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朱永志

我的祖父朱永志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中国共产党建党人之一，他就是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唯一的养子黄元涛，本名朱永志。生于1909年，江苏省靖江县太和乡人，祖藉泰兴县高港区，六岁启蒙，读了四年私塾，1919年春节后，被一个裁缝师傅，带到上海，在黄金荣的要子林桂生开的布庄内当学徒。因能言会算，又知书识礼，相貌清秀。被黄金荣夫妇喜爱，加上幼小，被黄金荣收为养子。后黄金荣又送我祖父上了两年新式学堂，便让我祖父休学，留在身边作了跟班。那时期陈独秀在上海与黄金荣交好，黄金荣宴请宾客也请陈独秀。陈独秀曾想让黄金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黄金荣已有地位与名望，不愿再加入任何党派，但他还是介绍众多社会名人与陈独秀相识。因我祖父常去陈独秀家中替黄金荣跑腿，接受了陈独秀的很多救国思想，与陈独秀的几个儿子也合得来，特别是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对我祖父爱护有加，于是陈独秀背着黄金荣将我祖父介绍入党，当时陈独秀原拟定一百零八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举行建党宣誓大会。后有众多各界人士要参加，经陈独秀筛选，共有一百三十多人参加，我祖父也在其中，当年才十三虚岁，是建党盟誓大会中最年幼的一位党员。

在上海众多早期的共产党人都认识我祖父，也包括毛主席，那时毛主席任陈独秀的文书，1924年因陈独秀考虑到毛主席与妻子分居太久，被陈独秀按排离开上海去别地工作。

民国1925年，我祖父老家中无端惹上官司，他的父亲和哥哥相继去世，田地被卖，房屋被拆，只有母亲和嫂子艰难度日。我祖父知晓后，便立即向黄金荣辞行，黄金荣生气不许，就已断绝养子关系为胁，想挽留他。但我祖父执意回家，黄金荣无奈同意,，黄金荣已知道我祖父是共产党人，也知道养子心存理想，不贪富贵金银，美色。便将自已珍爱的两支英国造转轮手枪赠送给他，又恐我祖父日后闹出大事，给自已添麻烦，便对外宣称养子患肺病已病故。

1925年冬月，回到家乡的我祖父受党委派，担任了我党在江苏靖泰地区的农运会主席。由于当时他太年青，为了服众，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便由他的同窗好友李国珍配合，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就头套进口的人皮面具，戴上唱“老旦”用的白发和白胡须，化妆成白胡须的老者。很多家乡人基本不认识他，而且还是讲上海那边的江南话，他腰插双枪，因在家中兄弟中排行老三，过去人们避讳直呼别人姓名，同志们都喊他 “双枪朱老三”。后来被当地老百姓误传为“双枪朱老单”。1926年时他十八虚岁, 也被百姓误传为八十岁，后被人们传说成:有一个八十岁的白胡须老爷爷“朱老单”，在带领大家闹革命，一时名噪大江南北，威名远播。同一年他与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一起领导靖泰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并占领泰兴县城，陈延年与我祖父同宿一起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军派大部队来镇压，起义失败，为了抓领头人“朱老单”，国民党军看见白胡须老头就抓，可是世上哪里有白胡须的“朱老单”。

1927年夏天，我祖父奉命去江西九江集合，准备参加南昌武装起义，然而在九江集合的这支部队的人员还没到齐, 南昌起义就已经提前爆发了，后随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被国民党军打散，历尽艰难回到家中。

1928年，我祖父与我祖母结婚后，便用我祖母带来的陪嫁开始经商，当时老百姓用的都是洋货，便通过黄金荣从上海采购日用品回家贩卖。并在上海再次联系上了中央党组织。我祖父也是上海特别行动组成员，认识周翔宇(周恩来）、邓希贤等人。尤其是邓希贤，又名邓先圣（后改名邓小平），我祖父十二虚岁时还带着邓希贤一起到上海跑马场等地玩耍过，（邓希贤的父亲是重庆哥佬会的人，与黄金荣有交结，1920年邓希贤经上海去法国，就住在黄金荣家，那时邓希贤也只是个大一点孩子，黄金荣就安排与我祖父同睡一张床。）因我祖父常和邓希贤手拉手的出去玩，大院里的长辈还开玩笑，说他们是亲兄弟两个。（见《邓小平回忆录》有记载）

后来上海中央地下党就以我家为地下秘密联络站，在我家乡开展革命活动。许多老革命同志也在我家住留，中转去往全国各地。

当时长江下游沿江各个港口都有各地青帮控制，我祖父借助黄金荣在帮会的地位和影响。掌握了我县沿江，东到川心港，西到七圩港，六条主要交通港的管辖权，是我们这片七圩港码头分舵的青帮舵主。过往船只的过境费，税费均由我祖父安排手下人员收取，也给我本地的革命斗争带来了经济来源。而那些在港门码头依靠给商船上下货物的苦力兄弟，都属帮会管理，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这些人后来基本都加入了新四军和我军游击队，成了革命力量。

