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安的荔枝》：唐代李善德这样基层文官，薪俸够养家糊口吗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作为底层官员，李善德的薪俸有多少，他为何能在长安买房？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唐朝基层文官的薪俸。

　　1、唐代基层文官的收入

　　唐代官员的正规收入，主要有三项：一是俸钱，二是禄米，三是职田土地。

　　禄米和职田依官品高低分配。例如，基层文官当中，属正九品京官者，如秘书省校书郎和正字，按典志规定，每年可获禄米五十七石，职田二顷，但真正实行的情况是否如此，却无实例可证，不甚明确。

　　从中晚唐起，俸料钱逐渐变成唐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里集中讨论俸料钱（又常简称为“俸钱”和“月俸”)。

　　韩愈在呈上《论今年权停举选状》时说：“臣虽非朝官，月受俸钱，岁受禄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可证唐代俸钱一般是“月受”，“禄粟”则“岁受”。

　　唐官分为京官和外官两个系统，俸钱也分成两个系统来管理。京官俸钱在唐前期由太府寺掌管发放，后期改由度支。外官的俸钱，则就地筹集和分发，前期主要依靠各州县公廨本钱的利息所得，后期则渐依赖户税、两税等税收充俸。

　　敬宗（在位825-826)的《条流沧德二州官吏俸料诏》说：

　　“沧德二州州县官吏等，刺史每月料钱八十贯，录事参军三十五贯，判司各置二人，各二十五贯，县令三十贯，尉二十贯。其俸禄且以度支物充，仍半支省估匹段，半与实钱。”

　　中晚唐县尉（赤尉除外）的俸钱一般是二万文。此诏也透露唐后期俸钱的发放方式：半物半钱。

　　宣宗（在位847-859）的《给夏州等四道节度以下官俸敕》，则提到夏州、灵武、振武等四道（缺其中一道名。夏州、灵武、振武皆位于长安西北黄河河套地区)，“土无丝蚕，地绝征赋。自节度使以下，俸料赏设，皆克官健衣粮，所以兵占虚名，军无战士。缓急寇至，无以支敌”，所以朝廷要特别给这些地区的节度等使和僚佐提供“料钱厨钱”及“赏设”。

　　此敕中所列的俸钱数额，和《新唐书·食货志》所说的会昌俸钱额相合（县尉亦为“二十贯”），而且还列出了“赏设”钱额。“赏设”是一种赏钱，唐史料中常见，如《旧唐书》所说：“德宗初闻兵士出怨言，不得赏设，乃令〔舒王李)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传诏安抚，许以厚赏。”

　　在唐前期，京官俸钱有三种变动。贞观初的俸钱是按散官来发放的。

　　但散官繁多，按散官品发俸有费国家仓储。于是，到了乾封元年，便改为依职事官品发俸，且不分正从上下阶。如秘书省校书郎为正九品上，正字正九品下，但同为九品官，所以俸钱都一样，同为一千五百文。换句话说，只有职事官才能领俸，散官便无俸了。开元制和乾元制一样，也是依职事官品发俸，但此时俸钱数额有所调高，以配合当时物价的上升。

　　2、京官与地方官的对比

　　到了唐后期，大历制的京官俸钱，又改为依职事官的职务“闲剧”来分配，不再依官品。也就是说，官品相同，月俸未必相同。例如，从五品上的郎中，大历时月俸为两万五千文，但同样为从五品上的著作郎，月俸却为二万文，低了百分之二十，因为郎中远比著作郎“剧要”。甚至还有官品低者，其月俸多于官品高者。例如，正九品的校书郎，月俸为六千文，但官品更高的律学博士（从八品），其月俸却仅有4175文，也正因为校书郎远比律学博士清要。

　　唐人官职的高低不能单看官品，这正是其中一个原因。

　　贞元制也依职事官的闲剧发俸，但俸钱数额普遍比大历时调整高达一倍左右。这主要是顺应物价的上升，同时也是为了缩小大历时外官俸钱远远高于京官的差距。但即使如此，在晚唐会昌年间，外官的俸钱还是普遍高于京官。会昌制亦依职事官闲剧制定，而且俸钱数额和贞元制大同小异。

　　据《新唐书·食货志》，“唐世百官俸钱，会昌后不复增减”。所以会昌制可说是晚唐的最后定制。

　　至于唐前期州县外官的俸钱，史文缺载，钱额不详。日本学者筑山治三郎以为外官和京官一样，按职事官品给俸。

　　关于这点，《通典》说：

　　外官则以公廨田收及息钱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长官定数，其州县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各减长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长史、副都督、别驾及判司准二佐，以职田数为加减。其参军及博士减判司、主簿县尉减县丞各三分之一。

　　但《通典》没有以实例说明如何分配。这段话不好理解。唐人的算学书《夏侯阳算经》（原为《韩延算经》）中有一道计算俸钱的模拟数学题，虽非实例，而且没有把医学博士等州官算在内，又不包含任何县官，但它所呈现的演算方式，很有助于我们理解上引《通典》那段话，以及州县官俸钱的分配方法：

