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医生刘翔峰，手术刀下的受害者怎么样了？

作者 | 燕公子

受害者去世了，恶魔的罪责难道就能一笔勾销了吗？

2025年6月13日，曾投诉举报刘翔峰医疗事故的病人家属罗女士，再次现身指控罗翔峰，并向记者诉说了自己家的真实遭遇。

时间回到2022年6月，当时，罗女士的父亲因直肠肿瘤，住进了湘雅二医院，主刀医生正是是刘翔峰。

检查显示肿瘤距离肛门有8-12厘米，按照常规，这本不需要进行肛门改道的，但刘翔峰在诊断后，却建议其进行肛门改道手术。

私下里，罗女士咨询了上海的医生朋友，对方也告诉她，没有必要进行改道手术，然而，面对刘翔峰强硬的“专业建议”，他们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妥协和信任。

手术台上，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手术进行中，刘翔峰突然临时增加一名泌尿科医生，并向家属建议：需要切除膀胱和前列腺！

家属惊呆了：“器官怎么能随便切？”考虑到父亲术后的生活质量会严重下降，并且术前完全没沟通过这个方案，他们坚决拒绝了。

刘翔峰见一计不成，又抛出另一个威胁：如果不切器官，就必须在患者体内植入放射性粒子，以后家属照顾他“都得穿防辐射服，否则影响怀孕生子”。这个可怕的要求，家属同样拒绝了。

手术结束了，但罗女士父亲的噩梦才刚开始。术后他一直肛门肿痛难忍。家属带他去其他医院复查，结果发现直肠下段竟然还有肿块。他们怀疑是手术没有切干净，肿瘤残留了下来。

从2022年开始，罗女士和家人就一直在艰难地追究刘翔峰和湘雅二医院的责任。然而，医院拒绝行政调解。

更让她们绝望的是，父亲于2023年不幸去世并安葬了。现在，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诉讼之路也被堵死。

罗女士有苦难言，父亲带着未清的肿瘤和满身伤痛含恨离世了，刘翔峰及其背后默许这一切发生的医院团队，他们的罪孽，难道也随着父亲的死亡烟消云散了吗？

事实上，罗女士一家的遭遇，并非孤例。另一位受害者家属周满（化名）的母亲，同样在刘翔峰的手术刀下遭受重创。

2022年，刘翔峰主刀她的胰腺中段切除手术，他建议采用放置引流管的术式。结果，这个选择导致了严重的胰漏并发症。

周满的母亲因此反复住院7次，又经历了3次手术，整个家庭被拖垮，报销后自己还掏了近60万元的巨额医疗费。

2024年10月3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翔峰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其犯有故意伤害、受贿、职务侵占等多项罪名。最终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四十二万元，追缴其犯罪所得上缴国库。

这个判决结果，仔细推敲却让人无法平静，疑问重重，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判罚是否太轻？

根据《刑法》，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刘翔峰的行为导致多人重伤、终身残疾（如至少6人致残），手段残忍恶劣，持续时间长，主观恶性极深，完全符合“情节特别严重”。为什么只判了17年？

其次是含糊不清的追缴犯罪所得。法院只说了“上缴国库”，但那些被他榨干的受害者家庭付出的天价、不合理医疗费（如周满家的60万，罗女士家的11万），这些钱算不算“犯罪所得”？为什么没有明确追缴并返还受害者？

再次，为什么只有刘翔峰一个人担责？医院呢？要知道，刘翔峰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恶行需要整个系统的配合才能完成。

诊断开单，需要影像科、检验科等环节的配合（即使不是主动串通，也可能存在失察或被迫配合）。

手术实施，需要麻醉师、护士、手术助手、设备支持人员的协作。像罗女士父亲手术中临时增加泌尿科医生、突然建议切除器官或植入粒子，整个手术团队当时在干什么？为什么无人质疑或阻止？

费用流转，天价手术费、检查费、药费（如6000元蛋白粉）、耗材费，都通过医院正规的财务系统收取，钱进了医院的账户。

绩效驱动，医院的管理和绩效考核制度，是否在变相鼓励医生多开手术、多用高价药和耗材？刘翔峰的“业绩”是否给医院带来了丰厚利润，医院领导层是否知情或默许？

投诉失效，像罗女士这样对手术方案和结果有严重质疑的家属，向医院投诉时，为何医院的医务处、纪检部门形同虚设？为何最终只能拒绝调解、让受害者求助无门？

根据《刑法》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为本单位利益组织或指使实施犯罪的，应追究单位犯罪责任。

湘雅二医院从刘翔峰的非法行为中直接获得了巨额收入，其内部管理对如此明显的、长期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异常医疗行为严重失察甚至可能默许纵容，整个流程需要多部门协同才能完成。

湘雅二医院，是否构成了单位犯罪？为什么没有被追责？难道推出一个刘翔峰顶罪，医院就能继续安然无恙地开门营业？

更令人不安的是，每当公众试图深入讨论此案，尤其是追问医院系统责任时，相关话题总被限流，理性的评论和受害者的控诉常常无故消失。

这不禁让人想问：为什么揭露真相、追问集体责任的声音总是被削弱？是谁在害怕？他又在害怕什么？

这种“捂盖子”的做法，恰恰是纵容此类系统性罪恶的土壤。刘翔峰能在湘雅二医院长期作恶，正是因为医院内部的监督机制完全失灵，外部的声音又被压制。

罗女士父亲的命，周满母亲承受的痛苦和倾家荡产，还有更多受害者的伤残，不能只换来一个刘翔峰入狱就草草了结。医院的责任必须被追究，制度的漏洞必须被修补，监管的阳光必须照射进来。

如果每次恶性医疗事件，最终都只归结为“个别医生的道德沦丧”，而滋养罪恶的系统、从中渔利的机构却能全身而退，那么悲剧只会一再重演。当下一个“刘翔峰”站在手术台前，谁又能保护我们的父母和孩子？

迟到的正义对逝者已是虚无。

彻底清算罪责、修复系统，才是对生者真正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