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强省会、大贵阳模式，才是贵州发展必然？

任何地区和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要素，无论是产业、还是经济，最终都是围绕为人服务而展开的，如果离开人这个本位，谈任何的发展，都是舍本逐末，颠倒了手段和目的。

贵州2021年的户籍人口是4637.3万人，而2021年的常住人口只有3852万人，这中间的差值，达到了785.3万，由此可见，每年有大量贵州本地人从本省流动到外省市的，省内9大市州，除了省会贵阳是人口净流入城市之外，其他不少的地级市、县级市都是人口净流出城市。

如果省内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城市，能够容纳本省人的就业、居住、医疗教育、养老生活、能够留住本省优质精英人才的话，那么长此以往下去，贵州的人口很可能会进一步外流出去，形成长期被江浙沪、沿海发达地区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成都、重庆、武汉、杭州等新一线城市虹吸的态势。

因此，建设一个强省会、大贵阳，是省域层面立足各省市地区竞争格局的根本。

从债务的角度来看，贵州的债务总量，其实绝对值并不高，仅为1.2万亿左右，之所以负债率会惹人关注，最关键的还是因为GDP太低，偿债能力弱，才导致的负债率这个比值高企。

毕竟，贵州1.2万亿左右债务绝对值，对比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超过2万亿规模债务而言，都是小巫见大巫。

可以说，贵州的负债率，根本原因还是：分子其实并不大，只不过分母太小了，所以比值就高了。

应对这种类型的债务，开源节流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开源，因为债务已成既成事实，如果开源方面不能成倍开拓、再缩手缩脚下去，很可能就会一直萎缩，直到最后，可能连利息都难以偿付，形成坐等投喂、输血的恶性循环。

因此，要解决贵州的债务问题，关键是在于开源，做大分母，提高自我供血造血能力，才能稀释分子带来的压力。

中国有句话叫做“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有限的资源，如果不能投入到精准的地区和领域，那么其利用效率一定是低下的。

山东的济南模式（遍地开花）和四川的成都模式（强省会 路径），已经经过实践证明，后者的强省会、一市独大，才是资源有限省份的突围之路。

虽然有人对成都模式存在争议，但现实却很残酷，尤其对于四川、贵州这种资源有限的西部省市地区而言，其实没有太多选择，只有2个选项：要么是富省会+穷全省；要么是穷省会+穷全省，不会有任何多余选项。

据专业人士统计，贵州2022年专项债前三大投向，和其他大部分省区市不太一样，排名1~3位的，分别是农林水利、市政和产业园区、棚户区改造，第三大用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也不少，医疗卫生改善民生，也更能留住人。

而其他大部分省市地区，排名前2位的，都是市政和产业园区、棚户区改造这两项，同样一笔有限的钱，投入到农村和城市，回报率和回报周期，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数据，贵州2021年各行各业私营企业的注销/登记比，淘汰率最高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其次就是农林牧渔业，也就是说，在贵州，农业领域的创业成功率，其实并不高。

对于产业园区，只是在过去传统的思维和观念里面，制造业能够创造很多就业岗位，但是，从未来5~10年的发展眼光来看，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大部分的制造业岗位，或将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取代，这也是大势所趋。

未来能够容纳大量人员就业的，主要还是要围绕人展开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还是要立足于大城市的市政建设、棚户区改造，带动相关的建筑业等上下游行业就业。

因此，未来的贵州，如何扳回一局，如何解决负债问题，逻辑还要回归到做大做强省会、形成大贵阳格局、以点带面上面来，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值得贵州人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