　　今有官本钱八百八十贯文，每贯月别收息六十，计息五十二贯八百文。内六百文充公廨食料。五十二贯二百文逐官高卑共分。太守十分，别驾七分，司马五分，录事参军二人各三分，司法参军三分，司户参军三分，参军二人各二分。问各钱几何？

　　答曰：太守十分，计十二贯七百三十一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九。别驾七分，计八贯九百一十二文，四十一分文之八。司马五分，计六贯三百六十五文、四十一分文之三十五。录事参军二人各三分，各得三贯八百一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一…司仓参军三分，计三贯八百一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一

　　其演算方式是：官本钱每月利息率为百分之六，得五十二贯八百文，扣除食料六百文，还余五十二贯二百文可供作俸钱，分成四十一份，每份一点二七三一贯，然后乘以各官员所应得的份数。如太守（刺史）为十份，便可得十二贯七百三十一文，余此类推。

　　从上面这些材料看来，唐前期州县官没有固定的俸钱，要看他所属的州县等级和该州县的公廨本钱数额而定。

　　但安史乱后，唐外官的俸钱，不再依赖公廨本钱，而和京官一样，由国家统一分配，有了固定钱额。学界一般认为，唐前期京官俸钱高于外官，后期则外宫俸钱高于京官。此外，唐后期的俸钱，虽有固定钱额，但许多时候，官员所得到，却并非全是现钱，而是“半钱半帛”。

　　在大历制下，外官如县尉、州参军和判司的俸钱，普遍高于同等级京官如校书郎、正字、奉礼郎和协律郎，而且高出好几倍。到了贞元制，京官月俸大幅调高，始拉近他们和外官的差距。至于幕职如巡官、推官和掌书记，他们的俸钱最高，比州县官的还高，简直和中、高层京官如郎中、员外郎和殿中侍御史等不相上下，可证幕职极尊贵，远非正规州县官可比。

　　晚唐诗人李商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幕府任幕职。有不少学者因而说他的官运不济，但就俸料钱而言，他的收入应当很可观，可能还好过他那些在京城朝中任官的朋友。

　　再以晚唐宰相李德裕为例，他二十七岁那年“以荫补校书郎”，月俸为一万六千文。过了约四年，他三十一岁时，应河东节度使张弘靖之辟为掌书记，月俸马上骤升至五万文，和京城一个郎中的月俸一样，也比他任校书郎的月俸高了整整三倍多。但两年后，他随张弘靖入朝，任监察御史，月俸反而下跌到三万文。

　　当然，唐代官职的轻重不能单看俸料钱。监察御史是清要的京职，也是迁往朝中高官的重要门户，就长远的出路来说，比掌书记有前途。

　　3、基层文官的俸钱是否能够养家糊口？

　　一般而言，唐人重京官，轻外官，但中晚唐外官的俸钱等收入高于京官，又产生一种外官重于京官的趋势。虽说官职轻重不能纯以俸料钱来决定，但唐后半叶的确有人因外官俸钱高，而宁愿舍弃京官，改任外职。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当数诗人杜牧。他在大中三年(849)间任司勋员外郎，月俸当为四万文。但他为了供养病弟和孀妹，以京官俸薄，上书宰相求为杭州刺史。

　　杭州属上州，刺史月俸有八万文之多，比员外郎多了整整一倍，难怪杜牧有此请求。他在《上宰相求杭州启》中透露，他有“四十口”的“家累”，然后说了几句很感人的话：“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但他这次的请求没有成功。第二年，他转为吏部员外郎，月俸应当和司勋员外郎一样，所以他又三次上书宰相，这回求为湖州刺史，最后总算如愿以偿，在这年秋天出为湖州刺史。

　　湖州也是个上州，他的月俸应当为八万文。过了约一年，他又被召回京城，任考功郎中、知制诰。郎中月俸五万文，比上州刺史少了百分之六十。但杜牧一回到京城，就有能力修治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常召亲友前去游赏。只不过一年时间，为什么他突然间变得如此富裕？

　　他的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一开头，就给我们揭露内情：

　　“上五年（指大中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

　　可见他回到长安，花的却是“吴兴俸钱”。这“吴兴俸钱”当即他在吴兴（湖州）当刺史约一年期间积存下来的，回到长安便“创治其墅”，生活转眼间变得丰足起来。

　　回到基层文官，令人关注的是，他们的俸钱以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是否丰足？这方面例证虽不多，但可以据以举一反三。

　　白居易任校书郎时，便说“月俸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很有一种自满和自得的情绪。京兆府户曹参军任翰林学士，有诗云：“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可证州判司的俸钱和“廪禄”都很不错。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府任观察推官三年后，竟然写信告诉友人卫中行说：“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两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

　　他任观察推官时的月俸约三万文，比起他之前毫无官职和收入，的确是“丰约百倍”。而且，他任了三年推官后，一转到徐州张建封幕，还没有开始工作，便有诗云：“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

