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母亲送上刑场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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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时年16岁的张红兵（注：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是“文革”开始后自己改的）写了封检举信。

为了表达忠诚，他将举报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

骇人听闻的是，他检举的是自己母亲。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

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 她被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处决。

十年后的1980年7月，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说“永远不会饶恕自己”，并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认定为文物，被当地机关驳回。

他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2013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以败诉告终。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他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2013年，官方记者曾为此事和张红兵有过访谈，现摘编如下：

(1)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记者：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文革”相关文章。

当时意识到，很多人对这段历史不了解，我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记者：当年你父亲和你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

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

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记者：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

我的父亲被划为“走资派”后，经常挨批斗，被人拳打脚踢。

我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判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母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

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记者：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

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记者：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

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记者：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

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

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咔咔作响的声音。

(2)“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记者：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但这事不能怪xx，又不是xx让我不认爹和娘，我纯粹就是想立功表现！

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

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但当时很庆幸，幸好这个反革命是被我们揪出来的！

记者：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自豪！

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组织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

我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记者：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我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

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

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记者：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不但是为了自保，还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

当时激进的政治表现，可能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还是白费心思，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3)“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记者：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的缘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已经没法正常交流。

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

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记者：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

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何尝不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

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记者：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

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害怕她突然消失。

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

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记者：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

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4)“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记者：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文革”结束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

但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

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遇到麻烦了，非但当不了英雄，还可能被当罪犯！

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记者：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

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

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

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

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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