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透明：粉丝群体的信任危机与自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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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证”的实践在当今国内饭圈颇为普遍：从贩售周边商品、到加入线上社群，再到发表言论，“自证”已成为粉丝间建立信任的关键环节。“自证”的标准化与常规化反映出数字时代个体面临的信任危机，为研究青年群体数字交往提供了一个切口。本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粉丝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在“透明社会”的理论视角下梳理了粉丝“自证”现象的生成脉络，并分析其背后的技术背景和文化权力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数字交往背景下，“自证”可被视为粉丝自我“治理”的过程，作为圈内的共享规则，“自证”既是粉丝交往的前提，也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回溯性地建构透明主体的方式；在信任制度的构建上，粉丝群体通过多元的形式展演“信誉资本”，并基于复杂的 “多元货币”体系评估爱意的浓度和作为粉丝的“本真性”；当粉丝间的人际信任逐渐转向更为抽象的技术信任，列表、截图、水印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然而，在使用数字技术追求“透明”的过程中，信息爆炸和对情感差异的抹除引发了个体焦虑和信任困境，其潜在的暴力问题亟待反思。

作者简介

熊月蕾，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黄微子（通讯作者），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澳门科技大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父母的媒介使用与育儿实践”成果（项目编号：FRG-24-051-FA）。

一

研究背景

随着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以追逐流量和数据为核心特征的饭圈，逐渐成为研究当下粉丝文化实践的关键性概念（马中红，唐乐水，2022），粉丝群体间的流动和交叉也让“饭圈”实践逻辑在对话、协商和冲突中获得粉丝个体的合法化共识，并不断生成新的粉丝文化（尹一伊，2021）。其中数字自证则是近年来饭圈文化中颇为普遍的现象：粉丝将罗列并展示消费、“打投”截图等实践称为“自证”，并视之为交往前的重要程序。

作为“圈内的规矩”，粉丝的自证实践不时闯入公众视野。2024年8月22日，说唱女歌手乃万在经历了“乙游”活动风波之后，在社交网络上晒出“自证”，即自己的购物账单和游戏内的消费记录，来证明自己确实是一名“真正的玩家”。“乃万自证”的词条也在当天登顶了微博热搜榜一1，并引发了国内说唱圈和“乙游”粉丝群体在网络上更激烈的冲突。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粉丝文化中，粉丝群体都会基于亚文化资本进行积累和展演。而如今饭圈的数字自证现象可被视为粉丝群体在网络社群中进行身份认同的新的技术实践方式，不仅形成了特定的话语表达与行动规范，也逐渐成为粉丝身份认同、关系建立、消费交易以及社群组织运营的重要环节。

基于移动平台，如今饭圈的粉丝逐渐脱离以爱豆为中心的圈层结构而形成以周边物为中心的多节点网状（黄华，吴越，2023）。而在产销合一的实践过程中，粉丝既在做出理性的选择也被欲望所支配（Redmond，2015）。自证实践也成为深受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网络文化的一道缩影：粉丝们在热烈的交往之余，也理智地审视着爱意的程度，犹豫地甄选着交往信息中可信赖的部分，仰赖着清晰可见的消费打卡凭证作为彼此交往的前提。

自证实践中情感与理智的激烈碰撞成为本研究的思考起点：从大众媒体时代的粉丝乌托邦到数字时代的饭圈信任危机，粉丝之间的信任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如何自发地将自证作为一种重构信任的权宜之计？数字自证作为当今粉丝群体内部的信任重建机制和策略，为我们理解当前语境下的信任问题提供了多维度的观察视角，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数字平台上社群连结的困境和张力。

二

文献综述

高寒凝（2018）将中国粉丝社群发展史划分为前网络时代、网络社区时代和大数据时代，而国内粉丝文化研究所聚焦的“饭圈”乃是紧跟着“追星族”“迷文化”脉络下的粉丝社群样态（胡岑岑，2020；朱丽丽，2022），作为新媒介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网络文化场域，饭圈有着鲜明的时代-地域特殊性（胡泳，刘纯懿，2021）。

本研究将“饭圈”视为一种观察网络粉丝群体的视角，所聚焦的粉丝群体乃是在网络圈子化（彭兰，2019）以及“跨粉都”（trans-fandom）背景下更加广义的趣缘综合体，涉及到明星“饭圈”、“谷圈”（ACGN周边爱好者群体）、“娃圈”（玩偶爱好者群体）、“竞圈”（竞技体育爱好者群体）、同人圈及网络文学爱好者等众多边界模糊的亚文化趣缘圈子，这些圈子普遍受到饭圈文化的影响和启发（金方廷，2024），粉丝个体则多为流动性极高的“跨粉丝”群体（尹一伊，2021）。在研究中，为方便描述，我们将这些趣缘综合体统称为饭圈。