而当年和我祖父一起干革命的好友李国珍，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拉拢，做了国民政府太和乡的乡长。我祖父找他谈话，李国珍便对我祖父讲：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绝不背叛共产党。他还举荐我祖父当太和乡礼士桥片区的“大保长”，说：只要我祖父做“大保长”，以后乡里的任何事，都由我祖父说了算。而且他始终也没有出卖我祖父就是真正的革命英雄“朱老单”，他只知道我祖父在上海有后台，有“老头子”黄金荣罩着，更不知道我祖父是中央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站长。

李国珍举荐我祖父当“大保长”这事，我祖父在汇报了上级党领导后，那时我党革命处在低潮，上级领导知道了非常支持，等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得到上级领导同意后，我祖父便做了本乡礼士桥片区的“大保长”管理十三条圩（普通保长只可以管三条圩），也是靖江和泰兴及附近县唯一的“大保长”。这样我乡就成了我党的控制区。

1937年，日本人入侵上海，青帮总头领张啸林一家人，乘豪华游轮从长江来我泰兴靖西的“七圩港”，到我祖父的青帮分舵避难。他的大船停在江边，住在我祖父的分舵堂口数月，分舵在“七圩港”街上，有前后两进，六间大屋。期间张啸林正好过六十岁大整寿，他出钱让我祖父邀请我当地社会各界名人和官绅及各地帮会头领前来，给他贺寿，一下来了一千多宾客，加上抬轿的和车夫这些人，热闹非凡。席间张啸林高兴的对着宾朋陈词：“我自幼贫寒，在社会上拼搏了几十年，现在人前显贵，吃穿不尽，自古江湖强人没有哪个贺八十岁的，决定金盆洗手，从此退出江湖，安度晚年，请众人见证”。张啸林举行了金盆洗手和放生仪式，大宴宾客三日。张啸林演了这一场大戏后，带着很多贺礼回了上海。没想到他回到上海，没多久就投靠了日本人，违背民族大义做了汉奸。

后蒋介石出赏金让黄金荣寻找杀手去暗杀张啸林。黄金荣找我祖父前去商议，拿出蒋介石托别人带来的一屉黄金，约六十市斤，交给我祖父。让我祖父在接近张啸林时行刺他。

蒋介石找杀手去暗杀张啸林这事，我祖父急向我党上级汇报后，我祖父和上级商议，一方面让要求黄金荣赶快登报：“解散青帮，号召青帮成员拿起武器加入各地的抗日队伍，保家卫国”。防止大批的青帮成员投敌，一方面为了保护我祖父及我家这个联络站，上级党就让我祖父物色其他人选来为国锄奸。

我祖父找到他的结义朋友—林怀部，同在青帮习武时认识的，枪法极好，正好他在上海做苦力拉黄包车，起先他不愿意。我祖父拿钱替他安排了婚姻，并且拿钱给他母亲治病，给他家造房子，并且留了安家费，林怀部很感动，这才同意出马。我祖父再通过几个中间人，将林怀部介绍给张啸林当保镖，寻机刺杀张啸林。因黄金荣迟迟未对张啸林下手，蒋介石的手下红人“特务头子”戴笠知道了这事，便来找黄金荣。他想要这笔黄金，让黄金荣把这个刺杀张啸林的差事让给他做。黄金荣一贯处事不得罪任何势力，色厉内荏。于是叫人找来我祖父，我祖父把用剩下的黄金给了黄金荣，戴笠一看黄金少了，就敲诈黄金荣，黄金荣不敢得罪戴笠，只好自己拿钱补齐我祖父用掉的部分黄金，吃了亏，将蒋介石的这批黄金足额给了戴笠。后来还是林怀部将张啸林击杀。

1937年冬，日本人攻陷南京，屠杀中国人，长江下游江中浮尸塞江，江水都被染红。那时段，我祖父每天都组织安排手下人员将靠近岸边的尸体掩埋 。我祖父的大姐姐也嫁在南京城内，他担心姐姐一家安危，1937年年关脚下，也就是年底了，便乔装成老者去南京，白天从城门混进南京城内，找到姐姐家。由于南京遭轰炸，姐姐家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找到记忆中的地方，苦寻不得，又无人打听，只得在附近盲转。到接近黄昏时，才发现一人在废墟中翻找物件，便前去打听，把那人吓得要死。我祖父忙说明来意，那人才定下心来，原来他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姐姐家的邻居，现躲在城外，黄昏时乘日本兵不发现，从炸坏的城墙缺口处爬进来的，i回到家中翻找御寒棉衣，他认识我祖父的姐姐一家人，告诉我祖父，她们一家人已让日本人杀害光了，我祖父听后很伤心。

