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人坚信他们是徐福后代？仅仅因为“徐福东渡”这个传说？

方士徐福东渡

要想搞懂日本人为什么认徐福当祖先，咱得先回到源头，两千两百多年前的中国秦朝。那时候的皇帝是秦始皇嬴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大一统的猛人。这人雄才大略，也怕死怕得要命。他统一六国后最大的心病就是，怎么才能长生不老？

他找遍了能人异士，给足了资金和权力，就为了寻访传说中的仙山和不死药。这时候，一个叫徐福（也叫徐市）的方士（古代搞神仙方术、炼丹求仙的道士）走进了秦始皇的视野。徐福肯定很能说会道，他给皇帝画了一张诱人的“大饼”：

地点：东海之外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那地方有仙人居住，藏着不死灵药。

难度：去神山路途遥远，海里还有大鲛鱼（鲨鱼或大鲸鱼）阻挡，非常危险。

条件：要给我准备几千童男童女（纯洁劳动力），还要有五谷种子、百工技艺（各行业工匠），再加上庞大的船队和足够的物资补给，并配备强大的武装（弓箭手），我才能为您去求取仙药。

秦始皇一听长生有望，哪管这么多！立刻拍板：要啥给啥！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国家项目启动了。

史书《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了两次徐福东渡（大约在公元前219年和公元前210年）。第一次出发后，好像没结果。徐福可能只是在近海转了转，或者运气不好。他回来报告说：“陛下，眼看就要到仙山了，结果出来好多大鲛鱼挡路，船都靠不了岸啊！神仙使者也见不着，得给我配上强弓劲弩去打鱼妖才行！”秦始皇居然又信了，亲自跑到海边射杀了一条大鱼（估计是某种大型海洋生物）。然后，徐福带着更多资源，几千童男童女，还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船队浩浩荡荡，再次扬帆出海。

这一次，徐福和整个船队，还有那些童男童女、工匠们，彻底消失在茫茫东海中，再也没回来过。司马迁在史记里也只写到这儿：“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意思是徐福最后找到了一片广阔的平原和湖泊，自己在那里称王，再也不回来了。

中国的史料（主要是汉朝以后的）对徐福的看法，大多认为这是个方士欺骗皇帝、借机带着人和资源跑路的典型故事。他成了一位神秘的逃离者。

徐福传说在日本的“神化”之路

徐福在中国史书上消失后，他的故事却没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传说渐渐漂洋过海，到了隔壁的日本列岛。而且，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它发生了神奇的蜕变，从一个“骗子”的故事，演变成了日本文明的“起源神话”之一！

那么，徐福的传说是什么时候、怎么传到日本的呢？目前认为主要有两个阶段：

早期接触与文献传入（汉唐时期）：随着日本与中国交流的增多（比如“遣隋使”、“遣唐使”时期，约7-10世纪），中国的书籍和文化也传到日本。像《史记》这样的著作，日本的上层知识分子（贵族、僧侣）应该是能读到的。他们从《史记》等书中知道了徐福东渡的故事。

中世（平安到室町幕府时期）：“本地化”扎根。光看书还不够。这个传说要流行，必须和日本自己的土地和神明产生联系。最关键的一步发生在日本的中世（大致11-15世纪以后）。日本人开始说：徐福登陆的地方找到了！就在今天的和歌山县新宫市附近（靠近熊野速玉大社）！他们把附近的一些地名和徐福连在一起：

“蓬莱山”：说附近的山就是徐福要找的蓬莱仙境。

徐福登陆地点的各种遗迹：比如徐福登陆的“七重之浜”，停靠过船的“波多须港”（据说“秦”和“波多”在日语发音Harata上有点联系）。后来这里真的叫“新宫”（Xingu，有“新的宫室”之意），也和徐福建了新的“宫殿”联系上了。

最最最重要的证据！？日本最古老的“徐福神迹”：在日本有个非常古老的神社，仁治神宫（后来叫熊野速玉大社），据说到13世纪（镰仓时代初期），有文献提到这个神社里藏着一把当年徐福带来的“环头大刀”，上面刻着“秦”字！虽然这把刀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记录在日本早期的《神皇正统记》等文献里有提到（大概14世纪），这让徐福和日本古老神圣之地建立了强联系，可信度在日本人心中飙升。