粉丝以偶像（fan-object）为中心，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本真性”情感（Redmond，2015），这种情感也成了黏合粉丝群体的“胶水”（Hills，2015）。而饭圈更是被视为情感丰茂之地，情感和情动理论也成为当今理解以饭圈为代表的网络粉丝社群重要视角，无论是情感政治场域下的动员机制（朱丽丽，2016），又或者微观视角下的个人情动书写（李晓云，王锋，2024），饭圈内部的情感流动在内部划分主体与他者（袁光锋，2024），塑造着粉丝群体的主体性。在本土饭圈实践中，粉丝仰赖着情感共鸣而不仅仅是系统性制度（Mao，Wang & Chen，2023），比如在“集资”和“打投”中，粉丝投入了大量情感劳动甚至在无意中受到严重剥削，但仍表现出对组织的习惯性信任（丁珂玥，胡菡菡，2019），并形成了一种以生产性嵌入维系忠诚和规范的实践（周懿瑾，2021）。

在消费主义和数字技术的双重裹挟下，粉丝与明星之间、粉丝与粉丝之间的信任危机昭然若揭。一方面，跌落“神坛”的明星已然成为欲望经济学下主动构筑的符号性的虚假体系（吴畅畅，顾明敏，2023），在繁琐重复的机械劳动后，粉丝群体遭遇偶像魅力的悖论并主动脱粉（王诗萁，刘海龙，2024）。另一方面，线上社群的公开性，与同人创作的私人性和亲密性形成了对照（郑熙青，2023），粉丝的现实人格与虚拟身份常常呈剥离的状态，并在线上和线下的活动中流露出意识形态缺口（江怡，2021），各持立场的粉丝之间也因为网络信息的不确定性而陷入漫长而无解的“撕架”中（杨玲，2020）。

近年来，粉丝文化研究从文化政治行动框架转向社会治理框架（蔡竺言，刘楚君，2022），既往研究聚焦于饭圈组织的层级性如何转换为自发而高效的行动力（毛丹，王敬雅，陈佳俊，2021；徐婧，王婧涵，2022；黄月琴，黄宪成，2023）。粉丝个体的能动性及现实处境常常被忽略，尤其是当饭圈内部的信任乃是处于一种流动以及发展的状态，粉丝之间的“信任”与“不信任”并非界限分明，粉丝个体采用何种策略去重建他/她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仍有待探究。

信任是讨论社会情感联结的重要视角。作为日常例行互动的必要基础（Zucker，1986），信任的互动框架既受个体心理影响，又受到社会框架的影响（卢曼，1973/2005：7）。卢曼将信任区分为个人信任和系统信任（system trust），后者建立在其他社会系统的沟通媒介（如法律、权力、货币）不被滥用，并持续发挥功能（翟学伟，薛天山，2014：101）。漆亚林和李秋霖（2024）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信任本身就是媒介化的信任，信任媒介在具体的传播情境中参与到行动网络之中，并通过自身的转译者角色参与信任语义的建构，从而促使信任的流通和增殖。而在数字化生存乃至“数据化生存”（彭兰，2022）的语境下，信任关系不仅是存在人与人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人与技术之间（张洪忠，任吴炯，2024）。

平台技术和流量算法如何影响粉丝群体的行动逻辑与情感联结一直是饭圈文化研究的焦点（如：Yin，2020；王仕勇，陈超，2023；孙卫华，刘亚楠，2024），亦有学者试图通过科技中心论的视角，将技术视为“行动者”并纳入研究的元叙事（Zhang，2016：24），但是鲜少有研究关注到技术及其背后的技术文化如何影响特定情感实践的变化，本研究则试图以粉丝之间的信任关系作为讨论此议题的切口。

三

理论框架

自证作为一种粉丝之间建立信任的实践，试图创造出公开透明的交流环境。在现代性的视角下，“透明”（transparency）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奇妙概念” （magic concept），尤其意味着开放性（openness）和即时性（immediacy），在不同语境中承载着人们对现代政治、商业往来、公共交流的不同希望和期待（Alloa，2018）。

从媒介性的角度来看，“透明”是一种视觉装置，意味着最大的可见性，同时带来祛魅的体验（唐宏峰，2022：19）。对于媒介批判学者鲍德里亚而言，屏幕媒介所制造的“透明”蕴含着“恶”的特质，在信息无限增殖的拟像世界中，一切行动和事件都会折射在屏幕上，也都“期待”被拍摄、录像和录音，传播的普遍化与信息的过剩让我们对外界采取防御的姿态（鲍德里亚，1990/2019：71+94）。

