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债风云：蒙元帝国的晚期财产改革

公元14世纪中期，蒙元看似依旧是那个如日中天的强大帝国。其统治区域可由西伯利亚冻土层向南，一直延伸到炎热潮湿的北部湾水域。哪怕内部斗争激烈，大批君王如走马观灯般争相谢幕，仍不影响其得天独厚的世界地位。

然而，上述情况即将因元顺帝的励精图治而发生剧变。作为内斗的最终胜利者，他本应将王朝重新拉回到中兴轨道。奈何以化债为目标的改革过于折腾，直接激发出更为可怕的连环性崩溃。

妥协产物

14世纪初的蒙元帝国版图

相比于其他朝代，蒙元无疑中国历史的最大奇葩。不仅在于其统治者是蒙古外来户，连负责财政管理的色目人也多与中原旧俗不和。前者只知好大喜功、花销如流水，对如何维持财政平衡毫无概念。后者虽富有金融手腕，但必须把服务前者作为工作重心，以至于榨取财富时极端高效。无论滥发纸钞，还是偏向于使用贵金属货币，都是不断在用新钱替换旧钱，用新的债务稀释过往亏空。

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立即对日常处于紧缩状态的中原地区造成严重危害。除体量较小的自耕农外，广大坐拥良田庄园的地主亦深受其害。原因无他，就是传统农业经济模式强调机械、稳定，以便周期性吸纳新财富，与脚下土地做相互绑定。但在新币越发越多，旧币瞬间贬值的激进状态下，其手中财富严重缩水，无法维持原先的田园牧歌式安逸生活。

蒙元为集中财富一度只允许纸钞流通

与此同时，蒙元的最高统治阶层内部，因利益纠纷割裂为两大派系：

其中的一方更具原教旨风采，认为色目专家的金融游戏并无不妥，反而是利于敛财的天赐良方。只要朝廷注重大运河等水利设施建设，吸引更多胡商到特定城市贸易，懂得靠赏赐、军功奖励等方法投放货币，就能确保社会的基本平稳运行。至于非核心区域的土地，完全可以分配给贵族军功集团使用，从而降低自身的维护成本。

另一方汉化程度颇深，觉得表面积极的财政实则过于粗放。尽管离不开定期发新钱冲抵旧账，但并不完全遵循中原旧俗，禁用贵金属而只准使用成低廉的纸钞。同时，又要求朝廷严控各类支出，不惜放弃海上漕运等多元模式，将有限资源进一步集中到手。乃至屡屡推行官营经济，将更具竞争优势的民间力量踢出局。只是因为对土地产出的认定存有底线，反倒是更容易收获小地主阶层期待。

元朝内部的两大集团分别倾向于胡化与汉化

正因如此，元朝在忽必烈死后陷入长期动荡。两个阵营利用姻亲关系，不断交替扶持皇位继承人登基，又相互拆台制造危机乃至爆发两京战争。有的君主在位不过几年，就莫名其妙的病逝下台，生前偏向的政策也会被后来者全盘调头。以至于外省官宦都必须选择站队，底层人的痛苦更是无以加复。

本文主角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就是长期内斗后的妥协产物。在成为元顺帝前，这位来自西北中亚地区的皇子可谓是跌宕起伏。虽然出身高贵的黄金家族，但从10岁起就不断遭政变牵连。两次被当权者流放出大都，要么是去高丽的苦寒之地磨炼，要么是蛰伏于瘴气横行的岭南广西。最后还是被杀父仇人赦免，于1333年勉强继位。

元顺帝继位前曾被两次流放

即便如此，年轻的元顺帝还要应付双重威胁。其中既有与自己不对付的仇敌集团，也包括主动攀附自己的新兴权臣。例如其执政初期的权臣伯颜，就被他钦定的贤相脱脱赶下台。

随后，他主张恢复科举制度，准备用重新选拔的青年才俊，替换暮气沉沉的贵胄官僚。同时出资编纂宋辽金三朝史书，作为稳住思想领域的文治工具。另在对外领域保持温和姿态，积极同罗马教廷保持联系，并且为法国人赠送的“天马”感到高兴。

随着元顺帝继位动荡的帝国局势似乎有转危为安迹象

财政吃紧

财政问题在元朝中后期相当突出

当然，元顺帝面临的最大问题来自财政。由于历代君主欠账，以及翻来覆去的政策更迭，原先的发行的各类纸钞已不堪大用。但蒙古贵族们又不希望完全开放贵金属流通，稀释手中的真金白银储备，便将目光投向传统铜钱。公元1333年，也就是顺帝刚刚继位后不久，他们便不断上疏要求恢复古朴币制。