　　这“余衣”和“余粮”的积存，应当来自他任董晋推官时的俸钱。有了这些，生活才有安全感，韩愈才能写意地去追求那“窗户忽已凉”的读书生活。

　　至于县尉，《旧唐书·李义琰传》说：

　　义琰宅无正寝，弟义琎为岐州司功参军，乃市堂材送焉。及义琎来觐，义琰谓曰：“以吾为国相，岂不怀愧，更营美室，是速吾祸，此岂爱我意哉！”义进曰：“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义琰曰：“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竟不营构，其木为霖雨所腐而弃之。

　　“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可知县尉（和县丞）的俸钱应当也丰足，任此两官时，便可以开始“营第宅”。

　　俸钱比较不足的，可能要数京城王府的判司和参军，各仅有六千和四千文，远低于一般县尉的两万文，也远不及校书郎和正字的一万六。这也很能佐证宋代洪迈“王府官猥下”之说。

　　4、灰色收入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留意：

　　京官实际所得，可能跟典志上的规定相同，但外官的实际收入，却可能比这纸面钱额还要多。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中，所提出的重要论点。

　　按白居易挂职京兆府户曹时，说他的“俸钱四五万”，和典志所定的“三万五千文”不合。他在《江州司马厅记》又说他“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也跟典志规定的上州司马俸钱“五万”不合。陈寅恪因而推论：“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

　　中晚唐官吏之所以会有“不载于法令”的“正当之收入”，可能是各地方在两税法下，上缴了应上供的税额之后，可以“自圆融支给”俸钱，然后按照唐前期州县官以“份数”方式分俸钱的办法分配。

　　像这种俸钱以外的收入，很可能也包括“纸笔钱”之类的，如《旧唐书·赵涓传》所说：

　　先是，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至郡，准例得厅吏一人，每月请纸笔钱，前后五年，计钱一千贯。南史以官闲冗，放吏归，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刺史姚骥劾奏南史，以为赃，又劾南史买铅烧黄丹。德宗遣监察御史郑楚相、刑部员外郎裴潮、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同往按鞫。将行，并召于延英，谓之曰：“卿等必须详审，无令漏罪衔冤。”

　　三人将退，裴懈独留，奏曰：“臣按姚骥奏状，称南史取厅吏纸笔钱计赃六十余贯，虽于公法有违，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为甚，未知烧铅何如？”

　　《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刑部员外郎条下亦载此事，有明确日期，但钱额不同，可与《旧唐书》互校：

　　贞元十二年〔796)五月，信州刺史姚骥，举奏员外司马卢南史赃犯。

　　鞫按南史，准例配得直典一人，每月请纸笔钱一千文，南文以官闲冗无职事，放典令归，纳其纸笔直，前后五年，计赃六十万贯。

　　依《旧唐书》，“每月请纸笔钱，前后五年，计钱一千贯”。一贯为一千文，一千贯即一百万文。这数额太大，且跟下文所说的“六十余贯”矛盾不合。《唐会要》说：“每月请纸笔钱一千文…前后五年，计赃六十万贯。”

　　亦误，应作“六十贯”(“六十万贯”是个非常庞大的天文数字，比“一千贯”还要多)。

　　《旧唐书》之误是把“文”当成“贯”。《唐会要》之误则多一“万”字。这种简单的算学错误，史书上屡见不鲜，不足为怪。综合两者，应当是“每月请纸笔钱一千文…前后五年，计赃六十贯，即六万文”。这便大约符合《旧唐书》下文所说的“六十余千”，或裴懈所说的“六十余贯”(“一千文”和“一贯”意思相同)。

　　皇帝派三司前去按鞫，但其中一人裴澥“独留”奏曰：“计赃六十余贯，虽于公法有违，量事且非巨蠹。”

　　皇帝也说：“此事亦未为甚。”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只追究卢南史烧铅之事。由此可知外官有不少像“纸笔钱”之类的额外陋规收入，虽然“于公法有违”，但只要不括钱太过，事“非巨蠹”，连皇帝也觉得“亦未为甚”，非常体谅外官。

　　《唐会要》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户部侍郎条下，有一条大中年间的奏疏，提到州府钱物“无巡院觉察，多被官史专擅破除”盗用之事（疏中也提到了“纸笔钱”)：

　　大中二年〔848)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奏下州应管当司诸色钱物斛斗等：“前件钱物斛斗，散在天下州府，缘当司无巡院觉察，多被官吏专擅破除，岁久之后，即推在所腹内。徒烦勘诘，终无可征。今后诸州府钱物斛斗文案，委司录事参军专判，仍与长史通判。每至交替，各具申奏，并无悬欠。至考满日，递相交割，请准常平义仓斛斗例，与减选，仍每月量支纸笔钱。若盗使官钱，及将借贷与人，并请准元救，以赃论。…”从之。

　　可知州府钱财，极易被州官本身以种种名目“盗使”，或“借贷与人”收利息，中饱私囊。这些都是外官俸钱以外的额外收入。

　　综上所论，唐代基层文官的俸料钱，应当可以提供他们不错的生活，除了唐后期王府判司和王府参军俸钱稍低之外。中晚唐基层外官如县尉、州参军和州判司的俸钱，又比基层京官如校书郎和正字来得高。在基层文官当中，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的月俸最高，甚至可以媲美中层京官如郎中、员外郎等。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