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透明不仅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屏幕即时接触到外部世界，更意味着作为信息的数据的高速流通。韩炳哲（2013/2019a：1-2）以“透明社会”描述当代话语中对“透明”的追求是如何与信息自由联系在一起，并视之为肯定社会（the society of positivity）的副产品以及系统性的强制行为：“透明”不仅构成了当今媒介技术的特质，也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暴政”。当人们身处于社交关系激增的超现代时代，“透明文化”也鼓励人们愈加频繁地在网络上自我暴露，并以“交流的强迫症”的姿态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利波维茨基，塞鲁瓦，2011/2020：11）。

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透明性”与信任的关系是纠缠在一起的，两者并非互为因果，而形成了悖论和矛盾。在早期的互联网时代，一些学者也曾热切地畅想过“透明社会”中公民将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权力，对隐私的让渡将推进整体的民主和平等（Brin，1998）。而韩炳哲（2012/2019a：81）则尖锐地指出“透明”并未创造信任，而是破坏了信任，只有在彼此不信任时，人们才呼吁“透明”。

关于数字时代透明文化的批判启发我们关注到粉丝自证实践的矛盾和张力：自证一方面创造了交往“透明”的基础条件，以截屏、消费数据等形式展示的信息让粉丝迅速定位彼此的身份，同时这种“透明”又常常伴随着信息的爆炸和对个体情感差异的磨平。

基于此，我们希冀进一步探讨：粉丝如何利用种种数字技术进行自证并创造粉丝间透明的关系？而粉丝之间的信任在透明文化中又面临着怎样的变化和挑战？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在2024年3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收集经验性材料。通过熟人介绍、线上招募等方式，研究者总共获得了22位访谈对象，并采用线上会议、线下面谈等方式进行了单次或者多次访谈。

样本选择覆盖了不同类型的粉丝群体以及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粉丝，尽可能全面地展现“自证”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者之一也借由作为粉丝的“局内人”（insider）视角，深入K-pop（韩娱）饭圈，将小红书、微博明星超话、周边团购/定制微信群、微博脱粉投稿账号作为研究的线上田野点，并亲身经历了包括购买周边、开周边团、参与线下应援等活动中出现的诸多自证场景，记录下了4万字的田野笔记。

五

为何自证：一种共享规则的生成

（一）从“验粉籍”到自证

在“前饭圈”时代，自证雏形已然呼之欲出，有的目的类似，比如进入粉丝组织前的“验粉籍”要求；有的形式相似，比如网络文学粉丝群体通过制作有理有据的“调色盘”来比对作品抄袭现象。一些粉丝提及在早年的饭圈经验中（2019年），类似自证的“验（粉籍）”的实践方式常常是“私聊”而不是公开“晒图”（Tia-su，2024年8月29日）。“验（粉籍）”与自证尽管在诉求上相似，但在话语表达和实践方式上形成对照，“验”指向他者，而自证则指向自我，前者被动回应诉求，而后者则呈主动姿态。这种主-客之间的转化也带有一种实践场域的流转，粉籍从个人属性的展演转化为一套可以流通的公共话语。

自证实践的标准化和常规化（routinisation）过程与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的粉丝同人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其中饭制周边的相关实践中较早出现了明确的自证环节。在2019年之前，有属性的娃圈（以真人明星或乙女游戏角色为原型）中的“娃妈”在贩售前开始流行“自证”，以确认“娃妈”是圈内人并且对明星/角色有着较大的金钱投入，即是真正的粉丝/玩家，而不是来“圈钱”的（阿雅船长，2024年12月24日）。在2023年后，各类饭圈的网络社群中开始出现大量的自证实践，并形成了固定的话语表达和集体的共识规范。

自证尽管秉持自发主动的姿态，却以粉丝之间的不信任为前提。其实践背景与网络社群的发展形成共鸣，同时也带有某种新自由主义迷思（Linden & Linden，2017：68）。

首先，自证现象的涌现与网络社群的高度的连结性和公开性息息相关。正如既往的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以被粉对象为核心的“资源导向型”粉丝社群逐渐转化为以粉丝社交关系为核心的“关系导向型”粉丝社群（Yin & Xie，2018），粉丝的日常活动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关系的管理上。“如果solo追星（指独自一人追星）是不要自证的，抱着交往的需要，想要互动，自证是必不可少的。”（李李，2024年4月15日）这一观点也在差异化的访谈对象处得到了验证。

当粉丝交往的平台不断扩张，小型集合体以群的形式在不同社交平台活跃起来，组织群的门槛降低，而筛选机制也更加细化，比如符合“属性”的粉丝才能进入相应的群。在研究者加入的韩娱某“CP粉”微信群中，随着群规模的扩大，管理员发起群接龙要求所有群员公开自证，目的在于“避免‘黑粉’和‘对家’（指有竞争关系的艺人等）的混入”以提供一个粉丝“真诚并且无拘无束交流”的平台（田野笔记，2024年10月6日）。

