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两个天才的“神仙打架”如何重塑了现代思想史

这种看似不平衡的交流方式，外人或许难以理解，但对二人来说，坦诚地探讨分歧正是友谊真挚的体现。

原文 ：《伟大灵魂碰撞的思想火花》

作者 |重庆大学 吴婷

图片 |网络

自1923年的法兰克福会面后，阿多诺与本雅明便缔结了深厚的友谊。这份象征着忠诚情感与思想交锋的友谊，在1994年出版的《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简称《通信集》）中得到了完整呈现。《通信集》由亨利·洛尼茨编辑，其中几乎收录了两人1928年至1940年间留存的全部往来书信（Nr.1-Nr.121）。

在一些核心母题上存在共同性

在《通信集》里，两人的争论主要围绕本雅明于1927年构思的《拱廊街》（Der Passagen）研究。这项以巴黎拱廊街为切入点的历史哲学研究，揭示了个体在现代资本主义下的异化状态。1929年，阿多诺获知该计划后，便将其视为两人共同致力的伟大“第一哲学”的重要任务（Nr.23），因此，《拱廊街》成为了他们通信的核心议题。

阿多诺与本雅明的理论分歧并非绝对，他们在一些核心母题上存在共同性，对神学的态度尤其一致。本雅明的思想与神学紧密相连，他曾用“吸墨纸”和“墨水”的关系来比喻“我的思想完全被神学浸透”（Nr.103）。在《拱廊街》中，神学同样是核心母题之一，本雅明试图在世俗世界重新唤醒神学经验的力量。阿多诺对此十分赞同，指出《拱廊街》的工作“与犹太神学的传统有一种深刻的联系”（Nr.17）。然而，他们所谈的神学是“反向的”或“颠倒的”神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事物都被颠倒，神学也以相反面目呈现。所以，只有从显现苦难的人物、辩证意象（如拾荒者、妓女等形象）中反向洞察，才可能捕捉弥赛亚降临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阿多诺对神学的坚持比本雅明更彻底，他强调哲学理论“只能在社会范畴和神学范畴的两极中找到自己的辩证法”（Nr.31），因此要求《拱廊街》触及决定性问题时“不能把神学遗漏掉”（Nr.23）。这一点或许也是阿多诺在本雅明受布莱希特无神论影响淡化神学因素后，生气而与其中断联系（Nr.22，Nr.23）的原因。

争议主要集中于三点

阿多诺与本雅明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三点：辩证意象的非辩证性、艺术的自主性以及理论中介的缺失。

第一，阿多诺批评本雅明将辩证意象（《拱廊街》提纲《巴黎，19世纪的首都》的核心概念）当作意识（尤其是集体意识）内容，是对辩证法的牺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反对这种非辩证的集体意识结构（Nr.33）；另一方面，辩证意象若作为“梦境”转移到意识中，会失去“在唯物论上使其合法化的客观关键力量”（Nr.39）。由于社会现象具有辩证性，它不仅是意识的事实，更是产生意识的事实。因此，若仅以映像-现实主义的方式临摹现实，将无法揭示19世纪辩证意象地狱般的一面。面对这一严厉指责，本雅明委婉地为自己辩护。他表示已掌握了辩证法之弓的两极，只是当下缺乏拉开这张弓的力量，但这不意味着辩证意象概念是非辩证的。正如本雅明所说，辩证意象并非对梦境的简单临摹，而是包含着梦境的事实，即觉醒的突破点，“正是在这些点上创造了它的意象，就像一幅由许多闪亮的星点组成的星图。因此，在这里同样也需要拉开一张弓，并战胜一种辩证法：意象和觉醒之间的辩证法”（Nr.40）。

第二，两人关于艺术自主性问题的分歧，体现了阿多诺对本雅明思想中布莱希特因素的否定。本雅明曾在信中向阿多诺坦言过布莱希特对其思想的影响（Nr.4）。但阿多诺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一影响使本雅明的艺术思想沾染了糟糕的政治唯物主义倾向。尽管双方都认同工业技术导致艺术灵晕的衰退和艺术自主性的非历史化，但本雅明将现代艺术的可复制性与政治相联系，并将进步的艺术技术等同于政治倾向，这种布莱希特式的处理方式令阿多诺感到不满。后者提出，艺术虽属于社会事实，但它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体系，只有文化工业才是制度的附庸。因此，现代艺术的自主性不在于赋予自身灵晕，而在于消除灵晕——艺术自主性表现在其否定性上。基于此，阿多诺批评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将灵晕概念注入自主艺术作品并赋予其政治意义的做法，认为这是布莱希特思想的残余。实际上，双方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同。就像本雅明在回应中所言：“我在我的作品中努力明确地表达积极的因素，正如您在您的作品中努力表述否定的因素一样”（Nr.111）。简言之，一方从否定性前提出发批判文化工业，另一方则在对机械复制艺术的批评中发现艺术可能蕴含的革命性因素。从根本上说，两者都是对现代艺术的批判，只是侧重点不同。

第三，理论中介范畴的缺失。《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本是本雅明计划作为《拱廊街》构想模型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却被阿多诺以缺乏理论中介为由拒绝。阿多诺指责本雅明将波德莱尔书中所反映的内容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特征，尤其是经济特征直接关联（如将酒税与波德莱尔的《酒魂》直接相联系），是实证主义的表现（Nr.110）。因为对文化特征进行唯物主义界定，需以社会总体进程为中介才具有合法性。这一指责无疑使本雅明处于一种经验重构的情境中，也把这篇论文钉在了神话和实证主义的交叉点上。本雅明对此辩驳道，阿多诺没有留意到文本结构，才对一些问题产生了误判。他回应，并非理论缺乏中介，而是“语言文献研究所固有的那种令学者着迷的完整事实表象，随着研究对象的历史建构而逐渐褪去。……对象便构成了单子。在单子中，一切作为文本诊断而被神话般僵化的事物都变得鲜活起来”（Nr.111）。也即是说，本雅明并非在波德莱尔问题上持实证的立场，而是将语言学态度与辩证态度纳入了动态的紧张关系之中（或许阿多诺遗忘了本雅明与他一样，关心的都不是事实的直接性内容，而是让理论之光穿透事实本身）。鉴于阿多诺的要求，本雅明在1939年底修改了一个新的版本——《论波德莱尔的一些母题》。虽然这篇文章得到阿多诺毫无保留的赞赏（Nr.117），但遗憾的是，两人无缘再携手推进《拱廊街》这个宏大的历史哲学计划了。

阿多诺与本雅明的争论呈现不平衡性，表现为阿多诺的“强势”与本雅明的“退让”。每当理论分歧出现，阿多诺常暗示本雅明修改与其相悖的观点（在其担任《社会研究杂志》编辑后，这种情况愈发常见）。本雅明则以“中国式的礼节”（肖勒姆语）委婉化解冲突（或许也受阿多诺经济资助的影响）。这种看似不平衡的交流方式，外人或许难以理解，但对二人来说，坦诚地探讨分歧正是真挚友谊的体现。正是这种独特的相处模式，使他们的友谊历久弥新，绽放出耀眼的思想火花。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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