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想“复制”同治中兴：为何这场现代化的“嫁接”注定失败？

同治时期的中兴事业最终失败了。它以一个罕见的鲜明例证昭示世人：一个儒教社会，即使处在最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也不可能通过给它嫁接一个高效现代化政权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

然而，这些历经实践检验且已证明失败的政治理念，非但没有被庄严地埋葬，反而被政客们奉为圭臬。因为这些理念可以给政客们呈现出他们想要的一派辉煌前景，所以尽管这些理念遭到历史现实的无情鞭挞，变得腐败不堪了，政客们却还在赋予这些理念以时代内涵，使之重获新生，他们在事实证据面前坚持认为同治中兴是成功的，而且在其遗产中蕴藏着20世纪执政中国的关键要旨。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

作者：[美]芮玛丽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华章同人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作为新上台的中国统治者，国民党领导人通过研究中国的过去，寻求找到解决经济衰败、社会分化、政治无能以及武装暴动等问题的具体办法，而且，他们把同治中兴当作自己的成功模板。尽管国民党在其北伐革命等岁月里，曾把自己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继承者，但当国民党掌权后，却把自己等同于当时的清政府及其表面上的成功。

国民党的新政虽然在理论层面处处以中兴时期的政策为模板，但在实际操作中，凡涉及地方管理、军事领导、战略方针以及复兴儒家思想等问题，国民党都重视汲取中兴时期的教训。至于中兴时期在其他领域施行的指导原则——尤其是经济领域——几乎完全被国民党忽视。

在国民党看来，从理论上说，农业是国家的根基，但是，在国民党的理论文献中，缺少中兴时期强调水利措施、公共设施、降低田赋、控制货币以及着眼农民经济利益控制商品流通与投机行为等与此相关的政策文件。显而易见，国民党领导人并不赞同中兴时期领导者的有关儒家美德只有在农业社会才能得以繁荣、工业及商业会彻底扰乱传统生活方式等观点。国民党的预期是，新派儒家复兴运动应与商业和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齐头并进。正如“恪守儒家观念的”广东省长在与胡适之间进行的一次激烈会谈中所言：“在开发生产方面，我们可以使用外国的机器、外国的科技，甚至是外国的工程师。但是，在培养塑造人才这方面，我们必须从根源入手，而这些根源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古老文化中探寻。”

对于中兴时期在经济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先例，国民党采取相对忽视的态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民党对于中兴时期在地方管理上的某些经验，却给予了密切的关注。1930年，当红军在江西创建了根据地，当时的形势似乎对于国民党来说，要想最有效地重新夺回对根据地的统治权，只有运用曾国藩的三条基本原则：严格执行法律、恢复保甲制度和组织发动乡绅。

蒋介石及其他领导者一再重申这些原则，并通过反复的努力，想把它们贯彻到实践当中。从逻辑上讲，具有充分理由的是，他们试图巩固士绅的社会地位。不仅恢复了中兴时期士绅享有的旧特权，而且增加了新的特权，借此希望士绅可以再次发挥其维持当地秩序、灌输教化农民的传统角色作用。

在国民党关于地方管理的计划中，与重新恢复士绅阶层地位作用同等重要的是，恢复以集体承担责任为宗旨的保甲制和与之相关联的团练制。国民党仔细研究了清政府关于保甲制的论述，将这些论述制成手册，重新下发给基层使用，以便指导部队军官和地方官员落实保甲制，在落实过程中，国民党尤其注意“坚壁清野”作战方针，该方针是在当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被首次制定并运用于实战的。在国民党重新下发基层使用的汇编手册中，强调指出在组织村庄防御作战时，保甲与团练必须相互配合、协同行动，一个负责防范在作战地区出现的叛徒，另一个负责抵御敌人从外部发动的进攻。采用这种作战方法，“穷人负责出力，富人捐助钱财，各家各户结成一体，形成大规模作战集团”。国民党指出，最终形成的这种作战部署，恰恰是这个制度的精髓。国民党显然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清政府的观点。该党领导人下令全面重新建立的，恰恰是该党作为革命分子时曾经予以痛斥的保甲制，而保甲制在运用过程中，尤其注意针对共产党活动频繁的区域。

国民党以中兴时期为榜样，密切效仿的第二个领域，是军事领导及战略问题。自从1924年蒋介石首次使用蔡锷所著汇编作为黄埔军校教材时起，就一直敦促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要学习中兴时期领导人的生平事迹。正如蔡锷的论述及其他人反复评价的那样，中兴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名优秀统帅的必备素质是：（1）集体责任感，以及由此衍生的对军队权威的维护；（2）无惧死亡；（3）淡泊名利。蔡锷指出，尽管西方人珍视军人中的天才，而曾国藩、胡林翼则强调军人的心地善良，从而能把一个灾难性的叛乱年代，改造成一个不朽的光辉时代。

很显然，国民党为了努力在地方管理和军队事务方面效仿中兴时期，需要通过一场深入持久的运动来复兴儒家思想，于是，一场运动便随之启动了。这场运动采取了多种形式：曾国藩的著作被重新翻印，成为学校里的指定学习书目；公开举办儒家的各种典礼仪式；大量有关传统美德的书籍和文章，经印刷出版后如潮水一般流向社会；推举专家教授发表关于维护中华文明遗产的宣言；举办了一场由政府下令督办、由“国民革命的摇篮地广州”发起的、辐射至全国的“阅读儒家经典书籍”运动。自由发表评论的民主声音可能会有些严厉刺耳，但胡适被驱逐出广东省，还被威胁着要剥夺其公民权，仅仅因为他发表了一篇反对“阅读儒家经典书籍”运动的讲话。一些左翼人士撰写的小册子和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论述文章为根治国家存在的顽疾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国民党为了抵制这些小册子和论述文章，把专门用于群众普及版本的儒家传统著作大量发行并投放于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一些内容与儒家礼仪教义有冲突的书籍被政府定义为禁书。

随着这场复兴儒家经典运动的兴起，也就出现了它的必然结果——一场阻碍现代人文及社会科学教育的运动随之呈现。这场运动的发起者认为，由于国学是教育的根本，需要从西方借用的教育内容只有自然科学和技术。对此，胡适和蒋廷黻发出警告，这是一种朝着已被历史所证明为不切实际的中兴时期教育模式的倒退，但是，国民党领导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同治中兴的成就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根据蒋介石的观点，掌握一点儿自然科学知识或许有用，但国学教育如同中华文明一样，具有一种特殊的基本特征，通过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的思想观点及其著作，这些基本特征就能得到最为妥善的维护。

国民党发动的这场新派中兴运动，完全就是一个凄惨的败局，其悲惨程度远甚于它所努力效仿的同治中兴。地方管理没有得到恢复，部队士气也没有得到提振。实际上，国民党没有采取过任何试图恢复儒家社会经济的努力措施。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没有得到任何复苏。

本文摘自《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1862—1874）》第十二章中兴的遗产，内容略有删减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