有了具体的地点，有了神圣神社的遗迹关联，再加上中国史料《史记》的“背书”，徐福的故事在日本“活”了起来，不再是外国书里的故事，而是扎根于本国的祖源传说。尤其是当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以后）学问大发展时，有些学者（比如著名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他组织编纂《大日本史》）认真研究了这个传说，通过中国的史书（《史记》、《三国志》、《后汉书》）和日本地方上的传闻、遗迹相结合，大力推动了这个观点的传播。

这一下不得了，经过几百年的发酵和传说层的不断叠加，徐福在东渡的故事中，从秦始皇派出的使臣，逐渐演变成了给日本带去一切文明火种的“神武天皇”级别的奠基者和祖先人物！

日本人认为他带来了什么？

童男童女：这不就是日本人的祖先吗？生息繁衍，血脉之始。

五谷种子：教会了日本人种庄稼，解决了吃饭问题。

百工技艺：带来了农耕技术（铁器农具？）、纺织（养蚕织布？）、冶金、造纸、造船、医药等各种高级技能，让日本直接从狩猎采集或原始农业飞速升级到更文明的阶段。

还有文化道德：传说徐福带来了“儒教、道教思想”，教导礼义廉耻。

这种说法，完美解决了日本古代史中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文明飞跃期”的来源问题。在徐福到来之前（史书中“弥生时代”早期），日本还比较原始落后。徐福之后（特别是弥生时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农业技术、社会复杂程度都出现了显著进步（比如突然出现水田稻作、铁器使用等）。日本自己的早期历史（《古事记》《日本书纪》）对这段又是语焉不详的神话时代（神武天皇东征等）。于是乎，徐福作为带着中原高级文明的“渡来圣人”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解释力MAX啊！

徐福真的到日本了吗？

前面说了日本人怎么“认”徐福这个祖宗的传说，那现实中，徐福这个人真带着几千童男童女、百工渡海到了日本了吗？严谨的历史学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主流学者）基本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记载主要来源于传说，缺乏过硬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持。就像司马迁也只是听到传闻写的“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那地方在哪儿，他可没指认是日本。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日本人和中国（或朝鲜半岛）没啥关系！更不等于日本人凭空认徐福！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细微的尘埃里。

大量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徐福故事发生的时期（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日本弥生时代），确实有大量的外来移民（主要是来自朝鲜半岛，但文化根源可追溯到中国黄河、长江流域）渡海来到了日本！而且，他们真的带来了：

水稻种植技术（水田稻作农业）：这是日本从绳文时代的原始采集渔猎或旱作农业，一跃进入以稻米为主食的农耕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这些技术最初很可能是从中国长江下游传到朝鲜半岛南部，再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九州北部。

先进的金属器具（铁器和青铜器）：带来了金属武器（剑、戈）、工具（铁制农具如锄头、斧头）以及青铜礼器（铜铎、铜矛、铜剑，后期本土化了）。

新的工艺技术：比如纺织（尤其是先进的机织和养蚕缫丝技术）、高水准的陶器（弥生陶取代绳文陶）、土木水利工程（修建水田需要的灌溉系统）。很多技术源头都能追溯到大陆。

大规模村落和阶级分化：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人口大增，出现环濠聚落（有防御工事的大村落），社会结构也复杂了，出现了首领（王）和明显的贫富分化、阶级差别。

这批移民（或者叫“渡来人”或“归化人”），在日本的史书记载和文化记忆里被称为“秦人”或“汉人”或更泛的“渡来人”。他们人数众多，影响力巨大。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从弥生时代一直到古坟、飞鸟、奈良时代），这些掌握先进技术的“渡来人”家族（比如著名的秦氏、东汉氏、西文氏等）活跃在日本社会的核心圈层。他们是天皇朝廷的重臣，负责财政（大藏）、手工业（机织、冶炼）、文书、外交（因懂汉语或朝鲜语）、甚至军事（有些家族是军事贵族）。他们的姓氏（秦、汉、坂上、内藏等等）至今仍是日本常见的姓氏之一。

这些渡来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深刻地改造了古代日本社会，是促成日本从蒙昧走向古代国家形态的关键外因。这些渡来人（特别是早期的）与本土居民（弥生人，包含绳文后代和渡来人混合基因）共同构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祖先来源（现代日本人的基因组里包含了绳文、弥生渡来人以及少量后世其他来源的成分）。

