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我军都抽什么香烟？

烟草对人体的负面作用不容小觑，但在战争年代，一支支香烟对前线的战士们来说却是精神良药。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在敌人的封锁之下，各种稀缺物资的获得都是问题，除了武器和食物外，战士们最需要的物资便是香烟。

香烟，是一种习惯

艰难的革命岁月里，烟草成为许多革命战士的忘忧良伴，毛主席也总是在烟雾缭绕的书房内度过整个夜晚。

最初的红军时期，军队中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足够的渠道为将士们采购香烟，无论是上级指战员还是普通战士，大家都能靠旱烟来解乏，经常出现几个人共吸一根烟的情况。

每当打了胜仗，收拾战场的时候都会去摸一摸国民党军的口袋，那会的国民党部队掌握着更多资源，部队派发的香烟种类也比较多，级别高一点的军官还经常会随身携带“老刀”等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卷烟。

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缴获当然是我军战士获取香烟的一种重要渠道，但这个渠道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家只能自己想办法。

为了保证香烟的供给，一些将士就会寻找当地老乡采购一些烟叶，把烟叶用包裹起来后就用火抽，能缓解一部分香烟紧缺的问题，但还是没有卷烟的口感。

因此，将士们之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千两黄金、仙女媳妇，大鱼大肉抵不过一支烟让人舒坦。

国共合作已经形成，问题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战士的物资供给是非常严格的，甚至还有过一段时间的封锁措施，香烟供给本身就是大问题，既然国民党不愿意，那么还是得发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优良传统。

这种情况真正得以改善，已经是在1942年了。

当时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在盱眙县黄花塘师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阵阵缭绕的烟雾使得张云逸咳嗽不止，他知道这并非卷烟散发出的气味。

仔细低头看去，不少级别不低的干部都是用树叶卷烟来抽，还有几个小战士竟然偷偷溜进会议室捡别人抽过的烟屁股，这件事令张云逸很不是滋味，他第一时间找来供给部的胡弼亮说：“你们当领导，要关心战士和干部的生活问题，吃穿用都得关心解决，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

胡弼亮吃了一惊，毕竟办烟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张云逸早已做好决定：“困难是难免的，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尽快把烟厂给办起来。”

正当胡部长焦头烂额时，新四军成功打下了天长县铜城镇，这里原本是国统区，敌人的封锁使得“洋烟”进不来、“土烟”供应也有问题，镇上几个商人搞了一部卷烟机，专门生产一种名为“神龙”的香烟。

原本市场反馈还相当不错，可国民党却逮着大户“薅羊毛”，几下就把烟厂弄得奄奄一息。

张云逸当即指示先给烟厂派发一笔资金，恢复生产以解燃眉之急，按照“合资办股份公司”的方式来，新厂就这么确定起来了，过去这家生产“神龙”的烟草公司，在大家的共同取名下开始生产“飞马”牌，其母公司起名为“新群”。

所谓“新群”，便是新型群众；“飞马”则象征着革命形势将宛若万马奔腾。

为了购买卷烟机，张云逸咬着牙批了42淮南币，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一头200多斤的大肥猪，因此后来就有了“一头大肥猪变成一家烟厂”的说法；还有几位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弄来了锌板，这才解决了烟盒的印刷问题。

起初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部队随军家属、合作社原本的管理干部与工人，再加上当地招来的一批工人，烟厂的地址位于铜城镇西边小李庄的一处地主院落，除了10间正房作为车间外，其他的房屋则改造成干部和工人的宿舍。

设备非常简陋，但也为快速投入生产扫平了障碍，新的烟厂从1942年上半年便开始投产。

刘葆华担任新群烟草公司首任经理，他是个非常有生意头脑的人，明明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却想方设法在选料上精益求精，有了质量保证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开销路。

为了开辟秘密运输通道，他找到当地的“龙头”，让他为抗日战争出一份力；后续运输过程中，遇到一些顽固敌对分子作梗，新四军则安排锄奸队坚决镇压，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秘密通道也被快速打开。

在销售的过程中，刘葆华还非常重视烟草升级，经过摸索和试验研制了特有的香料配方，使得“飞马”的声誉越来越大，很多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都有了稳定的口粮，成果还惠及延安。

淮南根据地的干部经常会去延安学习，他们每次去都会带上“飞马”香烟。

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群烟厂每天都能生产600多条香烟，大部分都是供应部队，切实解决了干部和战士“抽烟难”的问题，达到了张云逸的要求。

