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引进红夷大炮抗金有何军事战略远见？

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二十岁考中秀才后，为了养家糊口，先后在广东、广西教书，一边教书，一边钻研天文、历法、水利数学著作。

公元1593年，徐光启在韶州任教时，认识了传教士郭居静(L.Cattaneo)。从他那里，徐光启见到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对徐光启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世界，原来地球是圆的，原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来观测星体的运行。

总之，是郭居静为他打开了西学的大门。

不过，徐光启还要继续走科举的道路，可惜后来多次应考都没有考中，他只好回到家乡课馆教书。在郭居静那里，他听说同样是传教士的利玛窦精通西学，徐光启更是心生向往，打算当面求教。

利玛窦，意大利人，原名玛太奥·利奇(Matteo Ricci, 1552-1610)，三十岁从神学院毕业后，被耶稣会派到中国传教。为了便于传教，起初他打扮成和尚的样子，但是看到人们并不尊重和尚，便又改穿儒服，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设法接近士大夫阶层。

公元1600年，高中解元的徐光启到南京拜见恩师焦竑，听闻利玛窦也在，于是顺道探访。为了将其发展为教徒，利玛窦向他展示了许多西洋的科技成果，徐光启获益匪浅，不过他对天主教并不感兴趣。

利玛窦没有死心，临别的时候，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但对徐光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请求未置可否。

经过三年考虑，徐光启和他的家人正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次年，他进京赶考，终于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公元1604年，利玛窦也来到了北京，他准备了一些新奇的玩意给万历皇帝，以争取万历支持他的传教。之后，利玛窦得到了明廷的允许，在宣武门外置住宅一处，以此为基地进行传教活动，徐光启则总会时不时前来拜访，请教一些科学知识。

徐光启未中进士前，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他没有成为迂腐书生，而是主张经世致用，学习天文、历法、数学、农学等实用科学。公元1606年，在学习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原本》后，他认定这本书能弥补中国数学轻逻辑推理的不足，于是建议利玛窦将其翻译成中文。

就这样，从1606年冬天开始，两人开始投入翻译工作。那段时间里，徐光启常常苦思冥想，熬到深夜，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名词术语。

第二年春，《原本》前六卷翻译完毕，他将此书命名为《几何原本》，预言此书百年之后将为天下士子所必修。

《原本》一共十五卷，徐光启一生仅译出六卷，他也没有想到，直到两百年后，《几何原本》全本才由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译出。

公元1607年，父亲病故，徐光启回乡守丧三年。

由于气候原因，公元1608年自然灾害不断，很多百姓吃不饱饭。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留心农事，为了让更多人吃饱，他在家中试种美洲引进的番薯，作《甘薯疏》，号召广泛种植；

针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他提出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 的备荒方针；

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利设施，因此徐光启不但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一书，还对书中提到的水利器具进行仿制试验；

最重要的是，他总结历代文献，留下了70多万字的《农政全书》。该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不少主张令人拍案叫绝（比如蝗虫虫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可惜其许多主张和设想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徐光启幼年时，曾有倭寇蹂躏他的家乡，这一惨痛的经历是徐光启关注国防军事的最初动力。

接触到西学后，徐光启对海禁和倭寇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必要的，因倭寇侵袭而断然海禁，是极为不可取的。对寇与商，应区别对待，“除盗而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市”。

公元1616年，徐光启作《海防迂说》。书中介绍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之间的恩怨纠葛，明确指出德川家康在大权在握后，不会像丰臣秀吉那样有侵华野心，其所图仅通商赚钱而已。

不过对日本也不能不防，徐光启的策略是靖、知、制、谋四字：

两国贸易中，日本的需求更大，他们想做正常贸易，必须遵守中国制定的规则，是为靖；

你来我往中，明廷必然能获得许多情报，是为知；

日本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中国可以学习他们造刀、造洋枪的技术，再生产出数倍的利刃和枪炮，是为制；

日本国内因常年战乱，民生苦不堪言，大明在做到前三步基础上，有必要时选派三四万精锐，从萨摩登登陆，直插京都，则日本必亡，是为谋。

如此靖、知、制、谋四字，奠定了徐光启古代中国“知日第一人”的地位。

公元1619年，明军大败于萨尔浒。此后一年内，徐光启先后八次上书，就如何评定辽东提出了各种建议：“造实用器械以备中外守战”、“造万年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选练精兵以保全胜”、“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万历皇帝对其中练兵的建议十分重视，命他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

就是这一过程中，徐光启亲眼看到，明军的武器装备大多不堪使用。所以他利用与传教士的关系，遣人往澳门购买了四门红夷大炮，还请来了四位铸炮师，仿制火炮四百门。

天启皇帝继位后，徐光启说服皇帝以官方名义，向澳门的西洋人购买最先进的火炮。得到这批火炮后，其中的一部分运上了宁远城头。

公元1626年，宁远大战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不治身亡，其中就有徐光启的一份功劳。

引进了先进的军事武器，兵丁训练和战术安排也要随之调整。为此，他写下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等一批具有近代化色彩的军事条令；战术方面，他同样是中国火炮应用理论第一人，在城市防御，火器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配合等诸多方面都有涉及。

令人扼腕的是，徐光启的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他本想训练十万新军，后来降到两万，终因粮饷不足，实际练成4655名。

屡屡受挫的徐光启在给友人的信里感叹：“受事以来，百不应手。”

公元162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抵达南京，他是利玛窦的好友，曾将《伊索寓言》译成中文。这次他来到中国，带来七千多册欧洲最新成就的书籍，金尼阁计划将这些书全部译成中文。徐光启曾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对书籍翻译工作，他极为重视，一度组织人手翻译。

但随着国势的恶化，徐光启的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翻译工作慢了下来。

公元1633年，徐光启病逝，翻译彻底搁浅。

公元1938年， 北京天主教堂的藏书楼里，发现了这七千册藏书的部分残卷，其中就有哥白尼的、开普勒的科学著作。假如徐光启将这些书籍全部译出，对历史进程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2017年，笔者寓居上海，曾至徐家区南丹路徐光启墓凭吊。墓碑是苏步青手书的“明徐光启墓”。徐光启纪念馆在其附近，里面陈列着徐光启家书手稿、农业试验“手札”、 明刻本《农政全书》、清刻本《几何原本》《坤舆万国全图》等珍贵资料。

至今，又过去了六年，它们一定还在默默见证后人对徐光启的缅怀和崇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