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开放政策背后的美国双标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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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进行了一场对确立美国今后在亚洲和太平洋地位非常关键的美西战争。美国获得全胜，从西班牙手中取得菲律宾和关岛，完成了它在太平洋上从夏威夷、关岛到菲律宾的“三级跳”。

占领菲律宾对于美国在东亚的历史而言意义重大，它是自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入广州完成东亚首航以来美国在东亚历史的重大转折，美国的亚洲政策观念也由此发生了根本转变。

此前，美国在东亚只关心追逐相对单纯的经济利益和传播基督教教义；而此后，美国开始视自己为“亚洲国家”，注重经济与政治利益、眼前与长远利益并重的追求目标，并积极参与了列强在东亚的角逐在东亚角逐过程中，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原则。

但是，这一原则中所包含的美国要成为东亚权力均势制衡者的目标，与美国愿意介入东亚事务的程度和能力都有所矛盾，由此，导致美国与东亚的其他权力追逐者—一日本、俄国（苏联）等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使得20世纪前半个世纪美国在东亚的历史，变成了由这种矛盾冲突所交织的画面。

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正式照会英、法、德、俄、日、意等在华列强，要求其维护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在先后收到英、法、日、意、德、俄的答复之后，海约翰在1900年3月20日宣布，“各国政府已经接受美国所做的关于对华贸易的声明”，美国政府认为这种接受是“最后的和确定的”。换言之，美国将列强的答复视为这些国家认可了“门户开放”原则。

不久，义和团运动危及到列强在华的利益及存在，导致八国联军的干涉。海约翰担心列强会从中渔利，趁机打破均势，并排斥美国在华影响。于是7月3日，海约翰发出第二次照会，要求列强在维护贸易机会均等的同时，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

1899年9月6日和1900年7月3日的这两份照会，构成了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原则的基本内容，简而言之便是：一、维护在华贸易机会均等；二、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

“门户开放”的政策原则是美国从其在亚洲的新地位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出发，对自己东亚的角色重新定位，这个新角色，即美国要成为中国主权的维护者。而转换成权力政治的语言，即美国要成为“远东权力均势的操纵者”。

列强当然明白美国的用心，不过，对于美国自己定义的新角色，列强却有不同的考虑。

在华列强中，英、法、意、德等国大体希望维持均势，所以它们的内心比较认同“门户开放”原则。英法已在华取得稳定的优先地位，主张维持现状，而英国此前也曾向美国提出过相关建议，因而对美国的建议更乐于接受。意大利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也没有租借地，门户开放对其有利。德国虽有势力范围，但其目标是要打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市场，而这里是英国势力范围，正好可以借“门户开放”打开通向这一市场之路。

这些国家给海约翰的复照也大致表明了原则上同意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态度。

但是，俄国和日本却另有居心，由于与中国毗邻，俄日两国都不满足于在华利益现状，想趁中国危乱之机大捞一把。两国都有野心，想在中国东北的满洲地区建立起排他性势力范围。

俄国对是否接受海约翰的照会很犹豫，想先观其他各国对美国照会的反应后再作答复。在其他列强均复照表示同意之后，俄国才姗姗于1899年12月30日向海约翰复照，表示：

从意思来看，这个答复措辞含混，并没有对是否同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门户开放”表明态度，因为在俄国复照中的第1点只提了租借地而不提俄国在东北的整个势力范围，在第2点也只提及关税而不提港口税和铁路运费税，换言之俄国实际是以搪塞之辞，掩饰其不愿接受“门户开放”原则的立场。

当时俄国的答复令美国非常尴尬，海约翰虽然明白俄国的言辞“像掷骰子赌徒的誓言一样虚假”，但是，出于除意大利外的所有列强都以其他有关各国的同意为接受条件，美国出于无奈，只能认为俄国的“不拒绝”就等于是“同意”了“门户开放”原则。

因为如若美国认为俄国是拒绝，也等于其他国家实际上不接受美国这一原则，与俄国相反，内心反对的日本却从一开始便痛快地接受了“门户开放”原则，并且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保留，日本的选择实质上更加处心积虑，因为日本虽然也像俄国一样觊觎中国东北地区，内心反对“门户开放”原则，但是，当时对于它来说，最大的对手是俄国。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使朝鲜脱离与清朝的宗藩关系独立，又取得了辽东半岛。

