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另一面

许多报道和回忆文章都评价钱学森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其实起初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并不像后来这样。据他早年的学生和秘书们回忆，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一股“外国作风”，说话直来直去，不懂委婉不讲情面。

戴汝为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做钱学森的学生。有一次在图书馆，他碰到正在看书的钱学森，便上前请教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钱说：

“做科研的人应当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用不着问我。”

戴汝为当时脸就红了。后来他试着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钱却当面批评说：“听不懂你的话，你的表达没有条理性。”有一次甚至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戴汝为说，研究所里很多人都有过被钱学森批评得满脸通红的经历。很多年过去，戴汝为已成为中科院院士，还记得被钱老师“呛”得面红耳赤的那种感觉。

据秘书张可文回忆，曾有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向钱学森请教问题，尽管办公室里有椅子，钱学森却没有请他坐下。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钱的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了一句：“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副教授顿时羞辱得满脸通红，很尴尬地站在那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后走了。

当时张可文在外屋看到了这一幕，觉得有必要提醒钱学森注意国内的人情世故，她委婉地说：“树有皮，人有脸。”钱学森听后沉默不语，一声不吭。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过别人。

20多年后，钱学森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张可文这才知道，自己的话钱老还是听进去了。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树有皮，人有脸”那句话，对父亲触动很大。

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是钱学森回国后经历的第一场异常激烈的运动，他丝毫没有此类“运动经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响应号召”。

在“大鸣大放”要求，响应号召就要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从美国重重罗网中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

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没有反而可能成为问题。于是，秘书张可文就和钱学森互相贴大字报，张说钱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钱学森则反过来贴张秘书的大字报，说她“太孩子气”。

1958年，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还没有开始，但“放卫星”这个活动却在各个生产领域遍地开花，无数的高产记录被不断刷新。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的第一颗亩产卫星”。6月12日又放出了第二颗卫星，声称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

这样的产量是明显违背常识的，但四天之后，钱学森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科普文章，为这颗卫星提供了“科学依据”：

文章说，“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

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在此之前的1958年4月29日，钱学森已经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中，阐述了类似观点。

经过1958年的农业实践，“亩产万斤粮”的梦幻完全破灭，到1959年初春，大跃进的势头已经有所减弱。

但钱学森仍在《知识就是力量》1959年第5期杂志上，重申他的高产量理论的可能性：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物质的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写到：“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需要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虽然土地上的卫星没有放成，但太空中的卫星却成功了。

从1965年开始，钱学森就主要负责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国家提出的要求是“一次成功”，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

为了“听得到”它的动静，卫星升空时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卫星上发射的讯号，但是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设计人员最终决定播放《东方红》乐曲。

钱学森马上叫人写了报告交上去，上面批准后，这个灵光一现的创意立刻成为政治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上天之后歌曲“变了调”，处于当时的“文革”背景，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钱学森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

当卫星总体超重时，钱学森明确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于是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不得不砍掉一些试验项目，以保证政治任务的完成。

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音乐的质量很好。又经过严格测试和多次合练，1970年4月25日晚8点29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带有鲜明特色的旋律响彻太空。

1975年全国上下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上将被认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之一，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在这场运动中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张大字报张并没有在意，但是据张的后代讲述，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对张伤害很深。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写到：

我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张爱萍为此心脏病突发紧急住院。

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多次邀请钱学森出访美国，都被他拒绝了，那里是他度过青年时代的第二故乡，人们都以为他会故地重游，但钱学森却终生没有重返美国。

秘书张可文说，钱学森作为著名科学家，有很强的自尊心。他曾在美国遭受过不公正待遇，1950年麦卡锡主义盛行，他先是遭驱逐出境，后又因科研上的“威胁”被软禁5年，最终经周恩来与美方反复谈判才终于得以回国。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曾劝他说：“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

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

钱学森回答说：“美国人不公开认错，我不宜出访美国”。

对此胡耀邦解释说：

“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后来美国政府一位代表与中方探讨，表示那一段时期美国政府对待钱学森是很不公平的，美国政府希望能做些事情，来弥补从前的过失，如果钱愿意来美国，会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

钱学森知道后说：“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我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1989年，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这是现代理工界能入选的最高荣誉等级，钱学森是当时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但他仍然不肯去纽约领奖，代他领奖的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