那么，问题来了：传说中的“徐福东渡”和这段真实的“渡来人历史”有什么关系？

可以这样理解：徐福的传说，为日本集体记忆中那段规模浩大、改变文明进程的早期“渡来人时代”，提供了一个具体化、人格化、英雄化的超级符号！面对史前那段模糊不清（尤其在日本自身早期史料匮乏的情况下）却无比重要的外来技术涌入期，面对祖先中有大量渡来人血脉的事实，日本人需要一个“标志性始祖”来解释这一切。而徐福的故事，时间吻合（弥生时代开启）、人员组成吻合（数千童男女、百工）、带来的文明要素高度吻合（五谷、百工）、甚至姓氏暗示（徐福，被认作“秦”的来源），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完美主角模板！于是，徐福不再仅仅是传说中的方士，而成了无数早期渡来人群体的化身和象征。他们借徐福之名，认可了自己身上流淌着大陆先进文明的血液。

神国与王权

日本人认徐福，光说填补历史空白和象征渡来人，那还只是技术原因。更深层次的，是文化和政治心理的需求。这个心理密码，和日本独特的“神国意识”以及对最高权力（天皇）来源的思考紧密相关。

“寻根问祖”背后的文化归属渴望：每个民族都会追问“我是谁，我从哪来”。日本作为一个接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文字、制度、佛教、艺术等全方位）的国家，其早期历史的模糊性（尤其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三千年连续书写历史的邻居时）需要一种归属感。承认自己文明的源头之一来自伟大的中华（汉）文明（通过徐福这个具体代表），既是对文明源流的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自尊的体现。因为徐福是“带着神的使命”（为神武天皇服务？）或者本身就是神道教的神？），而不是流亡者。他带去的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文明的种子，是神的旨意。

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徐福传说的神道教化。徐福最终登陆并扎根在熊野地区，这地方可不得了！这里是日本最古老的神道教圣地之，“熊野三山”被视为众神居住的地方，是日本的“心灵故乡”。徐福的故事被编织进熊野本地的神道教神迹中（如前章提到的神社、神刀），他本人被祭祀在神社里（和歌山县新宫市就有徐福神社），逐渐被赋予神格（农业神、药神、航海神）。把这位带来文明的祖先封神，就把中华文明的贡献巧妙地纳入了日本自身的神道信仰体系。等于在说：你看，我们的神国文化，也得到了来自大陆“神使”（徐福）的加持和贡献！这让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明的同时，没有丧失本土神道的至高性。

对天皇“万世一系”理论的补充（或潜在挑战？）：我们都知道，日本官方意识形态核心是“天皇万世一系”，宣称天皇从神话时代的神武天皇开始，血脉就没断过，一直是统治者。但问题是，如果天皇真的是纯粹的神之后裔，怎么解释皇室早期跟渡来人（如秦氏）紧密合作甚至大量通婚的事实？（想想推古天皇时期的圣德太子，据说也有渡来人血脉，身边重臣如苏我马子也有强烈渡来人背景）。徐福的传说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既接纳又区隔的巧妙答案：

一种温和说法是：徐福是来辅助神天皇（神武天皇或其后的天皇）的。他带来了技术和人才，是天皇的得力助手。这样，天皇还是神的后代，而徐福带来的渡来人也是天皇体系下的优秀臣属，共同建设了日本。

另一种在民间和部分传说、歌谣里（甚至江户时代学者也议论过），则可能暗示徐福本人就是“神武天皇”的另一个名字或原型！ 这就更厉害了！徐福“止王不来”，他登陆日本后成了“王”。这种传说虽然不可能被官方承认（冲击万世一系），却在民间流传甚广。即使在现代，一些地方（特别是靠近熊野新宫一带）的居民在情感上更愿意相信徐福就是他们的先祖和开国之君（神武）。这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对“天皇中心史观”的地方性疏离或不同解读。

无论哪种解释模式，徐福这个符号的存在，都为解释日本皇权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有别于纯神话（古事记路线）的、更具人间英雄色彩的想象空间，更能容纳历史的真实互动（渡来人贡献巨大）。

所以，徐福传说在日本不仅是个故事，它成了一套文化密码的载体。这套密码用来解释：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源头在大陆）？我们的文化身份如何定位（既认同优秀外来影响，又不放弃本土神国自信）？甚至我们最高权力的早期形态可能是什么样子（人神共治，或英雄建国）？

