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者王道士，后悔没全部卖给犹太人

湖北麻城的王道士，本名王圆箓，又作元录、圆禄，生于1849年，卒于1931年，幼时家贫，逃生四方。光绪初年，入肃州（今酒泉）巡防营为兵勇了；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

法真曾远游新疆，约1897年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开始接受布施，兼四处布道募化，终有积蓄，遂于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后称下寺、今三清宫）。

期间，王道士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甬道设案、接待朝山进香，并代写醮（jiào）章，登记布施。1900年初夏，杨某在甬道内墙壁上磕烟锅头时，觉得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告诉了圆禄。

接下来的1900年6月22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夜），他们两个破壁探察，果然发现秘室，室内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徒步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为了让这位县太爷重视，王道士还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经文两卷。但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视为废纸。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对金石学很有研究，得到王道士的报告后，也曾亲去现场察看，但仅留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自己拣了几卷经文就走了，再无下文。

两次无果，王道士仍不甘心，挑拣两箱经卷，单枪匹马、风餐露宿，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赶着毛驴到达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大人看到后，感觉经卷上的字写得还不如自己，此事遂不了了之。

再后来，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担任了甘肃学政，得知藏经洞之事后，颇感兴趣，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但对于藏经洞的保护未置一词。到1904年，甘肃省府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一样。

至此，县州省三级，王道士都上报到了，但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王道士再也无计可施，只好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信。但当时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此等“小事”哪能顾得上？……

1907年，斯坦因（1862-1943，犹太人，原籍匈牙利，后入英国籍，曾四次中亚探险，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到来了，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打动，骗走大批敦煌文物。斯坦因自陈：“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后人分析，王道士当时把经卷卖给斯坦因的原因有三：
一、长达7年时间，他多次求助官方，且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使他灰心；
二、为了藏经洞，他清扫了洞窟，修建了三层楼，并架设了木桥，需要用钱；
三、斯坦因说崇奉唐玄奘，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王道士。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价值，但接下来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遂一时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据说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但在运送途中，每到一处都必失窃一部分。大量经卷的散失，让王道士非常痛心和和愤慨，因为他保管这么多年从未发生过这样无故大量散失的情况。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这段话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这样记述：“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蒋师爷"是斯坦因请的一个湖南助手，叫做蒋孝琬。这个助手是英国政府驻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介绍给他的。

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也骗买大量经卷等文物。而王道士本人也曾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

鉴于官府曾发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故王道士曾被视为文物流散的罪魁祸首。但也有人认为，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这其实是历史对那个时代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