那人也是好心肠，他让我祖父跟他一起走，说：城门是出不去了，有日本兵看守，城门晚上也关了，只能从城缺口走。我祖父就跟着那人走。路上，他们经过一处日本兵临时住所，是一户普通人家，日本兵也不设岗哨，大门敞开着，视我中国如无人一样，十四个日本兵正在屋内烤火睡觉。我祖父经过后，便有了复仇的念头，故意放慢脚步，看同行的那人在前面走得与他拉开了一段距离了。突然回过头来到日本兵的临时住所，将随身携带防身的蒙香点燃抛进屋内，后进入屋中，拔出日本兵身上的刺刀，对着日本兵就刺，有好几名日本兵已醒来，只是一时不能动弹，都被我祖父全部刺杀。将这十四个日本兵杀完后，我祖父才解气出屋，此时身上的衣服如同血洗一样，满身满脸都是血，假须尽红，加上个高，好似关公一般。

同行的那人见我祖父没跟上，又回头来找，刚才一幕正好被他看见，把他吓得浑身发抖，呆如木鸡。我祖父忙拉住他赶紧离去，出城后那人头也不回，没命的跑走了。后来这件事也被传为神话，一直悬疑至今。

我祖父也曾经刺杀大汉奸吴四宝。有一次黄金荣在上海的街上闲逛，被吴四宝看见，黄金荣就在上海的大街上被吴四宝打了两个耳光，并推到。气得黄金荣捎信给我祖父，让我祖父即去上海，黄金荣以死相逼，要我祖父为国锄奸，去除吴四宝。我祖父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守候在吴四宝经过的路上向吴四宝打了两枪，子弹只擦伤了吴四宝的胳膊，因为吴四宝有日本兵和特务保护，所以离得比较远，加上吴四宝也机警，没打中要害。那些日本兵追来，我祖父边开枪还击边撤退。我祖父熟悉地形，后钻进胡同，在一个小弄里，把外面长衫脱了，连枪包在一起扔进一户人家天井院内，露出车夫的打扮钻出胡同，后机智脱身。（吴四宝早年在上海跑马场做马童时，有一次对着观众席的洋人小姐吹口哨，被黄金荣喝骂，并让我祖父夺下吴四宝手中的马鞭，打了吴四宝两鞭，我祖父那时也就十二岁的样子）。我祖父的出现让吴四宝再也不敢招摇过市，知道青帮开始对他动手了，天天躲在家中，不出门。后我祖父找到吴四宝家的厨子，厨子也是青帮门徒，说服了厨子后，给了一包蒙药与他，并答应在外接应他，只要里面一乱，立即带人冲入帮忙。

隔天中午吴四宝嚷着要吃面，厨子做好后端到了桌上，他把一整包蒙药全倒进了碗中。吴四宝吃的时候，面有点凉了，他吃了一口，觉得不好吃，便大发雷霆骂人。因吴四宝平时发脾气就有打骂下人的习惯，佣人和手下都吓得跑得躲起来了。吴四宝骂了一会累了，加上蒙药药性发作，便伏在桌上呼呼大睡。厨子急忙进屋来端剩面准备倒掉，见大厅内四下无人，害怕吴四宝醒来收拾他，就乘吴四宝睡着了，拔出小刀背后一刀刺中了吴四宝脏脾，吴四宝大叫一声毙命，除掉了这个汉奸。厨子立即逃出，我祖父就在门外等候，与我祖父会合后，然后厨子就扬长而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祖父在我们当地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公开担任农民抗日救国会会长。在靖江东沙、靖西、泰兴过船港等多地组建了农民抗日义勇联队，我祖父所处的靖西义勇军规模最大，我乡便成了中心区。国民党军当时能够给当兵的每月多少銄钱，我祖父也给多少銄钱义勇军战士，得到我当地广大群众的支持。老百姓都知道我祖父就是“朱老单”，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大名叫“朱永志”，义勇军战士平时在家干农活，有事招之即来，听从我祖父指挥。狠狠的打击了日本军在靖江、泰兴地区的据点，并出击苏南日本据点，与苏南太湖抗日支队，江阴长山的抗日支队，连成一片，我祖父指挥的这几支抗联队伍那时是我靖江、泰兴地区唯一的属于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我祖父是靖江、泰兴地区我党的职位最高的革命领导人。因我祖父姓朱，被日本人误认为是“朱毛”的部队，常常派飞机来侦查。 所建立的靖泰抗日革命根据地，为以后的新四军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革命基础。

1940年上半年间，陈毅、粟裕领导的部分新四军，被国民党军追击围堵，从江南转战到江北，夜里在我泰兴靖西的七圩港东边上岸，第二天早上在大圩头，向村民讨粮食，产生矛盾，被大批村民围住。那时兵荒马乱，长江边常有水匪抢劫，村民自觉的联社自保，所以村民家中都藏有武器，有的家中还有枪支，一呼百应。陈毅、粟裕及战士们被围，陷入绝境。那些天，我祖父正好在七圩港东边的青龙港门办事，住宿在青龙港边他的岳父家中，离七圩港那边不远。那天上午 ，七圩港那边一个手下眼线，赶来报告说：“七圩港东边有情况，来了有一二百名的新四军，因为向老百姓讨粮食，和村民起了冲突，被群众围住，快要打起来了。”