另一方面，随着商品以及周边的购买和交易已然成为饭圈交往中越来越重要的构成部分（黄华，吴越，2023），人们表达爱意的方式总与形形色色的消费实践结合在一起（Illouz，2007：98）。微妙的是，粉丝在同人创作中以“文本盗猎者”（詹金斯，2012/2016）的姿态与商业文化相抵抗，“本真性”（authenticity）被视作“商业化”（commercialism）的反义词（Linden & Linden，2017：21），但在“自证”的过程中，被粉丝群体所“质询”（inquiry）的“本真性”却常常与“商业化”密切勾连，尤其是在饭制周边的制作销售过程中，粉丝们一边期许着“同担”（指喜爱同一偶像和角色的粉丝）可以“无盈利”和“为爱发电”，同时对“后援会喜提海景房”“圈钱跑路”等场景充满恐惧。

值得注意的是，粉丝群体中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物品未必总是实体物，也有以“期货”的形式进行交易的（比如约稿、票券、预售周边等），交易中可能存在的欺瞒、诈骗、跑路等情形数不胜数，由于缺乏系统的保障，粉丝个体唯有依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微观策略保障财产安全，而自证则成为享有圈内共识的预防措施。

在具体实践层面，自证可被区分为程序性自证和事件性自证（举例如下表所示），两种类型的自证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常常互相嵌套的，比如“脱粉”时的自证既是要建立信任关系（让其他粉丝相信她/他曾经是一名真正的粉丝），而脱粉宣言中尖锐的言辞也已经隐藏着信任危机。

（二）自我治理的透明主体

自证的材料并非手忙脚乱的东拼西凑，往往是未雨绸缪的细心筹备，甚至自发而为，比如一些粉丝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首页置顶自己的自证：有的是九宫格都放不下的密密麻麻的消费证明，有的则会含蓄一些，展示自己和喜爱对象的珍贵回忆，在标榜“粉籍”的同时以便于同担进行确认。

如果说信任他人意味着让渡一部分主体性，那么说服他人信任的自证过程则是试图建构主体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常常带有记忆的回溯、矫饰、伪装乃至反思怀疑，在面向他者寻觅身份认同之前，粉丝首先试图合理化自己对偶像投注的爱意。因为自己喜爱的偶像“塌房”，访谈对象李李愤怒地在微博上发表了谴责该偶像的小作文，“我把以前的微博翻出来，证明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他，我从12年就开始关注他，换来这么一个结果，感觉有一种自己的沉没成本被浪费了。我把这些经历都整理出来，感觉也是对自己喜爱他的经历的回忆”（李李，2024年4月15日）。除了整理自己的回忆，李李也会去微博搜索前偶像的名字，看其他人的脱粉小作文，在“塌房”事件发生以后，备受打击的粉丝们通过分享类似经历，形成了“情感共同体”，在交流比对各自的追星经历和情感体验之后，终于还是逐渐走出阴霾，开始下一段人生旅程。

自证同时也是粉丝试图将自己的位置摆放在“合格的”粉丝位置之上的过程。第一次开团的娃妈小点因为“看到其他娃妈被挂，我就提前把自证材料准备好了，放在群里让其他‘妈咪们’（购买娃娃的粉丝）也安心”。看似主动的自证实践背后常常是承担着道德焦虑的负载，因而粉丝通过自证建构出的自我常常也是符合集体道德想象的自我。个体在社交网络上的“透明”姿态变得尤为重要，缺乏信息的不透明的个人主页常常会让其他粉丝警惕和怀疑。

由于社交媒体上的自证通常是面向未知的受众，尤其是公布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自证，因而粉丝在展演过程中有赖于高度敏感的自我审查，有时也会利用多个账号来安置不同的身份展演需求。访谈对象池酱提到她在微博上用来追星的账号会特别注意转发的内容，“有时候参加抽奖或者线下活动，组织者会来检查账号，要经常给那些明星转发点赞，这样页面才好看，而且你也不知道别人雷点是什么，所以账号里不能有‘嘴’（批评）别的明星的内容”（池酱，2024年3月3日）。这也让自证的意义不只停留在被规训，而是成为自我治理的手段——规训意味着服从于某个大型权力装置的管辖，自我治理则意味着粉丝群体主动自发地进行身份的自我审查和修订。

（三）“可见性”的分配与控制

当个体的媒介呈现变得透明，粉丝的自我身份似乎变得清晰可见，而调控这种“可见性”（visibility）正是让自证逻辑运转的重要机制。在饭圈文化制度中，对可见性的管理主要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分配谁的“发声”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看见，另一种则是滋生出了“不可见性”被曝光的隐蔽威胁。

