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辨伪文物，学者要有大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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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这里边有个基本的学理问题。这就是所谓知识稍微发展到一定程度，脱离了它幼稚的初级阶段，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取知识，实际上是最经常、也最合理的状态。

谈到假文物的辨伪，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浅显而又重要的前提——赝造古物的手艺人是想把它造得像真的一样，而不是不一样。只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做假文物这活儿，技术含量较高，要想做好，并不容易。相对而言，若是不包含文字，就好造一些，高手甚至足以以假乱真；可若是一涉及文字，特别是文字内容较丰富时，就很难做到天衣无缝，不露出马脚。因为这需要具备更多的知识，甚至需要较大的学问，而造假作伪干的是手艺活儿，这是另一个行道，跨界的难度太大。

今人要想一如古式造出一块汉碑，或是汉代的摩崖刻石，字体字形最好模仿。练毛笔字儿的人很多，而练字儿都是靠临摹古碑打下的底子，所以要想把字儿写得像一些、甚至很像，这不太困难，胡乱蒙蒙人是比较容易的。可是，文字的内容，要想写得像古人一样，难度就太大了。当然，若单论辞章文句，因为比较虚，谁要是跟你胡搅蛮缠起来，像与不像有时还不大容易掰扯清楚，可要是谈到文辞表述的实质内容，涉及的知识太多，要想做得对头，就真是难乎其难了。

从班固《汉书》的记载开始，西汉新莽时期的很多年号，就错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古董行业的工匠，又怎么能够不照着做呢？这样我们就看到一系列带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以及天凤、地皇年号的“古器物”铭文。直到近年，一些好学上进的技师，因读过拙著《建元与改元》而效法其事，才能把这些年号做对。

另外如班固撰写的《燕然山铭》，清末有人宣称光绪初有张勤果者，在其驻军伊犁时，忽地发现这通刻石，于是命部下以云梯登高拓数十份拓本，流行于世。但伊犁绝非当年窦宪北征所能经行的地方，故《燕然山铭》乃绝无刊刻于此地的道理，就是真的在当地山上找到了这件石刻，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冒牌货。我既然读过《后汉书》，知晓窦宪北征之役的经过，怎么还需要大老远地跑到那里去“考察”？你就是在深山邃谷里找到了，也只是找到一件赝品的实物。做学术研究，首先要知书明大体，而不是满地胡乱跑，还美其名曰“考察”。从学术角度辨识碑刻的真伪，同样也是如此。

只勘比具体的局部特征，无法看清真实的样态

后人赝造前代文物，多半是出于“穷则思变”的客观需要，因为想要改变相当贫困的生活，便伪造赝品蒙人，弄两个钱花；当然也会有极个别的人是因为闲极无聊，纔刻意仿制一些假货，和收藏家们寻开心。但不管是出于这哪一种原因，其主管愿望，都是想努力把赝品做得更像真品一些，而且越像越好，像了纔能销路好，价钱高，挣到大钱。

在这方面，他们是从来不设上限的，没有最像，只有更像。不光是那些“撅着屁股认字儿”（案：语出著名古文字专家李零先生）的古文字专家，也不光是那些像我一样靠捉摸死人的事儿混饭吃的大学教授，所有的人都是有追求的，赝造文物者理想的目标，当然是以假乱真。要是能够达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那这帮家伙才开心呢。

当然，不管是干哪一行，在远大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总是会有一定间距的。对于赝造文物的人来说，这个间距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的能力和条件。虽然从理论上讲，不管这些造假者多么刻苦努力，但只要造假，就一定会留下相应的痕迹，一定会被鉴别出来的，但在现实实践中，在一定的范围内，单纯就其某些方面的特征而言，有些赝品，往往确实很难分辨，以致很多水平很高的专家都不易识破。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对造假和辨伪的历史稍有了解，人们都会明白，这是常有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什么事儿都不只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就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西汉铜器铭文的真伪问题而言，如果主要依靠字形字迹来做判断，有时就很容易出现差错，像我具体考辨过的汉武帝“元朔五年弩”的鐖郭铭文，就是古文字高手大力认定的真品，而且这位高手还千真万确地对我说，赝造的伪铭他见得多了，这个绝不可能是假的，但当我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详见拙著《建元与改元》附论《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这位古文字专家却很坦荡地表示，他的古文字小道理，要服从于我所谈的历史大道理。后来还有其他一些在古文字这个领域里造诣很深的学者对我讲道，这篇铭文的文字，刻得实在是好，单纯看文字的刻法，确实很难看出破绽。