在一些商人的倒卖下，“飞马”因质量上乘一度走进了国统区和沦陷区，彻底站住了脚跟，而运输过程也完全是“方法总比困难多”，装在“大英”牌香烟空盒中运出去。

除了解决了部队战士吸烟的问题，“飞马”还为战士们换回了药品、钢材、肥皂等用品，发挥了巨大作用。

到了抗战尾声，烟厂在合并领导下除了生产“飞马”外，同时还生产“工农”牌和“神龙”牌，每日产量已经高达2500多条，具有极大的优势。

八路军将士的“大鸡”烟

从构成来看，“飞马”是由新四军二师 和地方烟厂合作生产的，“大鸡”则完全属于八路军。

若是把香烟视为商品，那么“飞马”是成功的畅销烟；可从历史来看，“大鸡”曾是七大会议专用烟之一，享有独特殊荣。

早期抗战时，八路军战士抽过的香烟类型五花八门，有的是旱烟、有的就干脆用树叶来包，卷烟通常都是从敌人那缴获来的，具体品类非常繁杂，能抽到什么完全看运气。

一片片根据地建立起来后，情况发生了些许改变，原料供应也就比过去更加方便了，但烟草依然是紧俏货。

每到烟叶成熟时，不少同志会到农户家收购纸烟来供给部队，以及当作商品出售来换取情报、物资等，对敌斗争始终在发展，需要的卷烟数量也就越来越多，光从农户家收的话效率太低，难以满足需要。

还有就是香烟本就需要一个成熟的把控条件，但收回来的卷烟品质参差不齐，很难做到细致把控。

为了更好深入敌后搜集情报，也需要一个职业把控，八路军115师政治部考虑到当下所需后，就决定开办一家小型卷烟厂；鉴于当时山东的局势不容乐观，为了日后方便迁移，大家就把卷烟厂的位置选择在横沟村一位百姓的家中。

1942年冬天卷烟厂正式成立，初期的规模完全不能和南边的新群卷烟厂相比，因为烟厂里只有4个人，烟厂里的工具也只有一个卷烟木盒。

烟草卷好后会用利锯切割，连包装都没有，就把50支香烟做成一捆。

这种家庭小作坊式的卷烟厂主打一个“匠心”，外加产品原料好，销路打开的很快，工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使得工人数量渐渐增加到三四十人。

到了1943年春夏之交，卷烟厂迁移至沙田旺村，工厂的规模实现了进一步扩大，产品质量也在提高，为了能打开知名度，便给产品定名为“鸡”牌香烟，还有了特殊的烟标：图案底部为红色，中间绘有一只大鸡，周围则是一群雄鸡。

公司还下设专门的工厂部负责生产，营销部门和采购部门的“工人”真实身份都是侦察员，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除了要及时保证部队供应，同时要肩负着侦察任务。

形成了良性循环后，公司所生产的卷烟不仅能及时保证部队供应，缓解了战士们吸烟难的问题，还同时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利润。

1944年，军区后勤部发力支持烟厂生产，并创办了利华商行，主要负责产品销售与原材料购买，至此“大鸡”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生产体系，卷烟所用的盘纸、香精、香料等都来自上海、青岛等大城市。

广大军民的努力之下，使得“大鸡”的质量越来越好，每个月都稳定供应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寇投降前后则是“大鸡”牌背后母公司利华烟草公司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烟厂已经搬到了大店镇，这里的交通更为方便，也符合烟厂的实际需要。

光是从事生产的工人就增加到500多人，每日能够生产的卷烟数量达到2000条，已经能与新群一较高下。

更为锦上添花的是，八路军在滕县战役中缴获了两台卷烟机全部上交给公司，这下生产能力将会再上一个台阶；为了能充分运用好这些机器，公司还特意聘请了一位开机技师，给予其团级待遇，可这位技师研究了很久都没弄清楚机子怎么用。

就在此时，工人肖云亭挺身而出，他刻苦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开机技术，用这两台机器所生产的香烟不仅质量高，就连装潢也非常精美，能够制作10支装、20支装两种香烟。

为了供应七大，烟厂还特意用玻璃纸来制作了外包装。

和“飞马”不同，“大鸡”的总体生存环境其实要更加恶劣，每次敌人“扫荡”都会着重搜集有关烟厂的信息，烟厂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协助烟厂转移，大家生产时是工人、打仗时就是战士，机动性非常强。

这两家烟草公司都是我军战士们克服阻碍的成功典型，为抗战艰苦岁月中战士们的烟草供应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没有这两家烟草公司时，就连不少团级将领们都没有稳定的香烟供应，想要吸烟，那还得靠“八仙过海”。

即便“大鸡”、“飞马”都渐渐远去了，可那段特殊的岁月却不该被轻易忘记，战士们迷恋香烟，更多是为了缓解压力，每天都是生与死的考验，现在所提到的“香烟副作用”，对当时而言也是不值一提。

参考资料

1.张云逸与“飞马牌”香烟厂 芊芊 湖北档案

2.我国第一个军中烟厂诞生始末 张小雷 档案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