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爆发两州中招，日本下狠手，巴西农业压力山大

文︱陆弃

日本暂停从巴西戈亚斯州和马托格罗索州进口受精蛋和雏鸡，消息一出，迅速在全球农业和贸易圈引发震荡。巴西农业部证实，这一举措是由于两州自给式农场报告出现禽流感病例，尤其是在圣安东尼奥达巴拉和坎皮纳波利斯等地，日本更进一步暂停了所有禽肉进口。此举虽属防疫反应，但背后所折射出的，不只是防疫机制的紧张，也是一场跨国农产品信任体系的动荡风暴。

日本的反应毫不拖泥带水，政策下达直接、执行迅速。一方面，这是其“零风险”食品安全策略的体现，日本自福岛核事故后，国内消费者对进口食品安全的敏感度远超多数国家，对源头卫生状况的警惕也达到神经质级别；另一方面，这一封锁也意味着对国际食品供应链稳定性的又一次警告。疫情是否严重尚未全面展开调查，而第一时间就“切断联系”的做法，无疑也是对巴西乃至全球南方国家农业监管能力的不信任投票。

巴西是世界主要的禽类出口国，其农业部在多年来对动物疫病的监管、通报和扑杀机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按理说应有能力应对局部疫情。然而在疫情通报未完全公开、风险评估尚未完成的节点上，日本的做法还是显得过于果断。这种突发封锁虽然可以被解释为“预防性暂停”，但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全球食品安全体系中话语权的不对等，北方国家更容易掌控“风险定义权”，南方国家则只能被动应对、疲于解释。

近几个月来，全球多国禽流感反复暴发，从欧洲到亚洲，从美国到南美，禽流感病毒在多种野鸟和家禽之间传播迅速，且已出现跨物种传播案例。这种趋势本身固然令人警惕，但更深层的警号在于：我们是否已进入一个农产品“高度敏感”的全球化后时代？一旦有疫病出现，第一时间不再是“援助”和“协商”，而是“封锁”和“禁运”，这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构成极大挑战。

从经济角度看，巴西面临的不仅是损失几个订单的问题。禽类出口是其农业创汇的重要组成，尤其在与中国、沙特和日本等国长期构建的农业伙伴关系中，稳定供应一直是信任基础。一旦主要进口国对其防疫能力或信息透明度产生质疑，影响将远远超出本次暂停本身，甚至可能扩散至对整个巴西农业品牌形象的重新评估。日本此次点名暂停两个州产品，表面看是“精准防控”，实则是在划分“信任地理”。而一旦这种划分成为常态，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出口国将是沉重打击。

日本此举同样也具有明显的内政色彩。当前日本国内物价持续上涨，禽肉作为基础食品，进口量巨大。通过迅速对外“封口”，不仅能对内释放“政府守护国民健康”的强硬形象，也可间接引导民众转向国内农业产品消费，从而支撑本地农业价格。这种“防疫挂帅、农业得利”的操作逻辑，正在全球多个国家成为标准套路。疫情事件越来越被政治化、贸易化，公共卫生与经济利益早已难分彼此。

而对于全球治理体系而言，这类双边贸易中以卫生安全为名的“单方面中断”现象，实际上暴露出国际食品安全规则体系的缺陷。现有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贸组织协定虽然鼓励各国在出现疫情时相互通报、协商应对，但在缺乏强制执行和对称博弈条件下，发达国家依然拥有“先封为上”的操作特权。这不仅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空间，也打击了它们在全球农业市场中的稳定地位。

巴西方面如果仅仅选择“澄清”“说明”来应对，恐怕难以奏效。在全球对农业疾病传播越发敏感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当主动出击，推动在WTO和FAO等框架下建立更具公平性和程序正义的应急协调机制。一方面提升本国防疫透明度，另一方面也要争取在出现局部疫情时，获得更多时间和信任，而非被第一时间踢出供应链。

对中国而言，此次事件亦有借鉴意义。中国是巴西农产品最大买家之一，尤其在大豆、禽肉和牛肉等领域深度绑定。在全球食品链高度脆弱、各国频繁“开关国门”的局势下，如何保障进口安全同时维持贸易稳定，是必须提前筹划的命题。对中国而言，建立多源进口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提升本国溯源与检疫能力，将是战略性布局。而对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家而言，如何赢得全球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长期信任”，或许比价格更重要。

禽流感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贸易断裂的裂痕每出现一次，全球食品体系的裂变风险就更近一步。从巴西到日本，这场“断鸡风波”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制度与信任的压力测试。在信任早已成为全球最稀缺资源的时代，任何一次疫情都是对国家声誉的公投，也是一场供应链治理能力的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