但是，俄国的势力迅速进入朝鲜和中国东北，俄又在法、德支持下，策动了“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之际，日本对俄国伙同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余恨未消，同时，日俄在朝鲜也正处于激烈争夺之中，战争看起来一触即发，日本正积极备战，此时日本对美国的答复既考虑到了俄国会对“门户开放”原则强烈反对的因素，又考虑到在今后的日俄争夺中需要得到英美的支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列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所以要让所有在华列强都接受美国在门户开放原则中希望实现的自我定位其实非常困难。

进一步来说，只有当列强认为需要维持在华激烈竞争下的均势稳定时，才会认同这样的原则；而一旦有国家不满足于现状，意欲取得超越他国的权益，并且不惜以武力为后盾打破均势局面，这一原则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以本国实力为后盾，毅然采取经济甚至是武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所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要么则只好与挑战者妥协，任由“门户开放”原则受损害而成为一纸空文，但是，究竟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却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国家，尽管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但其权力的实施要受到代表民意的议会的制约，换言之，美国的政治决策要受到决策者对政治利益的认定和公众舆论的制约，对于美国的公众意识而言，亚洲和中国是遥远而模糊的概念，政府很难从公众获得决定参与亚洲强权政治所需的民意支持，同时，美国自身在中国和亚洲的一些微利益，也很难达到值得动用相当规模的武力，而致使任何大国受威胁的程度，不能取得足够的民意支持，就意味着在：“门户开放”原则受到挑战时，美国无法采取经济或武力等强有力的外交手段来维护和捍卫之这一点，这成了“门户开放”原则的先天不足以及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一直无法回避的尴尬。

正因如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门户开放”只能是一项外交原则，而算不上是正式的外交政策。

实际上，除20世纪的头几年，因俄国把东三省视为禁脔，俄美关系一度紧张外，对美国“门户开放”原则的最大挑战，都来自当初没有提出实质性保留条件、而与中国毗邻的东亚新强国日本，致使20世纪前半期美国在东亚的历史，主要围绕“门户开放”原则下的美日纠葛展开。

美国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后。在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咄咄逼人，俄美矛盾突出，美国把俄国视为“门户开放”原则最大的挑战者，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甚至准备将日本作为今后在远东制衡俄国的因素。

但是，战争的结果却令美国和所有列强都始料不及，俄国在战争中失败了。失败不仅挫败了俄国在东亚的锐气，而且引发了国内革命（1905年的二月革命），从此俄国无力亦无暇再参与东亚权力角逐。

在俄国淡出东亚权力舞台的同时，在战争中的胜利者日本，却挟战胜之势，以日英同盟为后盾，迅速积累实力。1905年，日本把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接着，又同英国重新缔结了日英同盟，并在1907年又以《日俄协约》的订立，缓和了同俄国的矛盾。

1910年，日本彻底兼并了朝鲜，把朝鲜置于日本总督府的管理之下。通过这一步步的扩张行动，日本奠定了在远东的实力地位，并日益显现出欲打破东亚均势，在中国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的逼人态势日本的行动，当然与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相抵触，很快，美日冲突成为列强在东亚矛盾冲突的焦点，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意欲染指“满蒙”铁路开发及其被日本拒绝，就是典型的例证。

1906-1909年间，围绕日本在南满的排他性扩张、在西太平洋海军军力的扩张，以及美日间有关日本人移民问题的矛盾等，美日两国发生了一系列尖锐的冲突，在日俄战争后日本这种毫不掩饰的挑战性扩张姿态，引起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警觉，他立刻意识到今日日本之实力已远非昔时可比，绝不能再以等闲视之。

西奥多·罗斯福预言，经历了日清和日俄两次战争胜利之后崛起的日本，今后必将会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竞争对手，而美日矛盾也从此将取代美俄冲突，成为今后美国在东亚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谙悉权力政治规则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考虑与日本协调关系的问题。他看到，日本与其他列强不同，是亚洲国家，凡在中国有利益的西方列强都必须“分享利益、分担忧虑，具有双重负担”，而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则只有“单独的利益、单独的忧虑，仅一重负担”。

因此，罗斯福认识到，日本在“满洲”和东亚的利益生死攸关，如果美国没有在太平洋上强大的海军力量做支持，不能以武力为后盾，便无法与日本在中国较量；如果美国坚持捍卫对华“门户开放”原则，那么利益冲突会使美日之间有朝一日走向战争。

基于这样的考虑，西奥多·罗斯福决定同日本协调，并把“避免同日本发生战争”，当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目标。

