免失于简单化，重新落入了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

那个年代是彻底反传统的吗？

在社会生活方面，“文革”时的择偶标准和婚恋行为是完全响应国家革命号召、破旧立新的吗？狂飙突进式的政治运动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积淀已久的婚姻家庭传统伦理和社会生活中的两性政治？“文革”一代的婚恋情况和“文革”前后有着怎样的变化和延续性？

针对这些中心议题，作者考察指出其实“文革”时期的婚俗并不如想象中的激进，“运用革命的铁扫帚”横扫一切“四旧”传统习俗。相反，“文革”一代的婚恋行为受到革命和传统两者的制约，在“新事新办”和“新事旧办”两极之间摇摆不定。

一方面，由于对阶级身份的极度重视，青年的择偶对象被划分为红黑两类。红类往往是大家追逐的目标，也是“黑五类”们期待通过婚姻获取的政治身份。然而，传统父权意识仍然在家庭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例如，虽然“文革”时期曾经在青年人中提倡男到女家结婚落户，并将入赘称为“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革命行动”。但是，据作者调查发现，“从夫居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被沿用的社会习俗之一。从夫居的习俗意味着，更多地是妻子通过婚姻改变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多数情况下丈夫依然要继承父母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这也说明，民间传统宗族伦理在和国家提倡的婚恋行为革命化的竞争中仍然占了上风。

此外，广州、上海、哈尔滨等地居民的调查显示“身体健康”“人品”“性格”“志趣相投”等仍是多数人最看重的几个择偶标准，而“政治面目”“家庭背景”反而排在上述这几个标准之后。与大众刻板印象里的“文革”期间婚姻彻底政治化不同，“文革”一代的婚恋观既延续了传统择偶观对结婚对象品性健康的注重，也强调了男女双方感情的和谐与志趣的相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1950年颁布的新婚姻法所提倡的建立在两性平等基础上的自由恋爱精神。

而另一方面，“门当户对”、“男高女低”式的“择偶梯度”等传统择偶观念并未被完全“革命”掉，只是在“文革”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换了一副面目，也仍然左右着青年人及其家长的婚恋观念和实践，其中国家与民间围绕着“收受彩礼”这一“四旧”习俗而展开的角力是极为典型的一例。“文革”时期的公共舆论与相关部门，不断强调破除“买卖婚姻”、提倡“移风易俗”。然而，虽然革命话语大力提倡新型的革命的婚恋观念与行为，旧的风俗习惯却屡禁不止。

更为吊诡的是，建国以来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却为收受彩礼（也称为女性的“身价钱”）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据作者分析，“虽然‘文革’时期仍然存在普遍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但年轻女性从事工农业生产，仍然会有工分或工资收入。因此，女儿的出嫁无疑会给女方家庭带来经济收入上的损失，而从夫居习俗使得新娘婚后通常会将上述收入从女方家庭带入男方家庭。这使得高于嫁妆的彩礼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

收受彩礼乃至“买卖婚姻”等旧风俗的复辟回潮可以被解读为以激进的城市革命青年的“纯洁”意识形态来改造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失败。也说明了移风易俗，尤其是在最古老的社会单位——家庭内部的变革，仅仅通过脱离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狂飙突进式的青年革命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可见，要考察婚恋关系中性别话语的转变，必须将多方面社会历史条件纳入考量，深入分析革命话语、婚姻法改革、妇女解放、传统习俗等不同势力是如何不断博弈又相互交织，从而重新定义了女性在新旧交替之间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生活里的角色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