我祖父立即组织青龙港附近的很多手下人员赶去。上岸的部队正在被一些村民纠缠，一大群人围住部队，越聚越多，围了好几层，其中有一些不良分子在起哄，想抢枪械，并说这些衣着破旧的军队是“花子兵”。军队无法脱身。

粟裕和战士们那时又不了解地形，也听不懂我本地方言,急的没法。而且当时七圩乡国民党据扎的军队和民团部队一千余人，也已出动了，已经离事发地只差五百米不到，眼看要接上火了，对我军队非常不利。危急关头，我祖父和带来的手下众人，抢先赶到，冲上前去给部队解围。我祖父冲在最前，手挥皮鞭，鞭挞驱赶众人，群众很多认识我祖父的，知道是舵主，纷纷避让，我祖父冲开一条缺口。招手示意粟裕，并自己作向导带着粟裕和军队向东跑步突围，避免与国民党军相遇。国民党军军和民团部队追了一会，没追上，便没追。我祖父成功的救下了粟裕、陈毅和战士们，要是晚来一刻，粟裕、陈毅和战士们将全军覆灭。

我祖父将粟裕、陈毅和部队带到我太和乡和七圩乡交界处，柏木桥的附近，太和乡的一个小圩上，那里只有几户人家，非常荒僻，在是当时搞革命活动的一块集结地，比较安全，安顿部队住了下来。陈毅，粟裕对我祖父感谢不已，粟裕要和我祖父交朋友，并要我祖父帮忙弄些粮食给部队。我祖父很爽快答应了，便从“唐大圩”的一个大地主家里和自己岳父家中买来大米，和手下的几个同志用手推车，推了两车大米送给部队，还从附近群众家里弄了一些柴草给部队，让军队生火做饭。粟裕和陈毅，还有战士们都很感激我祖父，齐称我祖父为“大恩人”。粟裕问我祖父姓名，我祖父很喜欢粟裕的坦直与待人和气，因为是特殊年代，我祖父没告诉粟裕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我祖父只告诉粟裕，他是“大保长”,以后来这里有困难就找“大保长”，因为整个靖江和泰兴地区就我祖父一人称得上“大保长”，没有第二个“大保长”，双方还用姓氏猜了字谜，并互相保密。我祖父问粟裕准备去哪里，粟裕意向去北方与我军大部队会合，我祖父很隐晦的告诉粟裕：“我当地就有我党的军队，这里有现成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枪有枪，打仗用的物资直管找我“大保长”，在这边没有我“大保长”办不到的。”我祖父向粟裕提供了去高港、江都方向的路线图，并告诉沿途哪里可以宿营，还给军队找来了向导。当天粟裕和军队在我乡宿营，军队休整了一日后才离开。

后来陈毅和粟裕的军队，就在我泰兴驻扎下来，按上级决宝。我祖父把手上的军队交给陈毅和粟裕的新四军，不在担任军事指挥权，转而负职后勤，为我军提供军需。在苏中黄桥战斗期间，应该还是1940年，我祖父带着手下一些同志的去运粮，运弹药支前，匆匆的和粟裕又见了一面。当时正在战斗，打的激烈。我祖父到黄桥后，便被很多战士认出，战士们齐声欢呼：“恩人大保长来了”。一位战士忙带我祖父去报告粟裕，粟裕很高兴，立即出来热情的招呼我祖父进屋，坐下来喝水，粟裕一边看地图，一边和我祖父交谈，还给了我祖父一个放大镜一起看地图，询问了一些地理，国军的布置。谈了没一会儿，又有一个站士急匆匆进来报告说外面战斗吃紧，粟裕对我祖父说：自己出去一下很快回来，让我祖父等他。

粟裕出去后，当时我祖父就一人在作战指挥室看地图，别无他人，刚好有一发炮弹落在房屋后爆炸，震得屋瓦直落，我祖父忙跳到屋外。因这是机要重地，我祖父也不敢久留，想到同来的那些人还在等他，在粟裕没回来之前，就向门外的警卫告辞走了。匆忙间带走了看地图的放大镜，放大镜手柄上刻了一个“陈”字。

粟裕出去指挥战斗，等过一会儿回来后，看到我祖父不在屋里，后问门外的警卫员，说是走了，粟裕还急忙派人骑马来找。这时我祖父已走出一段路，不便再回来，就托来人传话，“下次再来看粟长官”。

抗战中期1941年上半年，刘少奇也来过我家住过。当时刘主席使用的化名“吴皓”，一行五人从南通来靖江，本来我祖父接到命令是在靖江十圩港闸口处，上午十点左右迎接他们。但在靖江敦义乡，刘少奇一行五人被国民党军拦下，上午十点南通那边联络员赶来汇报情况，让我祖父赶快去救人。因我祖父在我当地交际很广，跟国民党地方官和国民党军中很多军官交好，加上刘少奇一行几人又都是商人打扮，国民党军官见我祖父来要人，没费周折，就放人了。当时没人知道“吴皓”这几人真实身份，包括我祖父在内。在步行了六七十多里路后，当天夜里十二点过了，我祖父和刘少奇一行几人才到达我家中。