如今，算法成为可见性与注意力的新生产机制与逻辑（周葆华，2022），可见性不仅带有媒介物质性的色彩，更可以商业化，左右着个体在平台交往时的体验（高艺等，2022）。在粉丝社群的管理机制中，自证已不是潜规则，而是公开的验证手段。尤其是在粉丝试图贩售饭制周边时，是否有自证决定了该粉丝能否在人群更加聚集的线上场域（如超话，粉丝群等）进行公开宣传。

自证更加直白的用途则在于粉丝之间的发声较量，这也被称为“开麦费”，粉丝群体之间权力制衡背后除了需要财力的支撑，还需要通过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日常性以及叙事性（storytelling the everyday）的展演（Reade，2021），其中考量的是粉丝“媒介化的本真性”（mediated authenticity）（Tolson，2010）。访谈对象Tia-su（2024年8月29日）提到自己曾经身处的内娱饭圈：粉丝可以与偶像团队直接进行沟通，但最终发言权总是掌握在少数粉丝手上。尽管Tia-su为偶像花销巨大，但鲜少刻意展露，在一次她与圈内活跃的“富婆粉”的意见交锋中，她并未获得其他粉丝的支持，甚至被质疑粉籍和属性，让她倍感挫折并一度退圈。在可见性的权力分配上，有时自证的媒介再现方式甚至超出了“氪金”实践本身，“那些‘富婆粉’花得可能还没我多，但是她们总是发微博，有大量的‘腿毛’（指‘大粉’的粉丝）支持她们。”Tia-su如是解释自己“发声”失败。

分配可见性的权力机制也体现在与饭圈相关联的诸多媒介实践中。近年来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上涌现出大量接受匿名投稿的bot账号，这些由人工管理的账号以“内容众筹”（陈若茵，2021）的方式获得了广泛的情感共鸣，其商业价值在于获得了平台流量的倾斜而具有变现的潜力。在以“脱粉”为主题的bot账号中，稿件差异化的点赞和转发数据则暗示着受众注意力的投入并不均等，评论的态度也根据投稿的内容千差万别：那些自证明晰，尤其是彰显出消费数额庞大的投稿常常因为明确的身份确认而更能引起同情，而自证模糊或者不足的投稿则被当作“披皮黑”（即假装是粉丝的人）的炒作而被受众刻意忽视。

可见性的另一面——“不可见性”——则涉及更加残酷的网络暴力机制。自证为粉丝之间的交往，尤其是经济相关的交往带来了临时性保障，而这种保障背后的机制是将网络曝光作为潜在惩戒手段。从理性选择论的角度来看，信任从个人选择上升到社会制度常常需要道德约束以及惩罚手段（翟学伟，薛天山，2014：120）。在饭圈的信任制度中，“挂人”（指曝光道德失范行为）常常作为对失信的最严重的惩戒：被曝光失范行为的“瓜主”一时间处于风口浪尖，面临着网络暴力乃至社会性死亡。

但自证实践中的“被迫可见”恰恰意味着个体失去了对“不可见性”的掌控。说唱歌手乃万公开自证后，被网友细致挖掘消费场景和账号信息，其中也混杂着极端的个人攻击。“自证”如果要足够透明，难免透露隐私信息，而“火眼金睛”的网友擅长找出自证中不恰当的“蛛丝马迹”，乃至捕捉到一些日常生活的痕迹，留下被“开盒”（即公开真人信息）的风险。

当个体的声音被隐匿在浩瀚的数字海洋中，唯有借助平台才能让心意或者创意“可见”。孙玮和李梦颖（2014）将社交媒体可见性视为新的公共性，建立在阿伦特的“自由言说”和戈夫曼的“自我呈现”之上，但也正如胡翼青和王沐之（2022）所呼吁的，媒介性的可见性往往只构成了某种表象，更需要我们去探讨的是“可见性”本身遮蔽了什么。即什么样的声音才会被饭圈的权力机制允许表达？要怎样去发声，才可能捕捉流量和广泛关注？当大部分的自证要求都是围绕着金钱投入，粉丝个体抒发对爱豆情感前首先想到的是寻找消费的记录，粉丝群体对可见性的追逐同时也在挤占着情感沟通的空间。而当隐私作为“不可见性”面临着失控的风险，透明化带来了交往意义上的暴力和个体感受上的无能为力。

六

自证技术：信任的数字化

（一）“信誉资本”与情感的量化

对于粉丝个体而言，信任既是理性判断，同时也是一种情感关系，如何在理性与情感的换算中自洽，是许多粉丝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在当今饭圈的消费体系中，溢价、有价无市、捆绑销售的现象比比皆是，个体的可信任性（trustworthiness）常常处于更加复杂的计算系统之中，不同的自证材料“含金量”也不尽相同。那么，在自证实践中，粉丝基于什么原则比较和权衡彼此的“信誉资本”？

