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建筑已死？

建筑已经死亡了，因为根本就不是建筑，是一大堆装修。

“建造是一种批判。”

王澍穿着一件黑色外套走上讲台，目光炯炯，神采奕奕。

他的步伐不快，却坚定，站定后环顾了一圈会场，像是在用目光丈量这个空间的气息。而当他终于开口，语调由缓而扬，迅速点燃了现场的注意力。

他没有拿出任何幻灯片或影像资料，只是站在那里，用一场没有作品展示的演讲，讲述他对“建造”的理解。

©Zhu Chenzhou

这场演讲发生在2025年6月14日，西岸美术馆与同济大学联合主办的“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学术论坛现场。作为同期特展的重点学术活动之一，论坛聚集了中国建筑界的重量级人物。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同济大学副校长李翔宁在内的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到场，围绕“建造”这一关键词，从历史研究、建筑评论、城市规划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对话。

当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出场，他的发言几乎在一开始就打破了原有的讨论框架。他没有总结自己的成就，而是将“建造”重新定义为一种“批判”。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上海在建造上固然“越做越精致，越做越摩登”，但我们是否该追问：在速度与形式的繁荣背后，建筑本身还在不在？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建筑已死”的时代？

以下为王澍演讲：

建造是一种批判

而不是装饰

建筑已经死亡了，因为根本就不是建筑，是一大堆装修。

我今天不准备放任何的作品，我就准备讲三个观点。

我的题目叫做“建造作为一种批判”，这次的展览是“建造上海”，既然提到了建造，我就稍微谈一点和建造有关的问题。

实际上上海这些年，如果我们把“建造”当做建造质量的话，那很明显，上海的建筑越做越精致，越做越摩登，和国外的建筑毫无差别。

可以看到上海的无论是外国建筑师做的，还是中国建筑师做的，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都和美国西方、日本没有差别，甚至因为我们庞大的建造量，能够产生一种震撼的效果，就是我们已经超过他们了。

但是我觉得，在感叹这样一种建设成就之余，我们建筑界还是应该有一点自己的专业思考，我觉得我们要自己问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大家经常把建造当做一个技术问题，你可以控制好施工，控制好材料、质量，建造的过程等等。当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很少有人讨论。

就是以现在的大型建筑的建造方式，基本上都是快速施工，出来这个结构是不能看的，因为速度太快了。然后通过室外装饰材料做外包装，室内装饰材料做内包装，这样的话，任何造型、任何跨度、任何空间几乎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我们讲建造，一定是要做从结构到构造，做真实表达。

如果这是一个标准的话，以现在上海所有的新建筑看，绝大多数都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曾经所熟知的建筑学已经死亡了。

王澍作品 富阳文村 ©李樾祺

建筑已经死亡了，因为根本就不是建筑，是一大堆装修。

所以我们到一个根本不是建筑的时代，还讨论建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构思，有什么哲学，就稍微有一点点可笑了。

如果要讲建造上海，从学术角度讨论的话，这是一个基础的点，需要思考。

上海是一位“超级模仿者”

比所有人都聪明，比所有人都快，比所有人质量更高的超级模仿者，上海可以说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上海在中国是很特殊的一个城市。

从上世纪初以来，西洋的风吹入中国，上海一直引领着中国城市的潮流，所以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城市。

特殊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2010年左右上海人才不再有这样的感觉——认为全中国只有一个城市，就是上海，其他的都是农村。

洛克·外滩源，资料来源：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

仔细讨论，也没有大错，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城市。如果定义这个城市，前面一定要加一个“西方化”。

2000年我在同济大学读五年博士，博士毕业的时候，同济大学破例想让我留校，我当场拒绝，当时跟我谈的建筑学院的书记目瞪口呆，那时候上同济的只有留洋的博士可以留校，自己学校的不可能留校，我们已经破例了，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

我说我要回国，我要回杭州；我要做“中国建筑”，我就不希望留在上海。

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同济——我们上海60% 多的建筑都和同济有关，我批评同济和批评上海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上海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最沿海，而且一直是“西风东渐”，西方风潮进入中国的入口，所有最新的思潮，都先到上海。

当然现在可能稍有不同，因为有了互联网，情况有点不同，但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是这样的。