刘主席在我家里住了十五日，期间刘主席冒着大雨和我祖父一起到江边查看汛情，刘主席向我祖父详细了解了长江全年的潮汐和汛期，还有我当地的革命状况。

刘主席为人和气，住在我家那些天，刘主席帮我家挑水，喂猪，做饭，从不闲着，人真好。部队也常有同志着便装来看望刘主席，向他汇报工作。刘主席就在我家屋外旁的桐油树林内跟他们商议开会。我祖父从不打扰他们，只在外面担任警戒，15天后刘主席被部队来的很多军人接走了。他把在礼士桥街上购得的一件蓑衣留在了我家，因为蓑衣是别人的东西，我祖父从不让我们碰它，这件蓑衣我祖父一直保存到“文革”结束。

当时我祖父只知道刘主席叫“吴皓”同志，一直到解放后我祖父看到刘主席肖像，才知那人是刘主席，还有当时一起和我祖父参加接送的人，都说那人是刘主席，我祖父只说人与人长相相似很多，不作肯定。

1941年的下半年，我祖父包船从家乡去上海运物资回乡，在“上海十六铺外滩码头”巧遇从“皖南事变”突围而出的饶漱石，当时饶漱石已落难，露宿在上海街头，已蓬头垢面，狼狈不已，他来上海寻找中央地下党，又不知道在哪里。我祖父在很多年前就和他相识，也多次见面，饶漱石以前就到过我家落脚过。我祖父走路一向警惕细心，一眼便从路边坐着的流浪汉中认出他来，在特务众多的上海码头，饶漱石这样很危险，我祖父见后惊讶不已，赶忙上前拉起饶漱石，把饶漱石藏在用来装货的杋船中，并向上海中央地下党上级作了汇报。等船把货物装完后，把饶漱石一起带回到了我家中。

饶漱石在我家住了10天。他是一个“书呆子”，除了吃饭，手里都拿着书，也不多话，只是跟我祖父去街上理过一次发。在我祖父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取得联系后，我祖父将他护送去了苏北盐城，饶漱石挽留我祖父随军，可我祖父的任务是守卫我家这个秘密联络站，只能告别。

1942年，我祖父参加策划靖江保安大队的起义，他的表兄弟祝枝荣在保安大队做教导官。(祝枝荣解放后任铁二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该保安大队属汪伪政府和平军，我祖父经常劝他们弃暗投明，靖江保安大队只有几百条长枪，没有机枪重武器，不敢起义。

我祖父即去上海找黄金荣，黄金荣做走私军火的生意，通过黄金荣搞到两挺德国造机枪和弹药。我祖父就利用做买卖往返运货的帆船，在船底舱夹带机枪，弹药，上面装货，运到江阴黄田港，准备渡江。

因我祖父搞枪这事被靖江保安大队内部的一个叛徒出卖了，报告给了江阴那边的国民党军。我祖父的船被江阴那边的国民党军堵住，在搬掉货物后，从底舱搜出了机枪弹药。当时门牙就被国民党兵用枪托打落四颗，并被抓进监狱，严刑拷打，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枪是给谁的，从哪里弄得，我祖父拒不开口，牙齿被国民党兵全部撬光。拷打数日后，已奄奄一息。

我祖父被抓后，党组织获得消息，进行营救，黄金荣也出面托人打招呼说情。好在当时靖江保安大队还没有起义，靖江保安大队就出证明，枪是他们保安大队买的，送了厚礼给江阴那边的国民党军，我祖父被放出，机枪弹药也被靖江保安大队要回 。后不久靖江保安大队就起义了，成立了新四军“靖江独立团”。驻地从原来的靖江八圩公所桥，转移到新驻地靖西礼士桥北首。此地正是国民政府让我祖父管辖的地方，他正是该地的“大保长”。在靖江独立团历次战斗中，他无数次去上海为独立团搞弹药，军需，医药，并且为部队征粮征兵，提供情报，每次搞到的弹药优先送给粟裕军队，直留下少量给“靖江独立团”，我祖父原手下的队伍，年轻未婚的都加入新四军 ，其余的改编成了地方抗日游击队，分别属“靖江独立团”“泰兴独立团”统一指挥，和军队共同作战。另外我祖父还组建我地区的武装工作锄奸队，让自己的贴身警卫员担任我县武工队队长。并亲自指挥除奸惩恶、抓捕敌特，巩固靖泰根据地。且秘密担任我党地方上的执法会主席，所有靖泰地区抓到的叛徒、汉奸，敌特恶匪，都由我祖父审判处理。而他搞来的两挺德国机枪，在德国战败后，弄不到子弹的情况下，被闲置。在1946年“靖江独立团”在打完夹港战斗，胜利后，向上表功，因没有像样的战利品，不知是谁的主意，被冒充战利品挂上大红花，和其它军械一起送到了粟裕司令的新四军军部表功。后还得到了苏联共产国际的表彰，也就是有名的“夹港战役”。这一仗最大的功劳应归我地下暗线郭松怀，是他发现的战机，报告给的“靖江独立团”。他是我祖父的内侄女婿，他也是我祖父安插在江边的眼线。（建国后任贵阳矿山机械厂党委书记）