“信誉资本”与亚文化资本紧密相连，锚定着粉丝在饭圈内的位置。过往研究指出粉丝群体中亚文化资本的流通为来自不同阶级和背景的群体搭建了一个平等的起点（Thornton，1996：182）：粉丝试图在这个理想化空间中暂时逃避现实社会的规则和交换符码。其中亚文化资本以“品味”为篱墙，与主流社会的资本相区隔，但经济资本与亚文化资本的转译仍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尤其是在当今以消费为导向的饭圈文化中，粉丝的渴望（desire）通过被数据化以进行管理（Stanfill，2019：81），消费成为一种道德想象，判断着情感的真伪与强度。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用于自证的“信誉资本”与主流社会的货币可以等比兑换，消费的主体、对象以及消费的场景都左右着“信誉资本”的累积程度。比如对于尚未经济独立的“学生党”粉丝来说，较低金额的花销是可以被理解的；除了为自担消费，更重要的是不能为其他偶像尤其是“对家”花钱，这也让“团粉”（指喜爱整个团体的粉丝）和“CP粉”（指喜爱一对形象的粉丝）时常陷入自证的困境：“CP粉”很难“一碗水端平”，尤其偶像之间常常又是竞争关系，CP粉常常被双方的个人粉丝所排除，因此需要更加努力地消费才能实现自证（叶子，2024年8月21日）。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1997/2021：55）在《金钱的社会意义》（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然而，脱离了“工具性”考量的消费仍无法逃离“计算”的阴霾。通过展示更稀有的周边尤其是透露购入来源，粉丝尤其能佐证自身的“实力”（消费能力或者文化品位）（久九，2024年4月16日），同时“高自证会让人觉得更靠谱，我会想她都比我花得还多了，还在乎我这点小钱，大概率不会卷款跑路”（小点，2024年5月10日）。

尽管“信誉资本”的换算逻辑无法完全等同社会经济交往逻辑，但是“信誉资本”却能实现跨圈子的认同，并形成了饭圈文化内部通用的实践逻辑。其情感共鸣常常落足于过度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常见的“花了钱为什么不能说”的说辞建构了粉丝情绪表达的合法性：无论是粉丝批评偶像，还是玩家不满游戏机制，又或者是爱好者“退圈”“弃坑”，只要亮出可观的自证材料，证明自己深爱的痕迹，一切就都变得情有可原。

（二）陈列爱意与技术信任

有学者将当今人们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比拟为“陈列”（董晨宇，丁依然，2018），而粉丝的自证则是一种极致的陈列形式：扁平，表格化，试图囊括一切数字痕迹。由于自证材料常常难以“一图以蔽之”，而展演的空间和受众的注意力又常常受限，因此粉丝自证材料常常会以列表以及拼图的方式分门别类地进行浓缩并形成视觉上的冲击力：平铺开来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材料意味着投入之巨大，纷繁而冗杂的数字则强调着爱意之深切。

通过制定自证材料的提交规则，粉丝群体内部试图将自证规范化，自证的要求和明细常常以图表的形式出现在个人账号、交易超话、后援会活动的置顶，以表格形式展演的数据不仅一目了然，更是便于数值之间的比较。在自证的媒介形式上，截屏和录屏仍然是最常见的自证手法，数字时代的信任机制从“眼见为实”转变为了“截图为证”。屏幕截图技术勾连起了人与非人的行动者，并提供了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来表现、储存和传播那些原本在屏幕上转瞬即逝的时刻（Švelch，2021）。截图以直观的视觉体验以及其可复制性、可存储性、分享性和瞬发性（宋美杰，陈元朔，2021）带来了想象性监控和信息交流的透明感。

在信息安全层面，自证常常涉及金融交易的隐私，同时自证也面临着被盗用的风险，于是水印和“打码”则是虚弱无力的防护罩：其中水印主要是为了证明自证材料的唯一性（即专属于某个粉丝某个场景的应用），打码则为了保护隐私信息。悖论之处在于当信息中隐私被遮蔽，其可信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水印只是构成形式上的“防伪”。

当粉丝彼此的身份在网络的重重遮掩下充满了未知，粉丝之间的信任岌岌可危，粉丝们却仍对技术抱有依赖，这种“既信任又不信任”的矛盾状态不仅仅是由于粉丝个体间巨大的差异，更是由于现代性中的“脱嵌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在现代性的视角下，脱嵌机制的抽象关系中缺乏真实的“相遇”，因此吉登斯（1990/2022：98）将非专业个体与抽象体系代理人之间的连结处视为“接入点”，即“抽象体系的薄弱环节，又是信任得以维系或建立的交叉点”。自证实践中，涉及到的种种数字技术以及背后的权力机制则成为连接粉丝个体和群体信任结构的“接入点”，通过对技术本身的确认和信赖，粉丝之间的信任关系得以产生并持续运作。