1905年7月，西奥多·罗斯福在命令驻菲律宾司令伍德，戒备防止日军前来攻击的同时，派遣陆军部长塔夫脱(William H.Taft)访问日本。7月29日，塔夫脱和日本首相桂太郎在东京签订了秘密备忘录《塔夫脱-桂太郎协定》。

双方约定：共同维护远东的和平，日本无意染指并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作为交换，美国认为朝鲜问题是引发日俄战争的直接原因，并承认作为战争的逻辑性结果，日本拥有决定朝鲜半岛的支配权。

1908年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又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订立了《鲁特-高平协定》，在这一协定中，美国实际默许了日本在“满洲”自由行动，承认“满洲”是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

西奥多·罗斯福的预言是正确的。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最大的对手，在他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面临了因受到日本的牵制、威胁、挑战，而致使“门户开放”原则与美国远东政策无法贯彻，不得不作出适应性妥协调整的尴尬。

西奥多·罗斯福之后上台的是威廉·塔夫脱(William H.Taft)总统。塔夫脱致力于“金元外交”，准备以经济为后盾把美国的影响扩张到全球。塔夫脱对华政策的目的是要促进美国资本对中国投资，以便赋予“门户开放政策以新的生命和实际的应用”。

在塔夫脱时期，美国在华主要计划了两件事：加入湖广铁路借款和使满洲铁路中立化。但是，由于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这两件事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塔夫脱只好与日本一道加入国际银行团，寻求通过对日协调的方式来推进美国在华经济利益。

到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时期，美日矛盾与美国“门户开放”原则的冲突变得更为尖锐。威尔逊高举“和平正义”和“民族自决”的大旗，向世人昭示他的外交目标是要摒弃欧洲强权政治传统，建立公正、合理、和平的世界秩序。

威尔逊声称，他决心要使美国的东亚政策立足于“门户开放”原则的道德基础，并明确表示美国是“中国主权维护者”。可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高调却在现实政治面前屡屡碰壁，而他的远东政策，更因美国无法以武力捍卫“门户开放”的政策弱点而暴露无遗。

威尔逊就任后不久，1914年夏天，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东亚事务之机，大肆推进在华权益。

1914年8月，在向同盟国宣战后，日本迅速出兵，占领了胶州湾和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不久，日本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有五个部分，包括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和在南满、内蒙东部的优越地位，顺延旅大的租借期，在华中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转让他国等等若干严重危及中国主权的内容，由于威尔逊政府以中国主权的维护者自居，中国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向威尔逊政府紧急求援。

这样，“二十一条”也成为考验美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试金石。可是，尽管对中国政府充满同情，但面对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和美国在华地位的公然挑战，倡导外交正义的威尔逊政府却退缩了。

威尔逊政府只是发表了一项声明，一方面声称美国是“中国主权的维护者”，美国政府“不能承认在日中两国政府之间缔结的或可能缔结的有损于合众国及其公民的条约利益、有损于中华民国的政治或主权完整，或有损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协定或承诺”；但另一方面，就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内蒙东部的要求，却表示“美国坦率地承认领土相邻构成日本与这些地区间的特殊关系”。

美国的这项声明对日本来说无关痛痒。在“二十一条”上美国表态所起的唯一作用，是让日本政府撤回了“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但是，实际上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此项内容作为预期实现的目标。

在欧洲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夏天，日本政府为了打探美国人对华政策的意向，特意派石井菊次郎为特使前往华盛顿斡旋。面对日本以经济和武力威胁为后盾在华所取得的权益已成为既成事实，为避免美日冲突，威尔逊政府息事宁人地对日本妥协，与石井菊次郎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该协定承认了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而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

在一战结束后处理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又再次令关注美国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世人以及期待他能够维护“民族自决”与“和平正义”原则的中国人感到深深失望。

中国希望威尔逊支持中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主张。尽管威尔逊在口头上对中国大表同情，但由于日本以不签国际联盟条约为威胁，为了要建立其理想的、能够维护国际正义的“国际联盟”，威尔逊又一次损害“门户开放”原则有关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因此，在对待如何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有效性问题上，威尔逊的做法并没有因其标榜的道义理想的崇高，而与奉行赤裸裸权力政治原则的西奥多·罗斯福有所不同。

对于任何美国政府而言，维护“门户开放”原则都必须首先考虑美国自身的切实利益，正如威尔逊政府时期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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