1945年秋，粟裕司令率领的新四军第二次从江南北渡长江，是在晚上秘密渡江的。由于当时国民党军在沿江边进行封锁，部队过江后只好隐藏在江边——北岸四墩子东边的大芦苇滩中，那时江北岸边到四墩子有一两里纵深的芦苇滩，很适合隐藏。国民党军在四墩子至孝化街，五公里长的江边布置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另外还有特务营，把在我沿江的各个港门去江边的道路都全部挖断封锁，在沿江第一条圩的沿线扎了竹篱笆，架了铁丝网、并在通航的港内也设置了障碍。只留下川心港门，在黄鼠狼埭的东边，设了一个卡口，是让当地商户和那些商船在此交易物资和老百姓走亲访友的一个通道。就在部队上岸的第二天清晨，我祖父早起，刚开门，一个藏在我家门外，浑身湿透，化装成乞丐的军队情报员（应该是夜里从川心港河内密潜出来的），他送来了一份万分危急的绝密情报：“血书”，字条上写着“江南来人了”。情报员见我祖父接到情报后，出门转身向西就跑走了，其它一句话都没说。我祖父把字条吃进肚里，早饭都没吃，立急出门向南赶往卡口，去江边方向。刚过卡口，没走多远就碰到了国民党巡逻的军队，押着两人经过，我祖父从走路的姿势看出这两个被抓的人，像是化装成百姓的行军打仗的军人，立即上去拦住大喊：“这是我的朋友，你们抓错人了，他们是来找我的。”国民党兵中的那个当官的认识我的祖父，知道我祖父是这片港口的“老大”。那段时间天天来卡口，指挥商船联系上下货物，帮助治安。见我祖父拦着要人，便把两人放了。我祖父把两人带到无人处，一问果真是两名我军的侦查员，与两名侦察员边走边交换情报后，其中一人便先去江边芦苇滩中汇报。等那人回来后，按计划，一起出了卡口，将两人带到我家，后一起去礼士桥街上买粮食。

那一年灾荒，粮食特别紧张，大米街上根本没有卖的，总共只买来四箩筐面粉，八九百斤左右。店家见我祖父买这么多，于是惜卖，好在其中一名侦查员身上带有十余根金叶子，才把面粉买回，并买了不少酒菜。而当天早晨送情报给我祖父的战士，在离开我家经过礼士桥街时，遭遇国民党军巡逻兵，枪战中牺牲了。

我祖父回到家后，和我祖母在家忙着做馒头，并将买来的烧鸡.鱼肉.蔬菜，做成菜肴，菜肴中我祖父还加了点蒙药。傍晚之前，我祖父将准备好的酒菜，一起和侦查员挑着，给卡口国民党兵送吃喝，晚上执勤的三四十个国民党官兵，一看我祖父带来好吃好喝的，高兴坏了，那时是荒年，老百姓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国民党兵也吃不饱，更何况还有鸡鸭鱼肉等肉荤。我祖父谎称：“今天的两个朋友带来了赚钱的生意，为表示感谢，请卡口执勤的官兵吃酒”。然后给这些国民党官兵灌酒，后自己又替下站岗的国民党兵，让国民党兵尽情吃喝。在他们熟睡后，我军顺利从卡口通过了封锁线。（那次我军是分前一晚和当晚，前后两批渡的江，就在同一晚全部通过了卡口）。

当晚军队临时宿营在我家屋后竹园里和屋旁桐油树林内，我祖父提供了伙食，吃馒头，这时我们的战士们都快两天没吃饭了，饿坏了，很多战士吃的太急，都吃梗噎着了，我祖父和粟裕忙着给那些战士灌水，他们才缓过气来。粟裕万万没想到，隔了几年，又见到了我祖父，而且是在我家中，惊喜万分！我祖父见到粟裕也很兴奋，粟裕司令在我家东边房间内与我祖父进行了长谈，讲到开心处，两人哈哈大笑，也没有休息。粟裕这时才明白我祖父的真实共产党人身份，是秘密联络站的站长。并从公文包中掏出了随身带的本子，将我祖父的名字记在他的记功本子上。我祖父大名“朱永志”，而粟裕司令因语音相近写成“朱云志”，巧我祖父也曾用名“朱云志”，便和粟裕司令讲了，粟裕觉得还是“朱云志”名字好，也没做修改。而陈毅司令当时就在我家堂屋中吃饭。