上海的特点是，所有最新的东西他接触到，然后会有所表现，会感觉比所有中国内地都要更洋气，更摩登，更现代。

但是这个地方真正沉淀下来的一点思考，不多，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超级模仿者——这个模仿者是比所有人都聪明，比所有人都快，比所有人质量更高的超级模仿者。

上海可以说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真正自己原创性的文化，建筑的文化，在哪里？我觉得几乎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建造上海”展览最后一部分很好，把上海最近这些年的年轻建筑师做的很多作品，哪怕是不大的作品，给了很重的份量来展示。上海的年轻建筑师是特别有活力的，像西岸这个区域也是这样，可以看到很多。

城市更新

轮到年轻建筑师了

国内过去三年发生了大的转折，把城市更新作为大拆大建之后一个新的城市建设政策，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国内建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变化实在太快了，这么快的变化，说老实话，很难能够做长期、深入的思考。

我自己很有感触，我九十年代设计的建筑基本都被拆除了，九十年代以后的建筑有两个被拆除，都发生在上海。一个是2000年做的南京西路的顶层画廊，一个是我09年世博会做的一个馆，都被拆除了。

王澍设计的宁波滕头馆

拆除的原因，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城市发展得实在太快了，快速的变化有时候对创造性，不一定是好事儿。

当然你说上海有没有发生过原创性的中国当代建筑的想法，其实上海是有的。

80年冯骥中先生在松江，一个小小的茶室，那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我认为第一个真正中国当代建筑，在那里诞生，包括对材料的考虑，对自然的考虑，对意境的考虑，对建造方式的考虑。

何陋轩

我当时写过一篇小文章《小题大作》，作品很小，作品的意义绝对不小。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冯先生做出这个作品以后，后来就没有作品。不管怎么样，一个建筑师一辈子留下那样一个建筑，而且今天的展览里面，把他的建筑做成模型放在这里，我特别高兴。

我09年做建筑的时候，就像用我的方式对冯先生做一个回应，中国真正自己的地域的当代建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讨论。

王澍作品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我做的馆后来被拆了，冯先生很幸运，他的作品应该不会被拆，会保留。但是真的非常感慨，他真的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上海当代中国建筑，40多年前就“发生”，发生之后，再无回应者，这件事情让我完全不能理解。

现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尤其是进入城市更新的时代，国内过去三年发生了大的转折，把城市更新作为大拆大建之后一个新的城市建设政策，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改造，资料来源：苏圣亮

因为城市更新决定了它一定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城市发展。保护为前提，就意味着所有新的建设一定不可能再是大规模的大拆大建，应该是一种在保护为前提下零敲碎打的城市发展状态。

这种零敲碎打的状态，大的设计院不适应，干不了。而小事务所，年轻的建筑师恰恰最合适。

世博温室花园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就像我们当时在九十年代等到一个好机会，我觉得对于上海的青年一代建筑师来说，这恐怕就是一个机会。

未来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我很期待，上海的青年建筑师，应该有一个十年的黄金发展和发挥的时间。

结语

王澍演讲结束之后，李翔宁教授紧随其后进行了回应，直言不能直接批评上海，但可以反思上海。

与王澍所揭示的“超级模仿者”角色不同，李翔宁强调了上海的务实精神：

“通过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发展的理念，不仅创造了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上海也同样有这样的理性、务实的一面，在外部框架的约束下能够尽最大可能进行创造的实践，或者说一种努力。”

“不像北京或者深圳那么多建筑实践的更有革命性的现代的颠覆，上海的建筑更实际，创造出相对稳重的城市天际线。”

他提到一批“微更新”的小建筑——桥下驿站、口袋公园、15分钟生活圈内的公共厕所——并不高大上，却温暖人心，真正扎根于城市的缝隙与生活的日常之中。

永嘉路的309口袋公园 资料来源：上海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

这些建筑未必定义了上海的国际形象，却可能正代表了上海建筑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王澍的“建造已死”，到李翔宁的“再思考上海”，从对高速度高密度的警惕，到对微尺度、人本主义设计的回归，上海这座城市的“建造故事”仍在发生。

而这些讨论，也许正是中国建筑走向独立文化体系、自我价值重建的起点。

文、编辑：外滩君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外滩The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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