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凌晨，吴忠、吴德向周总理建议：最好让此人也参与指挥

1971年9月13日凌晨3点钟左右，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第二政委吴德，受邀来到周总理在大会堂的办公室。周总理向二吴传达完“九一三”的情况后，静静等待他们心情恢复平静、观察他们的态度是否正常。

紧接着，周总理要求吴忠、吴德，设计好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具体方案。当周总理问到，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没有，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吴忠、吴德相视一眼后，给出一个名字：“杨俊生，我建议增加杨俊生同志参加此次组织指挥工作。”

周总理按下心中躁动，不动声色地问道：“为什么？他可以信任吗？”周总理的想法很简单，“九一三”事关重大，越少人知道越少，知道内情的指挥班子同样要尽量精简。他问杨俊生可不可以信任，其实是问吴德、吴忠这两位卫戍区军政一把手：你们可以担保他没问题吗？

吴忠说：杨俊生是卫戍区政委，绝对是可以信任的，有他参加组织指挥工作，便于部队执行接下来的任务。吴德表示自己同意吴忠的说法，并介绍起杨俊生的情况。周总理同意了吴忠、吴德的建议，不过由于情况紧急，没有召见杨俊生谈话，而是让二吴联系杨说明“九一三”。

之后，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人一块拟定紧急战备的部署方案，并下达执行命令。

这不禁让人疑惑，吴德和吴忠为何如此保举杨俊生？他有何特别之处？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瑞金一乡村的杨俊生，32年入团、34年参军，35年入党。他隶属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以连指导员职务随军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战开始后，杨俊生在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做连指导员，于平型关战斗中身负重伤。战前，101把截敌先头部队的任务交给685团团长杨得志，杨把伏击线前沿位置交给2营营长曾国华，曾把最前沿的任务交给麾下最能打硬仗的5连，由5连连长曾宪生和连指导员杨俊生具体指挥。

平型关战斗中，曾宪生和杨俊生打响第一枪。日寇要抢夺附近的战略高地时，曾、杨带人冲出战壕，同日寇进行白刃战。曾宪生有“猛子”的外号，此战连杀10名敌人，打到最后体力不支但战斗还没结束时，就拉响手上唯一的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

连指导员杨俊生的表现同样不俗，身负重伤，浴血指挥战斗。战斗结束时，5连只剩30多人。杨俊生跟“1”很有缘，解放战争他长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1旅旅长，直到1949年3月2野第16军成立，他担任军参谋长。

杨俊生在北京卫戍区任职的过程颇为曲折，66年后一次卸任、两次担任。他卸任到再任的中间，接替未到职的向守志出任二炮司令。可惜任职才8个月，杨俊生就回北京卫戍区任职了。这其中的故事，就是吴德、吴德愿为杨俊生打保票的原因。

杨俊生1968年9月到二炮任司令兼党委书记，1969年5月又被调回北京卫戍区工作，如此频繁的工作调动，引起外界的议论纷纷。很多人怀疑他是无法适应新岗位才被调离的，可是他在1955年9月，担任过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司令一职。

因此，杨俊生担任刚成立两三年的二炮司令，完全是没问题的。从吴忠、吴德在“九一三”，向周总理提出的那一建议来看，这样非正常的频繁调动，应该是跟101有关的。杨俊生的前任向守志，未能真正到职也是跟101有关。

从“九一三”的后续处理来看，吴德、吴德举荐杨俊生是非常妥当的。他们共同协助周总理稳定住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