在凌晨一两点钟左右，部队从我家屋后的坝头，悄悄地出发，向北去了“毗卢寺”，粟裕司令最后一个走，他和我祖父还有好多话谈 ，战士来催了几次，我祖父便送粟裕司令出门，送了一里多路，走走停停，互相惜别。最后粟裕司令拉着我祖父的手说：“我们还会再相见，革命成功了，一定会来看你。”并拿出他自己的怀表硬塞给我祖父，我祖父坚不肯受，粟裕司令急了，要我祖父收下留个纪念，见物如见人，让我祖父不要忘记他。这件事，我祖父一直保密，也没跟地方上任何同志讲过，要被国民党知道，我全家老幼性命都不保。因为，国民党军也已经知道粟裕的军队要北撤，估计了北撤的可能路线，在四墩子沿江一线也设了重防，要拦截粟裕的军队。那时的靖江独立团看到国民党军势大，已经北移，避开了国民党军，靖江独立团内已有动摇分子，多亏情报送到我祖父手中。粟裕率领的军队犹如天降回到苏中解放区后，震惊了国民党军高层，蒋介石不知道粟裕军队如何突破封锁线的。

另外还有一次，我祖父带领家乡千余人去淮阴送军粮，加上苏北各县的运粮队伍，浩浩荡荡的行走在淮阴的路上。遇到粟裕率领的军队，正好急行军经过。粟裕看到了我祖父，欲和我祖父说话，刚一下马，就被众人围着握手，我祖父也被挤开，也没和粟裕司令说得上话。

1947年初，“靖江独立团”在和国民党军在“八字桥”战斗中失利，被迫仓促的撤出靖西区，进行北撤。

我祖父和县地方上的几个主要领导，安置不愿撤退的游击队员以及伤员，还要营救被俘虏的战士，错过了最佳的撤退时机。因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向北撤退道路，并开始抓捕我地方上未撤离的党员、干部。

在“靖江独立团”北撤前，我县地方党组织部，下来统计所有党员名单，让先行撤退的人员带走，我祖父也收到了党员登记表格，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没签字，因他知道，国民党特务很快也会得到这份名单，对以后的地下工作不利，而且我祖父的首要任务是守卫我家的这个地下秘密联络站,他还没有收到中央地下党上级的命令。后来国民党兵果然照单抓人，我祖父侥幸逃过第一批抓捕。后李国珍半夜报信，让我祖父快逃。我祖父在江边藏了一条小船，迫于形势，我祖父机智的反向去了上海，躲避国民党军的抓捕迫害。在上海呆了大半年，期间我祖父成功的和上海地下党，抓捕了一名国民党高级特务，从他身上缴获一支银壳勃郎宁手枪，我祖父的上级，中央特科负责人卢志英将这支枪奖给我祖父，作防身武器。大半年后，等风声过了，我祖父和卢志英一起回到我家乡，继续坚持革命。

1948年春，国民党战局不稳，全国解放已见曙光，不久“靖江独立团”也打回了靖江。我祖父即担任靖江县民兵联合指挥部的正指挥，指挥并带领民兵和军队一起剿匪，征集物质，直到解放建国前。

1948年冬天，卢志英化装成收皮货的商人，和警卫一行两人来沿江各地布置工作，在我家住了三日。后我祖父护送他们至高港和江都交界处，被江都的下一站同志接走。我祖父遵照卢志英指示：我军需要一些汽油。当时老百姓叫“火油”，属战略物资。我祖父便从家乡雇船装了二十头大猪，去上海卖，打算回头再装火油回来。由于资金不够，只能装一小船，没想到黄金荣知道后，也要搭伙做这笔生意，于是买下剩余汽油，搞了两船，因目标大，中途就拼了一个大机帆船，从内河运到江阴下港，路上到还顺利，夜晚又刮起东南风，我祖父一阵欣喜，眼见此次行动快要成功。便从江阴的下港偷渡长江。不料被国民党军的巡逻军舰发现，追赶上来，当时船已过江心大半，已经离江北岸不远了，船再行七八分钟的样子，就可进入芦苇荡，眼看被追上，巡逻的军舰已开枪射击。我祖父只好和船工们各自抱着船板，跳进长江逃生。

那船上的几百桶火油被国民党兵缴获，船后被点燃，并被开炮击沉，那船巨烈爆炸燃起了冲天大火。江北岸接应的人干着急，也没办法。后来我祖父在下游漂游上岸，那几名船工下落不明。我祖父因此背上巨额债务，因为买猪的钱都是借的。而我祖父那支银壳勃郎宁手枪，也被“靖江独立团”的政委贾成要走，因为是他把所有债主找来，做了工作，说我祖父是为军队做事，才欠的债。让债主不准问我祖父要债，他看中我祖父那支银壳勃郎宁手枪，作为交换才帮的忙。我祖父知道他的用意，一是自用炫耀，二可作礼物，因为这种枪只有国民党中将以上级别的人，才能有的配枪。再后来得知卢志英志在这次布置工作的行动中，于江苏六合的浦口那一带，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抓住，同年底在南京牺牲。渡江战役期间，我祖父为我军队征集很多粮食物质，渡江当晚亲自换下一名船老大，驾船运送解放军战士，比其他船多跑了几趟，运完部队，一早又去指挥部继续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上级军领导先打算让我祖父担任靖江县第一把手，我祖父自觉文化不够，于是缓拒，后上级考虑到我祖父在我地方上的威望，及长期从事执法工作并担任领导人，于是被任命为靖江县人民陪审员，并且被国家认定为终身人民陪审员，和县委书记一样配有警卫员。但在后来一九五一年的“肃反”运动中，我村数百名群众联名举报，一起告发我祖父是国民党的“大保长”“青帮头子”。并有一名妇女告我祖父强奸，其实她是我祖父回乡后自由恋爱的前妻，因她的母亲嫌弃我祖父家境败落，连住房都没有，睡的是窝棚，怀孕后是由她的母亲逼迫改嫁了我家本圩上的一个懒汉做填房，不久就生下了一子，她后一直怨恨我祖父。