徐福信仰

到了近现代，虽然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细化，对徐福这个人是否真带着船队到日本当“王”质疑更多了（比如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就持怀疑态度）。但这股“认祖归宗”的劲头在日本民间和一些地方社区里，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浓烈和仪式化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地方认同的象征：“我们的”大英雄！在传说中徐福登陆并扎根的地区，比如和歌山县新宫市、佐贺县佐贺市（金立神社一带）、京都府伊根町（传说徐福在此地得“伊根”之名）、鹿儿岛县坊津町（也有徐福传说）等等。徐福被看作是地方保护神（“地方神”）。这些地方建起了徐福庙（神社），定期举办隆重的祭祀活动（新宫市有盛大的徐福祭）。村民们会穿着传统服饰游行，表演传说中徐福带来的仪式（撒豆驱邪、献供稻米药草）。这种祭祀活动变成了本地重要的文化节日和旅游资源。对当地人来说，徐福不是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是保佑一方水土、与大家血脉相连的祖先神。是他们地方独特的身份象征和文化标签。

民间信仰的力量：求平安、求丰收、求健康。徐福在神道教里被尊为农耕神（带来五谷丰收）、药神（带仙药，能治病）、航海守护神（保佑渔民出海平安）。老百姓去徐福神社（庙）祭拜，求的是风调雨顺、身体安康、出海顺利。这种切身的信仰需求，超越了历史真假的争论，满足了人们对基本福祉的期盼。

中华文明认同的亲切感：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虽然国籍是日本，文化根基也在岛国，但承认先祖中有来自中华的渡来人，是历史事实（通过早期移民）。徐福的传说，作为一种温和而有温度的符号，让这种历史上的血脉和文化联系变得可感、可敬、甚至可亲。它表达的是对滋养日本文明的华夏文化的敬意和情感上的亲近感。尤其是在中日关系改善的时期，徐福会被称为“中日友好的象征”。

对民族身份复杂性的一种包容姿态：现代日本社会的民族观念其实也受到“单一民族神话”的影响（强调是纯粹的大和民族）。但历史研究表明，现代日本人本身就是不同来源融合的结果（绳文人、弥生渡来人等）。徐福传说的存在和流传，恰好提供了一种对民族来源复杂性的温和接纳方式。它不强迫所有人承认是徐福直系子孙，但接受和尊崇徐福作为带来先进文明的“文化祖先”和众多祖先移民的总代表之一，这种心态其实是日本民族心理中对自身多重血脉来源的一种宽容的认可（至少在这个传说层面）。

回到最初的问题：日本人为什么坚信徐福是他们的祖先？仅仅因为“徐福东渡”这个传说？

显然不“仅仅”是。

徐福东渡的传说，更像是一颗千年流传的文化种子，落在了日本社会肥沃的土壤里，这片土壤由三重养分培育而成：

真实的历史基础：公元前3世纪左右确实有大规模“渡来人”（带着来自东亚大陆的先进技术）迁移到日本，深刻改变了日本社会。徐福故事的时间和人员结构完美契合了这段真实历史过程（或作为象征）。

日本内部的深层需求：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弥生时代文明飞跃之谜的合理解释框架。

它巧妙地被融入日本神道体系（尤其在熊野圣地），使接纳外来文明成果不威胁本土神国的神圣性。

它为解释皇室早期权力结构与渡来人集团的紧密关系（或甚至想象其源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天皇万世一系”的官方叙事之外开辟了一条包容性的民间路径。

现代社会的持续滋养：地方社区的荣耀认同和文化节日。民间求福佑（农、药、渔）的信仰寄托。

作为表达对中华文明敬意、构建友好情谊的文化纽带。

在心理层面象征性地包容民族源流的复杂性。

所以，徐福从一个中国史书上的传说人物，变成了日本文化心理上真实的“精神祖先”和族群认同的重要符号。日本人的这种“坚信”，远不止是轻信一个故事，而是民族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构建、地方情感维系、宗教需求与现代社会心理相结合的复杂产物。它体现了传说在塑造民族身份、连接异域文明时所展现的惊人生命力。

当新宫市的居民在徐福祭典上虔诚祈祷时，当学者在争论早期天皇与徐福的关系时，当旅游者参观徐福公园时，他们共同参与的，不仅仅是纪念一个人物，更是在触摸一种跨越时空的民族共同记忆和对自身文化根源的认同表达。这份认同，因其背后的深沉历史底色与复杂心理交织，已然成为日本文化基因中的独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