明白上述事理，并结合这样的实际经验，在辨识后世伪刻的铭文时，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赝造的伪铭，有时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会同真品非常相像，特别是在仅仅考察其某一方面的特征时，这种感觉会尤其突出。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具体勘比某些具体的局部特征时，勘比的结果，会具有很大相对性，往往信其真者有信者的说法，而疑其伪者则另有一套不同的判断。对立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若是用一种显示自己一定要比别人高明的姿态和抬杠的方式向不同于自己的看法开火，那就会更加无法展开有益的沟通和对话；同时还另有旁观的吃瓜群众，纷纷分帮站队，吶喊助威，弄得云腾雾漫，这样就愈益难以看清真实的样态。

学者要有“大模样”

下围棋有个术语，叫作“大模样”。在这里，我想借用这个术语，来表述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做文史研究，要尽量具备一个广博的基础，这样才能在整体大格局下来深入认识每一个具体问题。

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时下那些自以为颇上档次的学者当然会嗤之以鼻。然而我做人做学问本来就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思考，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想怎么说，想不这么说也说不出来别的。因此，即使被人笑话，也没办法。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做文史研究，这本身并不复杂，至少我倾心景仰的那些前辈学者，诸如钱大昕、王念孙、罗振玉、王国维、顾颉刚、陈垣、吕思勉、钱基博、内藤虎次郎、伯希和等人，读他们的著述，从来都是明白如水，一看就懂，没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思考方式和表述形式，因而也就一读就爱不释手。把这门学术弄得云遮雾罩，比禅宗和尚谈玄更玄而又玄，只是晚近以来“学术圈儿”里的事儿。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进到过“学术圈儿”里边去，现在更有意远离这个“学术圈儿”，当然只能按照我自己的本心、自己的认识来行事。

即以钱大昕、王念孙为例，按照我的理解，从最宽泛的角度讲，他们的研究，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模样”，他们都是先有这个“大模样”在胸，才能体察入微地考辨清楚、解析明白每一个具体得不能再具体了的具体问题，他们的学问，大得很，绝不像时下“学术圈儿”里那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鸡零狗碎”。对于钱大昕和王念孙而言，他们心胸中的那个“大模样”，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你就不具备从事相关研究的基本条件，因而也是没有必要大吵大嚷特地标榜的。晚近以来从罗振玉到伯希和这些著名的学者，我想也是这样。当然，因为你不标榜，很多人难免看不懂，这也很正常。

想有“大模样”，得先具有大视野，看得宽，望得广，知道天地有多大，学术有多博，才会努力去学取更多的基础知识，用这些具体的知识，甚至是看似简单的“常识”，去构筑自己的“大模样”。

要想学得这些基本知识甚至常识，办法很简单，就是悉心阅读常见基本文献，至少这是其最主要的途径。简单并不意味着简易，更绝不是简捷。要想学好这些知识，需要花费很多功夫，付出很大努力，要始终保持以一个学徒的姿态，持之以恒。不过要想做好学问只有潜心苦读这一条路，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没什么别的机巧办法。功夫不负苦心人，逐渐构筑“大模样”，反过来又会让你眼前豁然开朗，具有更大的视野，从而发现和解决更多的问题。

然而时下“学术圈儿”的总体状况，却与此大不相同。更多的人更加热衷于追捧出土新材料，顶不济也要到海外图书馆里去“发现”一件以往谁也不喜得看的孤本秘籍。热衷的程度，已大大超越了认识古代文化所需要的合理比例，从而也就会妨碍这些学者从大视野出发来布局自己的“大模样”。

正因为整个学术空气中弥漫的就是这种过分倚重新发现、新史料的气息，才会遮蔽人们本来应有的审视目光，失去正常的理智。东南某大学入藏的赝造竹书某先秦经典，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合理地看待这种情况，同样需要有一个“大模样”下的大视野。

其实稍微了解一点儿中国古代石刻铭文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岣嵝碑》的传说。所谓《岣嵝碑》，是指一处以夏禹的名义镌刻于南岳衡山岣嵝峰石壁的铭文。南朝刘宋时人徐灵期撰《南岳记》，就有所谓大禹刻石于此山的传闻。至唐代韩愈充满好奇心地上山寻访一番，想亲眼看一下他想象中的这方“岣嵝山尖神禹碑”，结果却是“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緑树猿猱悲”（《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岣嵝山》），韩文公为什么没找到？因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一通刻石。南宋初期人朱熹，即针对韩愈此诗，清楚指出：“今衡山实无此碑，此诗所记，盖当时传闻之误”（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后来，到宋宁宗嘉定壬申（五年），才有人得见其文（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八），不过清初大儒顾炎武判定这篇铭文“字奇而不合法，语奇而不中伦，韵奇而不合古，可断其为伪作而无疑也”（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一《石鼓文》），实际上不过是在北宋中期以来金石学大行于世的背景下南宋中期以前的好事者自我作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