工作组在审查我祖父时，发现我祖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和其他罪行，很多群众也很保护我祖父，只是没有人能够帮我祖父证明他是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后从1952年开始我祖父就被下放回家种地，从此成为一名普通群众。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告发我祖父是“国民党”，我祖父被定性为“顽保长”、“两面派”。我村“造反派”批斗了我祖父，一次如果不是我祖母送了家中唯一能下蛋的两只老母鸡给大队来的干部炖汤吃，恐怕就没好结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后（我祖父可能不知道他念念不忘的幼时的好朋友—邓希贤，已经改名“邓小平”），1979年左右，我乡政府有人来我家，口头通知我祖父：“给你平反了”。这时我祖父都七十岁左右了，但乡政府也没给任何工资补贴或安排退休养老，更没给恢复我祖父为共产党员。

1983年，粟裕将军重走他当年的行军路，一来到我县立即打听我祖父的下落，问我祖父这个 “老革命”现在哪里，我县领导没人知道这个“老革命”，后来到我乡打听，我乡领导也不认识。后我乡领导找来我家本圩上的一个原靖江独立团的战士，问他，他竟胡说，没听说过这个人，不认识。粟裕将军追问后，他又胡说可能早就去世了，反正他不认识。这个人原是“靖江独立团”政委贾成的警卫员，贾成和我祖父的表兄弟祝枝荣是姻亲，祝枝荣的姐姐嫁给了贾成（贾成后任四川省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贾成也是我祖父介绍入党的）。在“靖江独立团”不打仗，军队休整期间，因为亲戚关系，加上战斗需要和我祖父交流商议，而且我祖父掌管后勤和执法大权。他们两人常住在我家，两人轮流在营地值勤，他们的家属也常来我家看望留宿，“靖江独立团”最长休整有时达三个多月。就因为他们经常来我家，这个警卫员的母亲托贾成的一位亲戚帮说合，这位亲戚也住在我家本圩上，他才有机会做了贾成的警卫员。当时他还是一个无业，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而这个警卫员在后来跟随解放军大部队打到无锡时，被贾成任命做了无锡县公安局长，但没干几天，就开始强奸妇女，谋取利益。在一次强奸年轻姑娘时被群众抓住，扭送至政府处理，本要重判，后被贾成出面担保求情，念他年轻，被无锡县政府开除回乡。但他在我乡一直也以“老军人，老资格”自居横行。由于这个人是我本圩上的人，都说没有我祖父这个人，加上那时粟裕将军身体重病，说话都很吃力，被多人劝阻。也使我祖父失去了再次见到粟裕将军的机会，也失去了一位有能力直接证明我祖父是老共产党人身份的人。

直到1998年，我祖父九十岁那年，一个战争年代我祖父搭救过的一位老同志，身体不行了，打听我祖父还在，特来话别，得知我祖父一点政府待遇都没有，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很吃惊，因为国家早已落实了老干部政策，更何况我祖父这样在战争年代声名赫赫老党员，就谈到粟裕找过我祖父这件事，讲了经过。我祖父没想到粟裕将军还曾亲自来我乡找过他，1983年那时候都三四十年没信息了，我祖父也已经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以为粟裕将军早就忘了他，原来粟裕将军一直没把我祖父忘记，带着病体，守信前来找他，我祖父虽没见到粟裕将军，由是大赞粟裕将军是个君子，品格高。

在那位看望我祖父的老伯走后，已九十岁的祖父向我讲了他的一些经历，要我记下，并希望我陪他去上访。可我当时要出外打工，需养家糊口，又没证据，我实在不能陪他。于是我祖父他本人便再次去县政府上访，在2000年以后，大概我祖父虚岁九十二岁那年，我乡副书记看我祖父年老，又经常找政府，才给我祖父办了照顾，每月拿到了大概二十元左右的补贴。

2005年5月4日，我祖父逝世。享年97岁。

2020年冬天，我有一次去山东临沂，偶然在电视中看到了介绍粟裕将军的光辉历程，想起我祖父讲的和粟裕将军的过去，查到了粟裕将军简介，上面的内容，证实了我祖父当年的壮举，两次搭救粟裕将军和他带领的军队，我这才相信我祖父是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

二O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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