在网络信息的技术背景下，自证使用的数字技术手段也带有鲜明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即信息一旦公布在网络上，便意味着被永久保存流通，不可能如实物证据一般被彻底销毁。对于许多粉丝来说，无论是社交平台还是社群中都需要谨言慎行，应援打卡、消费记录更是要时时记录、刻意展现，任何不合时宜的行径都有可能成为未来被“审判”的“赛博案底”，因此，当人们在享有进行自证的权力时，却常常无法拥有撤销自证乃至不去自证的权力。

（三）透明的暴力拓扑学

系统论社会学流派代表人物卢曼（1973/2005：36）认为，信任是一种用于简化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机制，有益于消除模糊性带给人的恐惧。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自证最直接的动机是通过“透明化”的方式让一切变得清晰可控。

回到粉丝群体最为关切也最为困惑的问题，贯彻透明原则的自证实践是否制造了信任或者解决了信任危机？当透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运作逻辑，粉丝群体能够通过自证迅速确认同担，并一定程度上消除交易和交往中的风险，但这是由于当相异性被机器吸收（鲍德里亚，1990/2019：68），同类间的连锁反应更加高效（韩炳哲，2013/2019b：146）。因此，粉丝群体更乐意与属性一致的“同担”聚集，并时时清除列表中的“异己”，但这也让交往本身变得单一空洞。

韩炳哲用“拓扑学”来形容暴力在当今的变幻，其中心理内向化则是现代暴力发生拓扑式置换（topologische verschiebung）的核心方式之一（韩炳哲，2013/2019b：12），当今的暴力“一再剥除他者或敌人身上的排斥性，变为直指自身”（韩炳哲，2013/2019b：4）。透明所造成的暴力正是这样一种内在的更加隐蔽的暴力，即一种消除差异化和复杂性的暴力。与此同时，透明并非是一种稳定的结果，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暴力状态，坏的透明唯有仰赖于更多的透明去愈合（Alloa，2018）。

研究者在一次贩售自制周边的过程中同样也被要求自证，一位买家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如果方便的话，老师可以在群里公开一下是‘唯粉’（指一个团体中只喜欢一个成员）的自证吗？之前跟团被‘CP粉’骗，被搞怕了”。在看似温和的督促下，研究者陷入了不得不自证的情境并倍感惶惑，一方面因为个人身份被怀疑而感到愤慨，另一方面也因为身份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尽管也曾有过不少的消费，但相较于圈内“大粉”来说仍是微不足道；而研究者主页也曾有过关注CP超话的痕迹，这也让研究者反思作为一名“唯粉”的行为规范（田野笔记，2024年5月16日）。

尽管研究者的自证勉强通过了其他粉丝的认可，但是并非所有自证都能指向和平的沟通，很多时候自证引发的是更多的核查、怀疑和讨伐。当说唱歌手乃万晒出作为自证的购买周边的小票后，风波并未停息，反而愈演愈烈，乃万的自证被玩家们仔细“盘查”并试图找出纰漏，不少玩家也随之晒出自己的游戏中的自证以表明真正“氪金”玩家的姿态。

在饭圈文化中，“粉籍”（即喜爱的是什么对象）和“属性”（既包括喜爱的是什么对象也包括是如何喜爱这个对象）都被粉丝所顾虑。于是关于粉丝“本真性”的考量不再是一道关于“真/假粉丝”的二元是非题，而是变成了一种关于“强度”的拷问：其中既包括情感的强度，更指向亚文化资本的累积；既是在评估如何去爱，又是在计算在爱的过程中投入了多少，最终指向自己或者彼此是否拥有作为一名“真”粉丝而发声/行动的资格。

“评估”与“计算”的视角遍布在整个自证过程中，其缺陷在于将一切数据化，而无法理解具体的人及其行为动机。正如韩炳哲（2013/2019a：4）所洞察的，信息畅通的世界如同透明的机器，而其暴力之处在于将人类个体视作机器系统中的功能组件。信息的透明仰赖着信息的极致对称性，一切以可量化的数据形式进行累加，而个体在情感上微妙的投入、复杂的情绪和游移的爱慕则因为无法化约为具体的数据而被磨灭淡化。

