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7岁被破格提拔为副总长，49岁被隔离审查，60岁以正兵团职离休

1968年3月，时任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相继被解除职务。

然而，正当京城众将帅惊愕之际，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参谋长阎仲川相继奉调进京，执掌总参大权。

之后，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温玉成被任命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戌区司令员，阎仲川则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

在这三人中，阎仲川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和职级都是最低的，调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实属破格提拔。

那么，阎仲川为何会得此拔擢呢？还有他后来结局如何呢？

阎仲川，河北定兴县人，1922年2月出生。

抗战爆发后，阎仲川报名参军，先后在八路军冀中、晋绥军区作战科当参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阎仲川跟随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进入东北，先后在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总部工作，历任作战参谋、副科长、科长等职。

之后，阎仲川随部队从东北一路打到了海南岛，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尽管作为作战参谋的他不用直接到前线作战，但解放战争的胜利自然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1950年初，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阎仲川在中南军区作战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等职。后来，中南军区改编为广州军区，阎仲川又历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作战部部长、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60年，时年38岁的阎仲川还被晋升为大校军衔。

事实上，阎仲川从进入东北工作以后，除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曾在第四十一军第123师任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林彪的部队里任职，即便是后来被调到广州军区、总参谋部工作，他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林彪的视线。

从东北到海南岛，阎仲川几乎参与了四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其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个人素养，亦或是为人处世的方式，都深得林彪之肯定。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林彪的地位不断攀升，“九大”后更是被确定为“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彼时的林彪，其权势可谓如日中天。

因此，当杨成武、傅崇碧相继被解职后，林彪便立刻想到了自己熟悉和信任的“老部下”——黄永胜、温玉成、阎仲川，将他们三人陆续调入京城，执掌总参。

众所周知，“总参”是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和作战指挥的重要军事领导机关。

自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以来，担任总参谋长的基本都是元帅、大将和上将，而副总参谋长一职则基本由上将、中将担任，连少将都非常少，因此，阎仲川无疑成为了新中国首任大校副总参谋长。

当然，对于这样的破格提拔，也让阎仲川受宠若惊，毕竟其资历太浅，很难在这样一个将星云集的重要部门领导工作。

于是，从进京的那一刻起，阎仲川便为自己确立了——“低调做人”的工作信条。

在当时，凡是总参内部搞的一切“革命”活动，阎仲川始终秉持着“冷漠”的态度，即不参与、不表态。此外，他按时来单位上班，下班就回家，坚持不串门、不走动，即便是老首长诚意相邀，他也基本不会去。

然而，即便阎仲川如此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陷入这场政治风波中。

阎仲川奉调进京之际，正值“珍宝岛”争端、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的非常时期。

为了应对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战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全军枕戈待旦。1969年10月中旬，毛主席更是作出决策：中央领导人进行“大疏散”。

10月18日这天晚上，黄永胜派秘书通知阎仲川到军委前进指挥所（即“前指”）开会。

阎仲川赶到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已到场落座了。接着，黄永胜便向阎仲川传达了林彪紧急备战的几点指示。

回到作战室后，阎仲川便很快将林彪指示记录稿整理好，准备交给值班参谋特急发出。这时，阎仲川想到应该给这份记录稿编个号，然后再发出。

可问题是，该编个什么号呢？

这时，阎仲川突然想到这既然是“前指”进驻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那就从一号编起，就叫做“一号号令”吧！

事实上，这虽然是一道绝密号令，但其内容也仅是一般的动员令，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和特定的要求。但即便如此，阎仲川还是觉得应该上报备案。

于是，阎仲川先后向黄永胜和“林办”上报，但由于黄永胜当时已经睡下，所以没有回复，而“林办”收到号令后，也同样没有回复。

阎仲川认为既然号令已经上报备案了，那应该就万无一失了，于是便发出了。

然而谁能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迅速在全军、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一号号令”成为了追查阎仲川问题的直接导火索。

这年9月28日，阎仲川随李先念访问越南回国，一下飞机便立即被关押审查。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1979年4月被解除监管，阎仲川受到了长达7年半的隔离审查。而导致他受到长期审查的主要原因，就出在那份“一号号令”上。

当然了，这份“一号号令”，其内容本身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主要问题就出在编号上。

阎仲川将这份指示记录稿编上“一号”后，就直接“号令”全军，其性质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非常严重的。

另外，这个“一号号令”在当时还有两个说法：第一，这是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擅自”发布的号令；第二，这是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预演”。由此可见，这件事的性质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其严重程度见一斑。

但这对于来京时间短、涉世尚浅的阎仲川来说，他又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尽管受到了长期关押，但阎仲川从始至终也没有乱说过一句话、乱指认过一个人，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此，他曾说道：

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如果屈服于压力胡说八道的话，那将对党和国家贻害无穷。

1973年的时候，躺在病榻之上的周总理曾下达过一则指示，说是让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周总理的这则指示，对于阎仲川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倘若总参党委能认真贯彻执行的话，那么阎仲川可能很快就会重获自由。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人从中作梗，这件事也就此被耽搁下来。

直到1979年4月，阎仲川才被解除监管。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的审查就已结束，回家后的阎仲川继续接受审查。

3年后，即1982年，总参才宣布了对阎仲川的审查结论。

然而，让人感到颇为疑惑的是，这份审查结论中并未提到“一号号令”的问题，而只是笼统地说他在广州军区“支左”和总部工作中犯有错误，宣布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并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要知道，阎仲川之所以受到审查，其主要问题并非是其与林、黄等人长期的历史关系，而是这份所谓的“一号号令”。

作为挥之不去的梦魇，离休后的阎仲川曾多次请求对“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作出解释。但由于各种原因，此时一直没有定论。

但历史总归要恢复它本来之面貌。

1986年后，史学界经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客观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明确指出：

当年林彪是根据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袭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

而这也就是说，这个“一号号令”与所谓的“反革命预演”并无关系。

同样地，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中，也作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

这年8月，《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对该书编著者排除干扰、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示肯定。

当阎仲川将军得知这样的结果后，也感到非常欣慰。

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将军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81岁。

在他的追悼会上，总参作战部的同志送来了这样一副挽联，上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下联：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横批：无怨无愧。

这不正是老将军一生最好地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