彼时，元朝的经济体量相当庞大，可供充当税基的部门十分广泛。除常见的农业税与人头税外，不断增涨的贸易额也推动者商业税高涨。朝廷本身还垄断着食盐、酒、茶等紧俏物资，仅靠专营就能收获颇丰。因此，若能尽早确定货币改革方向，完全不至于落到后来那般田地。

即便到后期元朝的经济总量仍旧相当雄厚

讽刺的是，妥懽帖睦尔生似乎有些生性抠门，看到发行铜钱的成本就心中不悦。以至于相关讨论被反复多次，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将旧事重提。但翻来覆去都是那些陈腔滥调，能作决策的皇帝却是能拖就拖，害怕轻易变动引来其他问题。

稍后迫于形势危急，才勉为其难采纳大臣偰哲笃和武祺的旧方案。一面照旧增发新的中统交钞，同时采取钱钞兼行策略作补充，允许至正通宝与历代铜钱并用。而且为防止民间假冒，特意增大发行量来充实流动性，希望能用大水漫灌的形式滋润经济。

纸钞始终是蒙元最看重的货币形式

另一方面，蒙元朝廷的改革家们准确预估到：倘若纸钞与铜钱同步投放市场，那么民众多会倾向于本身价值较高的铜币，变相抵制仅是信用凭证的纸钱。

所以，在不断增大纸币投发力度之际，还要严控铜钱的生产规模。为的就是要倒逼市场接受更多中统交钞，又不会因铜钱缺位而彻底丧失信心。

蒙元时期的铜钱

事实上，蒙元当局的确为推行改革而花费很大力气。先是颁布诏书设立“诸路宝泉都提举司”，执掌至正铜钱的铸造工作，同时也负责印造交钞。后来又立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等路，继续扩大货币宽松力度。

甚至摸索出所谓“胆水浸铁以成铜”,也就是利用硫酸与铁发生的化学变化来提炼纯铜。从而减少费用，并且方便铸造出更多铜钱。

蒙元后期的改革方向就是扩大市场流动性

惨淡收场

扭捏性格让元顺帝经常举棋不定

可惜，元顺帝那种优柔寡断的扭捏个性，让本应尽早开启的货币改革延后。以至于新钞才发行不久,大规模农民战争便突然爆发。到公元1351年5月,大江南北各处都燃起硝烟。

随之而来的收人减少,以及军费支出日益增多,迫使朝廷加大货币发行。短短几年间，印刷出来的纸钞总额就高达600万锭，比先前的印造量高出三倍。这就让一切成果失去意义，无法遏制的恶性通胀彻底爆发。

频繁大兴土木让蒙元被俘着巨大财政负担

其次，蒙元贵胄们的骄奢淫逸，很大程度上加重着财政负担。仅在早期的1292年，财政收入2978305锭，而支出已高达3638543锭，赤字达660238锭。除疏通运河、兴修堤坝等必要工程，更多资金都用于扩建大都、私人宫殿或庙宇。

而且每缝乱局平息，都会疯狂赏赐功臣，安抚那些利益受损的潜在对手。这类贿赂多以货币形式支出，立即成为守财奴们的窖藏宝货，无形中又稀释掉部分市场流动性。

黑死病流行也给蒙元统治带去沉重一击

此外，来自中亚地区的黑死病，也曾肆虐元朝后期的中原大地。由于发展速度极快，杀伤力又超乎想象，给很多区域造成严重损害，正常的生产、纳税活动都戛然而止。当黄河水患在差不多时间内来袭，缺乏造血能力的大都当局便彻底失去对局面掌控。

于是，红巾军公然造次，盐商贩子张士诚和物流大亨方国珍高举义旗帜，最后连基层县官何真与民兵队长陈有定都不再服从命令。

红巾军无疑是终结蒙元统治的催命符

元顺帝对此毫无办法，一度痛苦于连号称忠臣的王保保、李思琪等勤王军阀都无法调动。只能继续深陷宫廷内斗，坐看自己的江山被一点一滴蚕食殆尽。

公元1368年7月，朱元璋的明军兵临大都，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携宗室、家眷和百官出逃，余生都没能再回到故土。其中的一些年长者，就出生或成长于忽必烈时代，对王朝之初的盛况仍感觉历历在目。结果却在晚年颠沛流离，成为处境日艰的前朝遗民，心中的五味杂陈势必溢于言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