自证设置的重重关卡形成了粉丝之间情感联结中的断裂和沟壑，也让有着不同消费观和媒介使用习惯的粉丝个体面临着自证困境。访谈对象羊羊是竞技体育的爱好者，年龄稍长的她平时并不混迹于社交网络，在去观看线下比赛时，她想要去领取自己喜爱多年的球员的应援物，却因为穿着印有另一位球员标识的球衣而难以回应“你是唯粉吗？”这样的自证要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证明自己真的是粉丝，只好转头走开了。”（羊羊，2024年4月22日）由于缺乏可视化的材料，粉丝个体的深切情感反而变得不可见。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饭圈环境中，粉丝们常常草木皆兵，在不断自证以及要求他人自证的过程中，信任关系变得愈加脆弱，并且指向对整体系统的疑虑。在吉登斯看来，信任的对立面不仅仅是针对系统或者其他人的“不信任”，而是由于存在于个体本身的“一种生存焦虑（angst）或忧虑（dread）的心态”（吉登斯，1990/2022：111）。透明的悖论在于并不存在真正的透明，而是永远处于一种消除不对称性的状态之中，正如拉图尔宣称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我们恐怕也从未透明过（Alloa，2018）。自证也因此永远难以实现其预期的效果，而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般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七

结论与讨论

当个体原子化遇上数据化生存，粉丝个体既在寻觅关系和认同，也在建构边界，不断地从数据库中攫取标签，又在形形色色的身份中辗转流离。数字自证，作为粉丝展演“本真性”的一种媒介化手段，呈现出一种追求高可见性的透明姿态。而随着粉丝群体间边界的模糊，自证实践在广泛的网络社群中标准化和常规化，连结着粉丝个体身份认同以及群体情感的聚合，激发着网络社群连结交往的想象力，同时也成为我们讨论当下数字个体生存境况的一张“切片”。

在韩炳哲（2013/2019a：82）所批判的“透明社会”中，透明正在取代日渐式微的道德审查机制，让人联想起福柯对“全景敞式监狱”分析中将可见性视作为权力而服务的充满统治性、无所不见的注视（吴琼，2006）。在自证实践中，我们一方面看到粉丝群体试图构建某种标准和秩序以对抗信任危机，社交平台的展演被视作重要的监察手段，但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这种道德监察不仅仅来自外部的社群，更是粉丝主动的自我审视。因此，自证和以往粉丝文化中的身份认同有所区别的是：不再有某种权威可以充分赋予身份的合法性以及行动的正当性，粉丝个体必须成为自我推广、自我管理的企业家式的主体（Linden & Linden，2017：79），通过自己的实践予以身份的验证，而大部分实践最终只能落足于消费。这不仅仅是因为消费主义与文化工业的深度绑定，更是因为消费能够产生最直接的数据。于是，饭圈中的情感体验与狂热消费、数字理性深度纠缠和捆绑，最终流于扁平的缺乏深度的数据展示，自证时使用的截屏定格同时也解构着粉丝们的爱意。

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和让·塞鲁瓦（Jean Serroy）（2011/2020：9）指出在影像过饱和的“总体屏幕”（L’écran global）时代，个人主义面临着悖论，“他人不再是地狱，与他人失联才是”。透明的暴力同样体现在为追求连结而让渡的隐私边界。在自证过程中，粉丝策略性的将自己的爱意和忠诚以最显著的方式陈列，其中既包括消费证据的囤积，也包括日常性的媒介展演。但是这种展演常常是不稳定的甚至是失灵的，粉丝对“本真性”的判断不再具有二元的标准答案，而变成了不断计算、评估与比较的过程，通过对身份进行分类和筛选，粉丝群体将审判的目光愈加频繁地投向自身。

自证现象既是源于网络环境中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又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来弥合社交网络中的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在自证所仰赖的技术信任背后，平台、粉丝、资本以及官方机构之间的权力较量仍不容忽视。比如在可见性的操纵层面，算法乃至算法背后的资本运作并非唯一管控流量推送的权力装置，粉丝社群作为组织动员粉丝力量的主要来源，其管理层同样牵制着粉丝个体话语的“可见性”，而粉丝个体的媒介呈现技巧则决定了粉丝话语的指向。因此，技术可以制造透明，却绝非在创造中立，在权力较量中总是带有某种倾向性。

在被视为“宇宙沟通学/传播学”（邓建国，2023）的科幻作品《三体》中，三体人可以直接通过“思维电波”进行高效沟通的交流方式让人印象深刻，尽管无法撒谎的透明思维最终成为三体人的致命弱点，但“透明”仍然透露出对未来传播的想象：正是因为能够毫无障碍地传播信息，三体人的文明和技术才高度发达。然而回到现实中的传播环境，信息的“透明”并不意味着丰富和多元，更不意味着彻底摆脱了传播机制中的权力较量乃至赤裸裸的剥削，当数据替代了叙事，计算成为爱意的表达，新的交往模式和文化实践随即生成，其背后所造成的隐形的暴力和存在性焦虑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2期。

本期执编/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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