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所谓优秀的裁判文书，建立在准确、严谨的基础之上，但也不宜“千篇一律”，排斥带有法官特色的说理风格
“《礼记·曲礼》有云：‘百年曰期，颐。’意思是说，人至百岁，饮食、居住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子孙晚辈照养，故‘百岁’又有‘期颐’之称。”“《管子·戒》曰：‘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本案各方当事人生活条件并不窘迫，如果各方均能念及故去亲人，怀旧情而弃前嫌，顾大义而舍小利，则桑榆非晚、颐养有期。”
看罢上述这些文字，人们恐怕很难相信，竟来自一份裁判文书。据媒体报道，近日，北京高院法官周波的这份文言文风格裁判文书，引发网友热议。
其实，从技术规范性角度来说，这份裁判文书并没有什么问题。一般来说，司法裁判文书必须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等规定的技术规范标准。审视这篇裁判文书，“严格遵循了民事裁判文书样式的规范要求”，并没有粗疏错漏等“硬伤”，无疑是过关的。
人们之所以热议这份裁判文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的释法说理有些文言文化。对此，有的网友提出疑问：“如果当事人文化程度不高，能看懂吗？”“裁判文书要求简洁，这符合要求吗？”
说实话，对于《礼记》《管子》等经典作品，并非人人熟知，“桑榆非晚、颐养有期”等文言表述，也并非人人理解，但这份裁判文书提倡中华传统美德和孝道思想，所表达的观点、传达的讯号，却是再清楚不过。对当事人而言，一份带有文言文风格的裁判文书，可能有点晦涩难懂，但也说不上“对牛弹琴”“曲高和寡”。
不错，裁判文书需要简洁明了，力戒冗长拖沓，但释法说理的过程，并非“画蛇添足”。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提高人们对裁判的可接受性，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这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发挥裁判的定分止争和价值引领作用。对当事人来说，如果面前摆放两份裁判文书，一份“浅尝辄止”，另一份“悉心讲理”，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理智上，人们恐怕都会对第二份更有好感。
至于释法说理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除了“要立场正确、内容合法、程序正当”等基本要求外，还提出“要讲究文理，语言规范，表达准确，逻辑清晰，合理运用说理技巧，增强说理效果”。其中，“合理运用说理技巧”应该也涵盖了文言文风格，这也是“增强说理效果”的一种方式。
而且，从业内和学界的反映看，周波法官的这份裁判文书，已被归入“优秀”行列。据报道，该份裁判文书获得了2023年北京法院优秀裁判文书一等奖。有关专家也点评称“整篇判决文采斐然”。但对于当事人以及广大公众而言，对文言文风格的裁判文书，是否同样给予这样的认可和赞扬，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份裁判文书引发热议，说明还有一定的争议性，也将如何更合理地评价裁判文书，不无尖锐地摆在了司法机关面前。
裁判文书是“行走的法律教科书”，是公平正义和司法公信力的承载体。所谓优秀的裁判文书，建立在准确、严谨的基础之上，但也不宜“千篇一律”，排斥带有法官特色的说理风格。前几年，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起离婚案件的一审判决书，因为“散文”风格受到多方好评，同样说明了“优秀”的裁判文书，并非一种面孔。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柳宇霆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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